京都可以説是領導日本復興的縮影。以前的人口只有幾百萬人，而現在將近一千二百萬人。
就像紐約、巴黎都是大都市，大都市如何讓人們容易在這裡生活下來，那就需要基礎建設。在復興期，建設重點在吃、住、穿方面，等到這些充實之後，居民意識就會轉換，他們開始要求修道路、建公園，這便是居民意識的覺醒，成為推動的力量，加上政府、民間兩股力量整合，終於成為今日東京復興的根本力量。
復興的力量
復興要有復興的環境，最重要的是當政者，不論是國家領導人或地方執政者，必須要有先見之明，要把東京都這個都市帶往那個方向去。怎樣達成這個目標，必須要有理想，然後配合居民意識的提升，把這個理想貫徹下去，不管是東京都的行政，還是一個國家的行政也好，大體上都是這樣來做的。
但是，除了這個理想以外，還必須要配合財政及各種因素，才能貫徹理想。當然，有熱情的當政者非常重要，如歷屆的知事(巿長)都非常優秀，他們各有各的特徵。例如，前東京都知事美濃部達吉，他的特徵就是很重視福利措施，以充實福利做為吸引人的地方，所以東京都福利事業領先全日本。美濃部知事時代以硬體設備為主，但現在的鈴木知事則以軟體為主，他更以財政為工具，以長期觀點來建設東京。
東京都不是一個獨立國家，東京都是日本的一部份，因此，發展東京都的同時，也必須考慮到其他日本都市的立場。東京的發展就是日本的發展，從長期的觀點必須這樣來看。現在有許多必須要解決的課題，必須要勇敢的決斷，必須要有先見之明，必須要有平衡感。
例如，歐洲的社會資本形成已經很高，日本有錢，但是無法與歐洲相比。戰後，日本東京都居民，公園面積平均一人是二平方公尺，現在是四平方公尺，將來希望能達到六平方公尺。但是歐洲公園比日本大多了，道路比例、面積，比日本大，歐洲下水道百分之百，東京是九二％，如果連多摩地區包括進去，則是八〇％。文化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整個社會資本，日本都無法與歐洲相比。
日本公民對文化的看法有很大的差異。大部份文化是從中國學來的，雖然有些是固有的，但只是少數，要形成自己的文化，需要相當長的歷史，這需要國民意識的自覺性，所以整體來講，文化無法達到歐洲的水準。
大深度地下鐵
另一種平衡是財政的。東京没有民營的地下鐵，地下鐵全是公營的。這有兩種，「營團」是日本政府和東京都政府一起出資的，「都營」的完全是東京都的資本。昭和初期，日本政府要東京都政府來做地下鐵，但是没有錢，為了向民間爭取資金，所以組「營團」。「營團」是半官方半民間的組纖，但以重視營利的角度來經營，所謂「採算」，必須平衡不虧本；「都營」則必須滿足民衆的需求，它不一定合算，但不合算的地方，都營還是要做。
土地取得大部份利用公有土地或道路下面來建，如果非得經過民間，則用買的。
地下鐵通過民間的部份，都在很深的地方，大概地下十層樓以下，因不影響建築物，所以大部份都可用金錢來解決。
最近日本因土地上漲，很多幾十億的公共工程在施行時，土地費佔九九％，工事費只有數百萬，現在這個大問題，日本政府正研究如何利用大深度地下四十至五十公尺深度的使用權。
日本所有權規定地上所有權及於地下一百公尺。但現在日本政府想把這個制度廢除，為了公共目的，可以讓公共工程自由使用地下深度，這個法律名稱的意義，那就是地下大深度如下水道、地下鐵、電氣、電話可以自由利用。但目前建設省、運輸省、通產省、郵政省，負責管理的有關單位尚未達成共識，所以法令只好再延期，若能解決，可以加速公共工程的推動，但因泡沫經濟崩潰以後，推動此法案的人便減少了。
東京的難題
等東京膨脹到今日的程度，問題就開始產生，東京的一千二百萬人口是否真正都滿意自己的生活，都生活得很快樂，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走到外面一看，到處交通阻塞，高速公路變成低速公路，各種扭曲現象都出籠了。比如連續下雨一個禮拜，東京就有淹水的窘況。
東京可説已走到了窮途末路，面臨的課題是過度集中，使東京變成難以居住的環境。由於國會、政府機構、大公司總社、外國公司都集中在東京，因而造成這種現象。現在輿論都在呼籲，如何將政治中心向地方轉移。
這需要有擔當的市政當政者，去關心東京的適當規模；更需要有勇氣的當政者，根據科學資料，明白指出東京的經營，只能容納這麼多人、這麼多車。也唯有這樣才能恢復東京的適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