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夢百老匯

數字也説著同樣的事實：紐約坐擁一五〇家博物館、美術館，其中包括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的「大都會博物館」、擁有高更、梵谷、畢卡索傳世巨作的「現代美術館」、及以建築與收藏齊名的「古根漢」、「惠特尼」。總計超過四百家的畫廊、二百五十家以上的劇場，也都數冠全球。而每年二萬一千場以上的各種藝術表演，更是睥睨世界，比排名第二、第三的倫敦、巴黎高出許多。

紐約已被公認是二十世紀全球藝術、文化之都。

今天，所有來紐約的觀光客中，有六〇％是為了這裡的藝術文化活動。紐約文化局長坎索(Luis Cancel)就驕傲地説：「世界上還有那個城市，可以同時舉行馬蒂斯回顧展(現代美術館)、馬格里特回顧展(大都會博物館)、紐約愛樂一百五十週年音樂會、俄羅斯前衛藝術展？」

紐約究竟憑什麼，從十九世紀的巴黎手中，搶得世界文化藝術之都的寶座？

不再是生產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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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美國霸權帶來的經濟力、媒體力，是紐約在往後四十年間，藝術資源及形象暴漲的主因。

富裕的資本家、中產階級在政府政策的導引下，更大力參與藝術、文化打樁工作。洛克菲勒、古根漢、惠特尼等家族都在賦稅抵減政策鼓勵下，大量挹注資金與收藏，為紐約的文化發展提供軟、硬體。再加上龐大的媒體宣傳力量，「自然塑造了紐約的『第一』形象，」中央公園前陳舊的辦公室裡，紐約文化局長坎索比起手勢興奮地説。

真正讓紐約成為全球藝術主流的，則是經濟與媒體力量灌注下成長的五〇年代紐約本土藝術——以反形式、即興、動感、自由、打破傳統美學規範、刺激新的洞察力為本的「抽象表現主義」。「美國產生了強烈的自覺——我們不再只是個重視物質的生產部隊，我們也具有內在的知性能量，」以倨傲聞名的蘇活「哈里斯畫廊」(O.K. Harris)創辦人卡普(Ivan Karp)説話時，高十餘呎的辦公室中，瀰漫了紐約式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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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年代接續而起的「普普藝術」，更將紐約推向巔峰。可口可樂、瑪麗蓮夢露等象徵都市消費文明的影像，隨著安迪．華荷(Andy Warhol)等著名普普藝術家的作品，縱橫全球。

這些藝術理念，橫向切入其他藝術、文化領域。一時之間，紐約創作活力大發。反傳統、僵化的「外百老匯」及「外外百老匯」中，充滿了最具顛覆力量的前衛劇場、環境劇場等。

除了藝術思潮的橫向刺激之外，下城的格林威治、蘇活；中城商業區的百老匯；上城的卡內基、林肯中心及博物館帶之間，更有種縱向的聯結。

波希米亞前衛氣息濃厚的格林威治與萌活，正是百老匯商業藝術，以及上城精緻文化的苗圃。

「蘇活及『外外百老匯』是紐約這個文化之都得以持續前進的動力來源，」著名的「村聲」雜誌(Village Voice)藝術版主編麗沙．甘迺迪(Lisa Kennedy)觀察道。

「歌舞線上」就是一個經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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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城格林威治村破敗的小劇場裡，「外外百老匯」教父巴普(Joseph Papp)與一群演員發展出來的一齣實驗劇，意外地大獲觀衆激賞，不多時，立刻躍上百老匯商業舞台。票房價值確立之後，當然又為好萊塢商業電影體系吸納，「歌舞線上」於是出現在全球大銀幕上。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

甚至連演藝人員，都有這樣的縱向聯結關係。當今影壇耀眼巨星達斯汀霍夫曼、梅莉史翠普、威廉赫特，都是出身外百老匯。名劇作家尤金奧尼爾，也是以格林威治為基地、外百老匯為實驗場，闖出全球聲名。

直至今日，在好萊塢揚名立萬的大明星，仍不斷回到百老匯、外百老匯接受演技的磨練、舞台的洗禮。今年出現舞台的，就包括艾爾帕西諾、葛倫克蘿斯、潔西卡蘭芝等燿燿巨星。

源源不絕的創意輸血，固然維繫了紐約的動力，但外百老匯及「外外」的生活，卻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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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自己還會重拾木匠的工具，」正在外外百老匯極負盛名的「喇媽媽劇場」中(La MaMa)排演一齣實驗劇的波特(Edward porter)，是紐約大學的表演藝術碩士，最近又得兼做木工以維生計。外百老匯演員中，當女侍、開計程車、甚至領救濟金的，比比皆是。

到處充滿機會

站在曾經培養出勞勃．狄尼洛的「喇媽媽」東四街七十四號門前，仍能依稀看出原有肉品包裝廠的規模；巴普所創「大衆劇場」(Public Theatre)拉法葉街的地址，原來也是間廢棄的圖書館。格林威治、東村街旁破舊的老教堂、倉庫地下室，都可能藏有外外百老匯的小舞台。

紐約的可貴之處，就是到處充滿表演的機會與空間，無時無刻不在孕育著各種藝術創意。

即使精緻藝術也不例外。「這種衝動，無法用言語來解釋，」熱愛音樂的布魯姆夫人(Olga Bloom)退休後，竟將自己的房屋抵押，四處奔走，在布魯克林橋下以一艘小遊艇改裝成一個別致的「水上音樂廳」(「Bargemusic」)。

星期天下午，旅居紐約的小提琴家胡乃元剛表演完畢，他站在微微搖晃的音樂廳中説，這種私人贊助的場地，「為紐約衆多的音樂家，提供了除卡內基廳以外的表演空間」，壯觀的曼哈頓摩天樓群，也在舞台後的大窗外微微搖晃。

生活現實固然不斷催逼著藝術家們，但紐約崛起為全球藝術重鎮，竟也拜低廉房租之賜。

有人形容紐約下城的街道，像個打散的棋盤。

格林威治蜿蜓的街道間，到處散布著前一世紀有錢人逐繁華北移，遺留下來的優雅磚房。它們就成為本世纪初，歐亨利、奧尼爾等紐約文人及五〇年代「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的大本營。十九世紀末輕工業撤退後，蘇活區空出的大批寬敞、挑高的鑄鐵庫房，則又剛好滿足了阮囊羞澀的六〇年代前衛畫家發展巨幅創作的需求。

然而，在聚集了文人、藝術家後，興盛的商業活動也尾隨而來。較早發展的格林威治村，就在熱鬧的人潮及高漲的房租中逐漸變質。

逐低廉房租而居的窮藝術家們，只得在廢棄的蘇活、東村，尋覓新的伸展基地。

為了保留紐約的藝術創作空間，紐約市政府隨即以「Loft Law」等建築法令，規定蘇活等地的某些庫房建築，僅准從事藝術創作者遷入， 同時更限制房東調漲租金。

法令難敵商業紐約？

從積極面看，紐約藝術家除了私人企業贊助外，也一直享有聯邦、州及市政府的各級補助——從工作室、表演場地津貼，到演出經費、創作材料的提供。「影響紐約藝術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國家策政，就是美國總統，」帶著典型猶太人幹練的神色，哈里斯畫廊主持人卡普的語氣中並没有玩笑的成分。

法令保護終究難抵「商業紐約」強大的滲透力。大量餐廳、精品店、以及喜歡享受波希米亞式浪漫的紐約客仍然紛紛進駐蘇活，甚至第一家觀光旅館，也將在今年出現。新的藝術家不再能夠擠入這個已成觀光重點的藝術聖地，紐約的創作活力，是否終將窒息？

「不一定要身在蘇活才能創作，只要還有地方、有顏料，那裡都一樣，」來自日本的畫家佐藤正明在蘇活外圍的工作室中，並不憂慮地説。

事實上，蘇活附近的東村、翠北卡、甚至布魯克林，近年又都已蔚為藝術家群居之地。紐約的藝術活力，無時不隨著房租而靈活遷移。

受經濟衰退重創，紐約政府、民間在藝術上的資金投入，也相對減少。世界文化藝術之都的地位，是否將為東京、柏林的活力取代？又是另一個問號。

坐在百老匯劇場人士往來頻繁的牛排酒吧中，剛下戲的百老匯劇場服裝師柯蘭(Jim Collum)也不以為意地指出：「過去(經濟不景氣時)也常有人斷言百老匯即將死亡，但事實卻從未發生。」

雖然，大都會博物館某些展覽廳因經費不足而暫時關閉、百老匯票房風險更高、蘇活畫廊多少壓抑了培養新秀的冒險心、年輕藝術家必須逐房租而繼續四處流竄，紐約人的口氣中卻聽不出悲觀與落寞。

紐約的文化活力，一向也就蘊藏於紐約人的自信與衝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