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中共「大躍進」時期。近三萬名民工,從上鋼十廠東側的宿舍,魚貫走進佔地近五千坪的粹火爐廠區,揮汗進行一整天的勞動。
五十年後,同樣的路線,甚至近乎相同,只是經過設計師巧思改造翻修的建築。衣衫襤褸的民工換成三五成群,打扮新潮的白領;簡陋宿舍換成廣告公司;挑高超過十五公尺的粹火爐廠,換成上海規模最大的城市雕塑藝術中心。單調重複的勞力工作,則換成伴著一杯咖啡,欣賞雕塑尋找創意靈感。
五十年前的民工,耗盡體力,換來一噸噸鋼材。五十年後的白領菁英,則用商業獲利的一部份,以公司租金的形式,間接維持這一片對外免費開放的純藝術園地。
這是改建自上海鋼廠的上海文創新亮點「紅坊」,於一個園區內,嘗試在上海最發達的商業和相對弱勢的藝術間,找到連結的新模式。
「我把它稱為封閉式基金,」紅坊的策劃者和經營者,紅坊文化發展公司總裁鄭培光微笑說。
他解釋,總佔地超過五千平方公尺的紅坊,約三分之一是商業區,三分之二是藝術空間。紅坊的藝術空間,展覽館免費開放,進駐的國際級畫廊,則收取遠低於行情的租金。
但紅坊商業區內的租金,卻是上海各大創意園區中最高的,目的是用來「投資」這些國際級藝廊和公共空間,用以維持住創意園區的文化特色和水準。
吸引八五%外商公司
「在現在的中國,要維持純藝術空間,還是需要靠『養』的,」鄭培光如此說服業者,但負擔額外租金成本,換來的是進駐業者的品牌形象。同時就近與國際藝術家、藝廊相鄰所衍生的合作創意,更是無形附加價值。
「紅坊封閉式基金」的嘗試,已經有實際的成績。紅坊第一期約八十家商辦空間,在短短一年內全數出租。而進駐紅坊的企業,八五%是外商公司,包括日本博報堂、美國李奧貝納等知名廣告公司。
上海紅坊與台北華山藝文園區在○六、○七年,先後採取國際目前流行的「政府出地、民間經營」文創園區BOT模式進行招標開發。但三年下來,紅坊如今已經做出成績,華山園區的招商,卻仍圍繞著「發展文創還是圖利財團?」「什麼樣的公司才符合文創公司?」等爭議,進展始終不順利。
鄭培光認為,其實在業者經營模式的背後,政府對文創園區的政策,更是發展文創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全由政府做主,文創園區會死氣沉沉,但全由民間做主,卻可能變成像北京七九八或過去的紐約SOHO區,畫廊變餐廳、工作室變酒吧,空有文創之名,卻日趨商業化,」鄭培光一針見血地說。
他指出,上海市經過十年的摸索,如今已經發展出一套相對有效的產官學平衡模式。政府先參考學界意見,針對不同舊廠房特性,設定文創園區的主題,同時詳加規範純商業機構、純藝術和公共空間的比例,再公開招標。民間開發商則自行評估招商策略。如此可以避免「掛羊頭賣狗肉」的文創園區,也不致讓業者無利可圖。
有了硬體,內容更是關鍵
目前上海以工業設計為主的「八號橋」,以視覺藝術為主的紅坊,或者張江工業園區的動漫畫中心,都是政府主導下,民間自主發展的文創園區代表。
「但不論上海或中央官方,要因此宣稱文創產業已經開始高速發展,還遠遠太早,」鄭培光已經將眼光看到下一步。
他認為,目前上海文創園區的模式,只是解決了文創產業在土地利用上最基本的硬體問題而已。但在軟體層面上如人才培養、或藝術交易市場的配套上,仍遠不如台灣、香港。
當上海的文創園區在政府戰略性的扶持下,紛紛急起直追。擁有豐富人才資源和自由環境的台灣,政府喊出「五大文創園區」的口號,至今仍看不到具體成果。紅坊背後,是上海文創園區政策的成功,值得台灣借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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