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九○年代美國相當熱衷「政府再造」議題,台灣也喊了十年的「政府再造」,究竟政府再造的精神與目的是什麼?
答:一九九二年柯林頓開始執政時,許多民調數據顯示,美國人對政府信心低落。政府的效率與效能,影響人民對政府的支持。人民必然不希望看到政府花了錢,卻什麼也沒完成,或是成效不彰。柯林頓與高爾因此從事政府再造(government reinvention),希望能有效提升政府績效,提供人民好的服務,也吸引人才進入政府服務。
美國負責換發駕照的運輸部門,長期以來服務品質惡名昭彰,經常要排隊等上幾個小時,一直是美國行政體系的笑柄。
為了符合成本效益,美國政府近年將愈來愈多的服務外包到民營機構,他們服務好、效率高。但涉及國家公權力行使業務,像是租稅、軍隊、警察、法官等執法單位,就不應該外包給民間。
一九九三年,柯林頓克服許多困難實施增稅,來實現政府再造與克服財政赤字,還對政府部門進行裁員。政府再造的精神在「把人民當顧客」,將政府文化從官僚轉為顧客導向。結果顯示,柯林頓不只提升政府績效,也提升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我認為這是美國各層政府最顯著的發展之一。
顧客導向之外,柯林頓政府模仿民營部門實施績效評估,制定國家績效評估(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目的在使政府更有效率,成效更好。像是兒童健康計劃的推行,政策實施過後,立刻進行測量,兒童是否變得更健康?
以顧客為導向的服務精神,也要對人民進行調查,以了解政府的服務品質是否真有改善?
問:可以給我們一個績效評估制度的成功案例嗎?
答:紐約市警察局的「Compstat制度」是績效評估最成功的例子。當時紐約市的犯罪情況難以控制,一個來自猶他州的摩門教家庭,在地鐵被割喉,成為重大的社會事件。治安改革,成為朱利安尼市長的第一要務。「Compstat制度」要求轄區主管對該地區的犯罪率負責。他們必須在特定時間內降低犯罪率到某一目標,同時他們也擁有更多主導權,擁有更多資源,不過,如果轄區主管面臨無法達成目標時,也可能有被撤換或降職的風險。
紐約市的犯罪率在九○年代的確下降許多,朱利安尼市長因此聲名大噪。「Compstat制度」也獲得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創新獎,其他城市起而仿效。
問:在美國,行政是否會受到政治的影響?政治應該影響行政嗎?又該影響到何種程度?
答:在美國有許多這樣的例子。我們對選舉捐獻嚴格控管,但是私人企業不會放棄選舉捐贈的大好機會,紐澤西州還流傳著「有錢能使鬼推磨(Pay to play)」這樣的話。
如果一家公司想獲得政府的契約,在選舉時就要有所貢獻;當政府要與一家公司簽約,也會回頭看看選舉時這家公司的捐獻,如果沒有捐獻,機會可能就少一點。
但政治究竟該影響行政到何種程度?我認為行政跟隨政治潮流,也反映政治潮流,這是民主表現。政治給予行政明確的大方向後,為了達成有效率、有績效、公平的行政,政治人物不該干涉專業行政的決議。
問:你如何定義專業行政?
答:讓專業管理者管理。一個專業行政部門應該由一群有學識、富經驗的專家們來負責,而不是政治關係良好的人。資深行政公務員能受到尊重,工作有保障,能暢所欲言;遇到競標,行政決定誰的資格最適合得標,而不是誰可能做政治捐獻。
高品質公務員怎麼找?
問:台灣公務員一直以來通過高門檻考試篩選,也曾經創造台灣經濟奇蹟,但競爭力和效率似乎仍不如私部門。你認為該如何持續吸引高品質人才進入政府服務?
答:據我所知,台灣、日本長期以來有相當高品質的公務員。但是在美國,政府經常無法吸引第一流的人才,這也是我們相當注意的問題。
首先我認為公務員的評選方式應有所改變。今天一位政府主管希望一位擅長人際溝通來幫助他,但是他只能挑筆試前三名來面試,可能這三位的個性都不符合他的需求。
吸引人才進入政府服務,必須兼顧精神與物質。
首先要強調服務公民是高價值的理想,就像有人關心環境保育、有人關心貧富差距,且必須提供可以與一般公司競爭的薪資,來印證服務公民的高價值。(孫珮瑜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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