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舞黑暗角落的心光 — 關懷．參與

那一年，一九四八年。德蕾莎修女原本在圍著高牆的修道院裡，過著每天唱詩讀經、禱告、吃飯的生活，直到一天，她在屋頂上看見一個將餓死的人，甚至無力趕走一隻過來咬他腳的狗。於是她「看見」了世人的需要，為了服務「窮人中的窮人」，德蕾莎修女走出高牆，走入一個貧窮的悲慘世界，讓自己和最弱勢窮人在一起。
長達半世紀之久，她和其他的修女們在印度的貧民窟出入，照顧骨瘦如柴、瀕臨垂死邊緣的窮人。不只是濟貧醫療，而是將愛、希望與尊嚴，帶給被世人所遺棄的「窮人中的窮人」。

改變世界　從一個人的夢想開始

那一年，一九六○年。
二六歲的珍古德抵達了東非的坦葛尼喀湖邊，著手研究當地的黑猩猩族群。那時候的社會中未曾聽說讓一位女性隻身前往非洲森林探險，她在岡貝建立研究站，為黑猩猩建立長期的行為紀錄。她為自己的人生、為科學界、為那些黑猩猩創造新的里程碑。一九七七年，珍古德成立國際珍古德協會，把對黑猩猩的愛，推廣為對野生動物保育和生態保護的中心。
年過七十，珍古德博士風塵僕僕到世界各地傳播生態保育觀念，「我們可以選擇運用上天給我們的天賦，讓這個世界變成一個更美好的地方。」
那一年，一九六三年。
一生為著社會公義，為著人權而戰，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站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的台階上，發表了他最出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在那個年代，很多黑人沒有權利投票，甚至在餐廳、酒店還有洗手間都得要黑白分開，黑人無法享有公平的工作權和公民權。
當年有二五萬多人從全美各地來到當場聆聽他的演講。他的聲音迴盪著，「黑人依然在美國社會中間向隅而泣，依然感到自己在國土家園中流離漂泊。......不論白人還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讓渡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然而，今天美國顯然對她的有色公民拖欠著這張支票。「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小女兒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皮膚的顏色，而是以品格的優劣做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裡，」他說。
他們相信在精神世界製造最大雷聲的，通常是最小且默默的行為。他們相信一個人的夢想和行動，如果夠高夠遠，就可改變世界。
他們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付出慈悲關懷、守護自然共生，他們的夢想曾經像一道光芒般，鼓舞過無數生活在最黑暗角落的人們，激勵無數年輕人，去選擇生命中值得貢獻的夢想志業，並勇敢付出。
但是這個世界向下沉淪的速度也很快。大衛孔特（David Korten）在他《邁入二十一世紀：志工行動和全球議題》書中，特別指出邁入二十一世紀，威脅人類的三個重大危機，仍在於貧窮加劇、環境崩壞和社會的不平等。
馬丁路德金、德蕾莎修女和珍古德所標舉的夢想，仍不斷呼喚著更多年輕人能投入，共同創造一個更適合人居住的美好社會。
而非政府組織（NGO）和非營利組織（NPO），正是這些夢想和理想延續的地方。
非營利、非政府組織乃是以使命為宗旨的事業，全世界單是跨國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就超過三萬，而在上個世紀初僅有數百個，單單在美國就有一百二十萬個非營利組織。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二十二個主要國家的非營利組織營收，已佔全世界GDP五％。若把非營利組織當成經濟體，已經是全世界第八大經濟體，一億九千萬人全職為NGO工作者，不只在量上，在質上，也扮演愈來愈重的角色。成為世界全球治理最重要的一環。
當全球化的步伐愈來愈快，跨國企業的腳步不停息的進入世界每個角落，政府漸漸失去權力和獨立，企業慢慢大權在握。新的世界局勢，也逼使第三部門的聲音愈來愈大。

全球公民運動興起　追求共好的社會價值

一個新的全球性公民運動，正在興起。從美國西雅圖到印度孟買，無數青年也在世界每個角落，參與非政府組織、群眾運動，追求理想中的公平社會。他們相信抗議團體是自然經濟中的早期警報系統，是這個社會的免疫反應。
他們要求世界傾聽他們的聲音。
一九九七年，美國加州，二三歲的茱莉亞，為了要搶救巨杉，避免被代木公司砍伐，居住在一棵五五公尺的巨杉上長達兩年，她只想表達她的意見，「砍倒古老巨木是不道德的。」
二○○三年，台灣高雄橋仔頭文史協會，為了抗議高雄捷運局施工，在百年糖廠中搭建起了樹屋，來搶救老樹。
許多年齡一八到二二歲的歐美大學青年，為了抗議一些知名公司，如耐吉、GAP等跨國企業雇用童工以及虐待勞工，他們發起了一次次的靜坐抗議和抵制行動，成功地改變了企業的行為。
以「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為主題，今年在印度孟買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就吸引全球七萬至十萬，來自各國的各個民間團體。包括工會、農民團體、婦女團體、社區共同體等。世界社會論壇是全世界NGO的大會，在四年前開始，由全世界非政府組織、知識份子和社會團體代表開始推動。為了凸顯和瑞士日內瓦所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的差異，每一年都在同樣時間召開。在今年為期六天的會議中，舉辦超過一千場會議。
這些NGO相信，能讓人類文明往前進步的力量，該是來自追求共好的社會價值。生物多樣性之父威爾森肯定地說，「這些大聲吶喊的正直抗議者，在為大自然和窮人爭取更多的時間，他們的智慧，比他們的吶喊和跺腳來得深沉，也比他們所對抗的權力掮客來得深沉。」
愈來愈多的社會領袖也將從民間NGO中躍出。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晚年投入非營利組織的研究，大膽預言非營利組織領導人擁有的整合能力、使命感和創意，將是未來解決社會諸多問題最重要的力量。
世界經濟論壇，從一九九三年開始，每年從全世界選拔，一百位年齡低於三七歲的未來領袖，現在英國首相布萊爾、微軟總裁比爾蓋茲等都曾被選為當時的未來領袖。
從名單可以發現，不僅女性逐年增加，而非企業界的未來領袖，從三年前的二二名，大幅增加到五四名，而企業界出身的青年領袖則從七四名降到四六名。與世界青年的視野和經驗比，台灣年輕人的國際化能力顯然不足。
「國際化，不是指你會說英文，而是你要知道國際人士（不只是美國人或歐洲人），在看什麼、在聽什麼、在說什麼、在做什麼？」
曾任美國柯林頓政府的經貿顧問，青年願景協會理事主席徐福棟，具有極廣的國際視野和人脈，回台灣後，發現台灣國際化程度很低，不只年輕人，連政治人物、企業家的國際能力都很差。
他相信十年、二十年，台灣的政府和領導人能不能和世界第一流的國家和政府平起平坐，就看現在我們有怎樣的年輕人。
世界各國年輕人，比的是了解世界的能力，也比訴說自己故鄉故事的能力。亞太公共事務論壇執行長，中山大學教授吳英明觀察到，世界各國的年輕人中，台灣的年輕人，最不會講自己家鄉的故事，「不會講落山風、不會講濁水溪，不會講山的故事、海的故事。」
「我要年輕人活出他們應該有的影響力，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視野，所以沒有活出他們應該有的影響力，」吳英明常告訴學生，「你也可以影響人類文明，怎麼影響，就靠你的氣質、品格和視野。」
相對於全球青年積極參與社會和全球事務。「台灣青年似乎只是在社會中默默被帶領，」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林德昌，從全球趨勢發現，愈來愈多國際組織，「讓青年認識和參與來解決各種不同的全球議題，」他也指出台灣在這方面做得很少。
林德昌指出，青年們有創意，了解現代科技，「應該是解決社會重建工程中最主要的動力，應該要讓青年一起投入，解決社會問題。」
相較國際，台灣的NGO環境卻仍在起步階段，缺人、缺錢、缺社會環境和制度支撐。
台灣生態學會會長，陳玉峰在今年全國NGO的環境會議中，就強調，應該要開發和創造社會尚未存在的公共政策長遠智能、美德和愛心，監督國家機器，明智處理歷史累積的陳　，更應放眼世界，多元從事公共政策的關懷。「台灣社會需要更多的人，一輩子只做好一、二件事，」陳玉峰說。

青年的參與　必須從出生就開始

許多鼓勵青年投入志工的工作慢慢展開。
三年前台灣加入「全球青年服務日」世界團隊，每年四月與全球約一五○個國家，千百萬青年共同服務世界。去年台灣超過一萬五千名青年參與這個盛會，從老人、兒童、到生態、人文等五花八門的在地行動，讓青年的力量透過參與而卓越，讓地方的需要因為青年的關懷而被滿足。
前青輔會主委林芳玫觀察到年輕人參與NGO這個領域，在應對進退、團隊合作、溝通協調上都成熟許多。年輕人也看到生命的豐富，認識到人的生活方式是多元，而看到可以用其他方式肯定自己，對形成社會的多元價值影響很大。
聯合國祕書長安南呼籲，「沒有人一出生就是好公民，沒有一個國家一開始就是民主制度，兩者都是生活中不斷演進的過程。青年的參與必須從出生就開始，一個阻絕青年參與的社會，將嚴重影響社會發展。」
世界未來掌握在年輕人的手上，當面對二十一世紀是NGO的世紀時，台灣青年在世界公民的行動中，需要大步加入國際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