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樓、罷工　能否逼出新工會？ — 富士康萬人誓師大會

　農曆七月，全台忙普渡；歷經勞工連跳風波的富士康，則在深圳龍華廠舉辦員工誓師大會，似有揮別陰霾之意。
　這是曾被《華爾街日報》稱為「紫禁城」的富士康，再次主動邀請中外媒體採訪的大事。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誓師大會，郭台銘選擇退居「幕後關心」，改由工會出面，發動員工簽署「珍惜生命、關愛家人」倡議書，並相互約定「抵制浪費關愛資源、損害全員權益的自私行為」。
　中國的工會由於被掌握在黨國之手，其政治控制的成分，遠大於為勞工爭權、維權的需要，因此備受外界質疑。雖然這對統治有利，但終究得付出代價，最明顯的，就是工會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之間產生脫節。
　這種脫節首先在一九八二年被突顯出來。為了迎合經改，罷工權從憲法裡被刪除。實際上，地方政府、企業與工會的三方神聖同盟並未真正消弭勞資矛盾，甚至還為勞資關係、勞官關係埋下了火種。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係研究所所長常凱便在他的研究裡指出，近年來中國的集體勞資爭議絕大多數是工會缺席的「自發性行為」，這意味了工會既無實質功能，也不獲基層工人的信任。
　富士康、本田事件可說是這個體制病症的集中表現。差異在於，過去的中國勞資爭議大多以追償欠薪的「權利事項」為主調，而今年的罷工潮，卻頻繁出現要求老闆加薪的「調整事項」訴求。
　這也是為什麼，大陸全國總工會積極推動「二○一二年普及工資集體協商」新制。因為該制不但有利於修補工會流失的正當性，也能回應勞資爭議調性轉變的新趨勢。
　政府、企業都對工會各取所需，並期待後者能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但這也是一個不確定的合作狀態。如果工會依舊親官、親資，則只是新瓶舊酒而已。反之，若工會真能相對獨立，則企業將承受薪資調漲的制度性壓力，同時政府也得面對工會自主化的鬆綁期待。
　毫無疑問，這是中國模式下，勞、資、政關係所展開新一輪的摸著石頭過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