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民主六十年 — 走過喧囂

　外雙溪低矮典雅的兩層樓紅磚房「素書樓」裡，九十四歲的國學大師錢穆懷著忐忑的心情，在家門迎接他那位時隔四十年不見的女兒錢易。
　那天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穿著唐裝，雙目早已病盲的錢穆卻笑著說，要整晚不睡與女兒好好聊上一夜。
　當時為北京清華大學教授、曾任兩屆中共全國人大常委的錢易，成為台灣開放探親後，第一位來台探親的大陸人士；她抵達桃園中正機場，匆匆在海關領了入台證件，往素書樓奔去。
　只是，沒想到，在她停留的一個月內，父女重逢卻風波不斷。
　蔣中正在一九六七年禮賢下士，邀請錢穆來台定居，總統府安排土地，讓錢穆自費修建房舍；但一九八八年，台北市議員周伯倫直指錢穆居所無償佔用市產，要工務局限期請錢穆搬家。
　蔣經國已去世，眾聲喧嘩。時代走至反威權、爭平等的情緒。
　一場探親卻看到如此的政治風暴。錢易目睹台灣正從威權向民主版塊快速挪移的經過。她提早搭機離台。
　錢穆則問學生，「這些人急著要這房子做什麼？」學生說，「要做紀念館。」他說道：「我活著不讓我住，死了紀念我什麼？」
　兩年後，錢穆不堪其擾、遷出素書樓，不到三個月，在悲憤中過世。暮年的錢穆不捨、不解、也不平。曾是他心中的自由中國，開始躁動、嘶吼。
　錢穆暮年的滄涼，象徵舊時代的收攏、新時代的展開。
華人世界的實驗室

　儘管跌跌撞撞，爭爭吵吵，台灣成為西方眼中，華人世界裡，第一個從威權走向民主的國家；也是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極少數未經歷嚴重流血與政變的國家。
　一九八八年一月，擔任蔣經國副手三年八個月的李登輝，在政局詭譎中就任總統。在他米白色的日記手稿裡說道，那時，穩定政局是他重要的考量。他在繼任的兩年四個月總統任內，延續蔣經國路線。
　在新舊交替的後蔣時代，李登輝小心翼翼接手權力。
　李登輝掌權的十二年（一九八八年 ─二○○○年），對外有高張的社會力，對內有守舊的國民黨勢力。他開啟與容許一種不同以往的政治文化。
　他也機巧的運用了那時代的集體情緒：人人平等、打倒特權、人民做主的渴望，鞏固了自己的勢力。
　那時，立委朱高正跳上議事台，與萬年立委舌戰、扭打，要建立公平競爭的規則。朱高正回想當時，仍堅信，要犧牲個人形象，換來民主大力前進。
　民進黨則透過解構國民黨，一九九二年喊出「反黑金、反特權、反軍權」，一舉成為國會最大反對黨。
　李登輝三度修憲、大改選舉制度：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省長民選、直轄市長民選。開啟了直接民主，以及自由競爭、選舉至上的基調。
　選舉像是劃開黑夜的火柴，讓台灣人民興奮、期待。累積一甲子的壓抑，完全宣洩。
　一九八八年政府正式開放組黨，時至今日，在內政部登記下，已經多達一四四個政黨。
　台灣民主實驗的主戰場，從一場場的選舉嘉年華開啟。
無人能抵的選舉狂潮

　一九九二年至今，台灣舉辦過二十次以上的大型選舉（四次總統、六次立委、四次縣市長、四次直轄市長、兩次國民大會）。
　二十次大型選舉，共有兩億三千萬人次的選民，投下了一億六千萬張選票。
　嘉年華式的民主選舉，連總統馬英九都花了很久的時間適應。
　一九六八年七月，成功嶺上，時任國防部長的蔣經國巡視的那天，代表一萬兩千名學生，送上誓詞給他的，是十八歲、剛考上台大法律系的高材生馬英九。青年時期的馬英九是以孫中山和蔣經國為效法對象，不喜歡嘩眾取寵，想走的是傳統國民黨的菁英政治、專業官僚路線。國民黨當年徵召他選台北市長，他還曾說了上百次「不」。
　士大夫性格的馬英九在一九九八年投入選舉，他開始用閩南語喊起「凍蒜」。調適好心情的他也趁浪而起。
　選舉，的確帶來些改變。政治人物開始被檢驗、選民開始挑剔。
　以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為例，他大刀闊斧改革一線公務員的官僚氣，區公所人員開始送茶、問暖，帶進民間的服務精神。政治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為人民服務」。
　但選舉成為民主體系中，鞏固權力的關鍵來源。瘋狂選舉，如痴如狂，政治人物無所不用其極地花錢、組織動員。
　一九九二年至今的二十場大型選舉，國家與候選人投入的經費保守估計約一千億元之譜。
　地方派系大量介入政治，特別是國民黨透過農會、村里長組織綁椿。
派系像抓不住的泥鰍

　許多研究地方派系史的學者指出，李登輝執政初期為固權，與本省籍地方派系結盟；他快速稀釋外省籍中央委員，把省議員、縣市議長納入國民黨中央。一九八七年，國民黨十一屆一中全會，本省籍僅佔一八％，到了一九九九年第十三屆一中全會提升到五二％。
　這個作法促成國民黨的本土化、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分裂，也促使地方派系的壯大。但由於地方派系的組成複雜，包括地方角頭，甚至黑道人物在內，國民黨日益遠離了當初選賢與能的理想。
　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認為，地方派系中央化是李登輝改革的必要之惡，才能建立人馬，推動廢止刑法一百條、通過修憲。
　但地方派系在李登輝執政後被重用，前立委朱高正形容，台灣的政治也開始被地方勢力與黑道把持。他說派系跟選舉間的關係，「就像把水肥灌下去，票就浮出來，三千萬的水肥一下去，黑道當選也就漂白了。」許多議長如屏東鄭太吉，都有黑金背景，而立法院更充斥黑道立委。
　選舉成了砸錢的遊戲。就連主打清廉、沒有黨產的民進黨也大打文宣戰而所費不貲。一九八九年，黃信介擔任黨主席時，民進黨選舉年預算不到兩千萬，但九二年許信良擔任主席時，預算突破一億元，投入廣告、宣傳、輔選。
　選舉幾乎是一場比誰口袋深，比民粹，而不是比理念與政策的競賽。
　選舉花費完全失控，兩黨逐漸與大財團靠攏。陳水扁時代，許多商界名人經常出入總統府。最明顯的例子是二次金改，最後證實有一個複雜糾結的政商網絡成型。元首透過權力獲取政治獻金，也利用金錢鞏固權力。
　選舉至上，造成綿密的金權政治。也因媒體過度開放、良莠不齊，加速政治文化的惡化。
來不及沈澱的民主

　一九九四年，廣電天空開放、眾聲喧嘩。這正是台灣民主要起飛、打地基的時刻；可惜，地基沒打好，媒體就催促著灌漿。
　一夕間，台灣出現全世界密度最高的電子媒體與SNG車。
　九○年代初期還曾有認真問政的專業立委如謝長廷、沈富雄、丁守中等，養了一、二十位法案助理，質詢鏗鏘有力。
　之後，民代開始追求曝光與知名度，法案不再重要，辦公室不再培養研究助理，大家忙著做道具、寫POP，用煽情的標題、大吼大叫的粗暴語調質詢，不時佔據主席台，打架成為常事。
　他們不再走在選民之前、領導議題，而是討好選民；某位現任的縣市長在立委任內為衝法案數量，甚至以胡亂連署立場相左的法案而聞名。
　台大政治系教授朱雲漢認為，九○年代開始，政治明星與偶像明星的操作幾乎是如出一轍：公仔、周邊商品、競選歌曲、公關公司。
　但煽情、重感官刺激的選舉文化，已為台灣帶來後遺症。
　政治人物商品化，重包裝與表演，花時間在扮裝、在庸俗化的跑廟宇、紅白帖；為了在任內兌現政策，大量興建硬體（不少成為蚊子館）或採取買票式的社會福利。
　過去，決策在安全封閉的環境中，慢慢思考；現在，決策卻像在玻璃屋裡，被媒體和專家檢視，眾多干擾。
　人民和政治人物無法沈澱的結果，傷害的是民主的品質。
　最明顯的例子，像是一九九四年黃大洲參選台北市長選舉落選。
　當時大安森林公園才剛整建完畢，充滿泥濘，樹木稀疏，北市蓋起捷運、進入交通黑暗期。
　相較於趙少康、陳水扁兩位對手犀利與辯才無礙的性格，個性有點內向的黃大洲顯然不太討喜。諷刺的是，他任內的兩項政策卻影響市民久遠。政績反而在十年後被讚賞。
　政治除魅了，沒有高高在上的英明領袖；但另一種政治神話卻出現。在新的民主規則裡，價值無分輕與重，形式公平弭平了實質差異，社會陷入虛無的相對主義。
　於是，人們已習慣民選後的總統一年吃七百多個便當、沒有家庭生活、大小事務事必躬親，也希望總統把薪水捐出來；習慣部長們每天開記者會回應報紙訊息。
　政府的決策不是用數據與資料謹慎分析，而是把「社會觀感」掛在口中，做為政策的核心思維。看著民調的起落，決定方向。
　政治的庸俗，已讓好人才不願進入。政黨也世俗化，稀釋理想。
　國民黨在二○○○年前的黨員數高達兩百三十多萬，早已取消了早期入黨宣誓認同三民主義的儀式；民進黨更是比賽養人頭黨員。二○○○年後，民進黨為了穩固基層勢力，吸納許多劣質的爭議人選，斲傷品牌。兩黨人才的培養也不再重要，只要漂亮、口才好、家勢強，就算有道德瑕疵也無所謂。
　台灣陷入哲學家盧梭所說的困境──民主窄化為只有選舉。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不諱言，「民主化二十年，我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政治叢林下開放競爭，沒有民主制度的基礎建設。」
　研究東亞民主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與台大教授朱雲漢表示，民主化較早的德國、法國、北歐國家，在二十世紀初也有貪腐、社會福利體制欠缺、司法不獨立等問題。但一九二○年代，在人民要求下，慢慢出現一系列的改革，矯正「權力使人腐化」的民主之惡。
本土化壓過民主的危險

　台灣民主要深化，除了良治的基礎工程，也要處理糾葛的歷史帶來的國家認同差異。在政權爭奪的焦慮中，國、民兩黨各自運用跟中國的親近與磨擦，累積個人與黨的資本。
　人民彼此貼標籤、媒體充斥著「非友即敵」的獵巫言語暴力、台灣變得分裂與邊緣。
　中研院副研究員錢永祥稱這幾年的主體性追求，最後竟變成本土主義，有點像是「民主內戰」，民粹的結果反而回頭傷害了民主的深化。
　載負重量的台灣民主，在這幾年的確沾染塵埃。但在不少外人眼中，卻仍是可貴的進程。
　哈佛大學研究員陶涵認為，台灣的民主證明華人能從威權的家長制，進入開放的現代化社會，這對中國與世界都是難得的經驗。
　威權換上民主軌道，新舊制度交接，一群人邊走邊修地，揉捏出台灣民主的雛型。
　中國六四事件後，長期滯留香港的民主派學者金觀濤與劉青峰夫婦，今年在政大的邀請下擔任客座教授。金觀濤夫婦指出，過去從媒體得到的印象是「台灣太亂」，但當他定居台灣後，卻感受到台灣人的友善、自由、包容，是最能融合西方進步思潮的民主新中國。
　他們和許多中國的自由派學者的共同想法是，「如果能自由選擇在華人世界任何地方生活，第一選擇是台北，因為這裡的民主讓它有文化、有自由。」
　坐在政大附近的人文餐廳裡，夫婦倆異口同聲說：「台北有什麼可以自卑的？」
　民主要寄希望於誰？
　民主深化的追求，像是一場化蛹成蝶的煎熬。
　東吳大學西南角，石階、楓樹與修竹夾道的素書樓前，綠草如茵。
　錢穆過世後不久，胸襟開闊的錢家捐出錢穆的藏書與手稿，台北市也把故居規劃為錢穆先生紀念館。
　暮年被趕出住家的大師不會想到，此刻，他的故居現在經常有綁著髮髻、穿著唐裝、說著流利中文的德國學者，在此圍坐討論儒學思想。
　民主台灣為儒家文化保留了火種。儒學與學術的自由在台灣落了根。
　民主點燃的第一把火炬曾讓人眼花瞭亂、甚至把人斲傷，誤把價值解放、弭平差異，做為民主的勝利。
　但錢穆死後二十年，素書樓的這一幕反而讓人知道，民主的內涵其實是包容、開放，是往追求和諧、更公平與美好的社會走去。
　而民主要寄希望於誰？
　是有名與無名的英雄；是散布社會各階層的中堅力量；是你是我。
　是醫生、律師、中小企業主、學者、政治人物、市井小民，還有專業官僚。是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citizen），而不是只懂投票的選民（voter）；是需要堅持理想、敢於不同的領導人；是支撐成熟民主的獨立司法、乾淨選舉、強調政策的政黨政治。
　民主曾讓我們落入自己的圈套。該是時候，越界，重新丈量民主的寬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