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　在台灣怒放 — 民主深化

　「這些商人根本是健康擺兩邊，獲利擺中間，」曾任消基會董事長的監察委員程仁宏，面對最近連鎖速食業者炸油久不換，劣質油品可能致癌的事件憤怒地說。
　在台北縣政府消保官楊舜惠鍥而不捨的追查下，原先支吾其詞、竄改換油記錄的業者終於認錯、也迫使衛生署落實炸油品質稽查。隸屬政府的「消保官」糾正企業不實，成功捍衛民眾權益，也間接保障了優良廠商。
　事實上，「捍衛消費者權益」早年並不被認為是政府「理所當然」的責任。消保官的設立，是由三十年前，台中一場同樣與油有關、更為悲慘的「米糠油」事件所間接促成。
從自力救濟開始

　一九七九年，台中、彰化一帶的醫院陸續出現滿身潰爛、眼睛失明的無助民眾。
　當時，儘管人民有選舉縣長及民代的權力，卻對每天餐桌上食物的有效期限、成份一無所知。四處充斥著誇大不實的廣告，更沒有任何法律、政府機關保護消費者權益。
　兩千位無辜的民眾，因為吃下了遭「多氯聯苯」汙染的米糠油，而滿身毒素，許多母親生下滿身黑瘡、長滿血管瘤的孩子，求助無門。於是他們組成台中縣食油受害者聯誼會，「自力救濟」四處陳情，引起社會廣大討論。
　政府、企業之外，人民的力量開始甦醒。隔年的母親節，台北市國際青商會會長、律師李伸一發起了三個月的「保護消費者運動」。
　一九八○年，影響台灣三十年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就在青商會推行「不乾杯運動」盈餘十萬元贊助下，邀請留法的柴松林教授擔任董事長，在漢口街李伸一的大華法律事務所角落裡，一張桌子、一隻電話，踏出了第一步。
　消基會成功抓住了社會的脈動與需要：成立第一年就處理了五千件申訴案件。當年檢驗端午節粽子蝦米含硼砂案，意外促成了台灣第一次官員掛保證「表演吃蝦米」。李伸一形容，當年不到三十坪的辦公室，每天都擠滿了記者等待檢驗結果。
　消基會的成立象徵了台灣公民社會的萌芽：由民間自願組織起來，不接受政府補助、靠獨立出版全無商業廣告的《消費者報導》及小額捐款維持，李伸一形容，當時是「餓著肚子做消保。」
　一九八四年消基會財務吃緊面臨斷炊，經過媒體報導後，隔天一通神秘電話訂閱了三千份《消費者報導》，協助度過難關。李伸一多方查詢後得知，原來是台塑董事長王永慶暗中幫忙。他親自打電話道謝，王永慶卻一再強調絕對不能曝光，他因為知道消基會為維持獨立公正，不接受大額捐款，所以才改用訂雜誌的方式支持。
替弱勢的人講話

　出身台南麻豆的李伸一，幼年時父親被日軍強徵到南洋做翻譯，媽媽獨自扶養他長大。
　因為父親不在，母親總是被鄰里欺負。幼年的他曾跟著鄰居去龍眼園，因為不敢爬樹而被樹上的鄰居取笑、還用龍眼丟他。他哭著跑回家，母親緊緊抱著他說，「爸爸不在，你要好好念書，以後替弱勢的人講話。」一九六二年，他順利考進台大法律系。
　投入消費者運動同一年，身為林義雄、姚嘉文學弟與舊識的李伸一，收到美麗島軍法大審的律師委任狀。當晚，他猶豫了許久，決定專心投入消費者運動為弱勢者發聲，「雖然不走抗爭的路線，但對社會進步是殊途同歸，」今年六十七歲，頭髮已白的李伸一回顧三十年前的初衷。
　隨著消費者意識的抬頭，台灣民眾逐漸體會，「民主」這個外來名詞的意義，不只是選舉投票，更與每天的食物、孩子、土地、用水，息息相關。
　華人世界最成熟的公民社會，就從八○年代的跌撞中萌芽。
婦女運動發芽

　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之下，台灣社會正悄悄轉變：四口小家庭的比例在八○年代首度超越了大家庭，農業社會大家長「一黨獨大」情形逐漸消失。
　佔台灣人口一半的女性，也開始爭取自己的權益。
　翻開當年報紙的分類廣告，同一份作業員工作，男性薪水九千，女性七千，同工不同酬天經地義。政府機關則公開用女性加班夜歸會發生意外為理由，拒絕錄用女性。
　一九七一年，呂秀蓮、施叔青等六位「右手拿鍋剷，左手拿筆桿」的新女性，在仁愛路二段創立「拓荒者出版社」，出版《新女性主義》、《新女性何去何從》等十五本書，踏出了台灣婦女運動拓荒的腳步。
　十年後，剛考進台大法律系一年級的王如玄，在新生南路校門對面聯經書店翻開了《新女性主義》，從此受到啟蒙。
　當時校園女生宿舍的安全不受保障，時常發生暴露狂闖入宿舍的事件。擔任大學新聞社校園記者的王如玄，向學長提出女性校園安全的報導企劃，沒想到每天高談闊論馬克思主義、黨外運動的男學長們回應，「這是妳們女生的問題，自己解決就好。」
　碩士畢業後，加入律師事務所承辦婦女案件的王如玄，發現民主外殼下，法律的種種不公，離婚時孩子監護權總是判給父親。
　如果連孩子都留不住，這樣的民主實在說不上成熟。
　於是，她決定以法律專業投入婦女運動，與「婦女新知基金會」的李元貞、尤美女律師等人開始修法，在博愛路一號北門郵局旁的老公寓三樓，質疑與挑戰起千年傳統的父權觀念：為什麼夫妻財產分配總是歸先生？子女的姓氏為何非得從父姓？她們更成立「修法種子隊」，深入各社區宣揚婦女修法的重要性，不斷地溝通。
　《兩性工作平等法》就在她們激烈辯論、一條一條起草推動下落實，保障了數十年來成千上萬婦女的權益。
　當年博愛路一號的不同樓層，有著晚晴婦女協會、婦女救援基金會，彼此相挺、共享資源，一面遊說修法，同時也提供社會服務：反人口販賣、雛妓、性侵害、救援弱勢婦女等，普遍人道的訴求不斷刺激社會反思。
　「愈重視弱勢跟差異的民主，愈有內涵，才是真正好的民主。」現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范雲回顧公民立法過程說道。
　經過多年努力，二○○七年，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ＵＮＤＰ）衡量女性影響力所發布的性別權力測度，台灣在世界一百三十九個國家中排名十九，亞洲排名第一。
　八○年代，台灣經濟正以兩位數成長、社會一片欣欣向榮：一九八○年竹科成立，三年後，台灣外匯存底突破一百億美元。
　然而，在政府、企業、人民胼手胝足織出的經濟華服背後，卻充滿了汙點，快速的經濟發展付出了巨大的環境污染代價。
　高雄後勁的居民，居然發現湧出的地下水可以「點燃」；羅大佑《鹿港小鎮》描述的小鎮居民則團結起來，串聯來自各方的知識份子、媒體與學生，成功反對杜邦設廠，激起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反思，綠色民主逐漸在台灣發芽。
蝸牛生氣了

　解嚴後，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這一天，忠孝東路上一輛車也沒有，卻躺滿了密密麻麻的人們。
　頂好廣場前的舞台上，放著一隻不帶殼，雙眼流淚的巨大蝸牛雕像。放眼看去，人龍不見盡頭，五萬人平靜地唱著歌。
　溫和、理性的台灣中產階級走上街頭，傳達對屋價飆漲不滿的堅定訴求。許多民眾攜家帶眷席地而睡，臨時起意的募款箱更被熱情塞滿，幾十萬的新台幣捐款堆在舞台前隨風飄走。
　創意而幽默的公民集體行動，海內外都留下深刻印象。海峽對岸，兩個月前，六四天安門事件才剛以血洗落幕。
　當時的《蝸牛主義宣言》，句句傳達出了中產階級市民的不滿：
　「所有動物中我們最羨慕蝸牛，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
　不幸的，我們是沒有殼的蝸牛，個性溫和，爬得很辛苦，從不抱怨，小小的心願就是辛苦工作，買到自己的窩。當我們好不容易累積了一點血汗錢，卻發現蝸牛殼在一夜之間漲價了！那些賣殼的專家說：這是自由市場，怨不得別人。
　辛苦工作一輩子卻還買不起房子，難道是我們的錯？當我們沒有殼的時候，可沒有蝸牛那麼溫和的好脾氣！無殼蝸牛們要團結起來，我們會有辦法的。」
　捲進數萬人的無殼蝸牛運動，居然是由向來保守的老師發起。
　「沒有房子，最慘就是睡馬路，既然要睡，就睡全國最貴的地方。」現任四海遊龍董事長的李幸長回憶，當年他三十八歲，是板橋新埔國小老師。
　課堂依然教著三民主義、節制物價，但一九八七到一九八八年，一年之間，房價卻因炒作飆漲了數倍。李幸長貸款買的公寓從六十萬爆漲到一百六十萬，他判斷已是房價高點，打好如意算盤脫手現賺一百萬。人算不如天算，半年後，房價又飆了一倍，他賣掉的一百六十萬公寓，已經漲到三百萬，自己成了只能租屋的無殼蝸牛。
　「我們到底標榜民生主義？還是乾脆修改憲法，變為資本主義？」一氣之下，他決定用剩下的一百萬掀起一場無住屋者運動。
　就像劃破一根火柴一樣，引燃了燎原大火，五萬人就這麼睡滿了一坪百萬元的忠孝東路。
　「住宅是基本人權的一部份，不是商品，更不是玩金錢遊戲的籌碼，」當年李幸長站在舞台的吶喊，在豪宅林立、貧富差距加大的今天，依然令人省思。
　無殼蝸牛運動催生了非營利組織「崔媽媽」服務中心，低調隱身在溫州公園旁老公寓的二樓，二十年來全靠一、兩百位志工輪番上陣，創下大台北地區一五％的租屋仲介量，首創搬家公司評鑑制度、更提供二手家具資訊。
從反抗到建立：第三部門的誕生

　累積了十年的社會力，在解嚴後爆炸開來，非營利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一九九二年，許多曾發起街頭運動的團體，紛紛轉為正式非營利組織：全國社會團體從解嚴初期的八百個，一九九六年成長三倍到兩千三百個（今天則有八千五百個），性質也從提供服務的慈善團體，擴至倡議、遊說改革的公民團體。
　來自各地的宗教團體、企業基金會、社區文化團體、社福機構等非營利組織（ＮＰＯ）、非政府組織（ＮＧＯ），構成了台灣厚實的第三部門，匯聚了提升社會向上的力量。
　華人世界最成熟的公民社會，就安靜躲在街角巷弄裡。
　晚間九點，萬華西寧南路口透著溫暖橘黃燈光，陽光汽車美容中心桂林店裡，四十四歲、十五年前因奮不顧身為鄰居救火，造成全身二到三度六成燒傷、截去部份手指的店長徐武德，正專注的打著蠟，堅毅的眼神裡透出希望。
　轉進信義路，中華電信地下一樓喜憨兒烘焙屋廚房，掛著天真笑容的孩子正與麵包師傅揉著麵團。剛出爐的蒸騰熱氣中，透出了自力更生的踏實。
　二○○四年，花旗銀行、Resource Alliance首次舉辦的「亞太區ＮＧＯ卓越獎」，首獎就由台灣長期關注婦女與兒少的勵馨基金會獲得。
民主深化的關鍵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在《下一個社會》書中預言，未來將是非營利組織的時代。自由市場將無法面對全球化下日益嚴重和複雜的問題與需求，必須仰賴高度彈性的非營利組織。
　社會學大師紀登斯曾說，「運作良好的民主像三足鼎立，政府、經濟、公民社會必須保持平衡。」
　解嚴後台灣公民社會、非營利組織的興起，正彌補了企業界以利潤為考量，政府以照顧多數為原則而產生的不足。
　第三部門提供眾多的志工參與機會，更成為民主能否深化的關鍵。杜拉克寫道，「經由在社會部門的工作，人們才真正有公民的樣子。」
　人民與民主政治的關係，不再只是投票權和納稅義務，透過投入第三部門，一次次深化信任、承諾、犧牲等公民素養，也換來成就感、學習成長與友誼。
　台北金華街月涵堂的一隅，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正推動著靜水流深的公民運動。
　四百位年輕志工與義務的董事們，手工打造一場場結合國際紀錄片與思辯的「思沙龍」、全程英語對談的「Taipei Salon」與「國際名家論壇」，透過思想論壇提升年輕世代的國際視野與思辯能力。
　嘉義奮起湖蜿蜒的林道裡，三十六歲的徐銘謙正帶著二十幾位步道志工，一階一階地以自然工法維護步道。少了過去環境運動的悲壯，她參與推動的「步道志工制」與千里步道運動，正成為新的公民運動典範。台灣最大地主林務局與國家公園，也開始引入步道志工培訓。
　根據社會企業創投公司若水國際最新的統計，台灣參與志工的比例約為一八％，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人參與志工服務。
從台灣，影響世界

　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無形之中也影響了中國大陸。一九八八年，前消基會董事張紹文私下拜訪北京中國消費者協會，翻開宗旨和規章，居然一字不差地和消基會相同。他以台灣經驗建議應該推動食品、醫藥標示完整資訊。隔年，張紹文驚訝地發現，大陸每一省的雜貨店裡，罐頭都已標上有效日期。
　在艱困的外交困境下，民間社會力更成為台灣重返國際與改善形象的最大力量。
　無論是印尼亞齊或是緬甸深山，哪裡發生天災與苦難，慈濟繡有蓮花的藍色制服身影就會出現在那裡。
　這股發自台灣源源不絕注入國際社會的大愛，不只體現了華人世界佛教文化聞聲救苦的菩薩精神；更讓許多從來不認識亞洲的廣大人民，一提到台灣，就等同於希望。
　去年底，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在花蓮，合掌感激證嚴法師及慈濟，從一九九一年華東水災到二○○八年四川地震，對大陸貧困受災人民慷慨捐輸的溫暖與愛心。
　慈濟去年二月成為中國大陸首家由非大陸居民擔任法人成立的基金會，將持續正面地影響中國大陸十三億人。
　從解嚴前街頭衝突、棍棒石塊齊飛，到今天大批志工實踐參與、靜水流深，公民社會從草根逐漸茁壯，扮演台灣向上提升的中流砥柱，民主的內涵也因此更為豐富。
　台灣民主深化的種子，就藏在公民社會豐饒的土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