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科技島」到「加值島」 — 二〇〇八台灣大未來高峰論壇　施振榮、林信義、何壽川

林信義：立足台灣　佈局全球

　台灣有許多優勢，第一是地理位置上有絕對的優勢，西太平洋區域的七大城市，包括香港、新加坡、馬尼拉、上海、東京、首爾、雪梨，從桃園機場出發，平均飛航時間只需兩個小時五十分。從高雄港出發，到香港、新加坡、馬尼拉、上海和東京等其他五大港口，平均五十三小時就可到達，台灣可發展成為極佳的物流中心。
　第二個優勢，是和全球知名大廠建立良好的策略聯盟，台灣是供應鏈裡不可或缺的一環。
　第三是面對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市場，台灣比其他國家擁有地理、血緣、語言和文化的優勢。
　世界經濟論壇（ＷＥＦ）公認台灣是產業群聚發展指標的第一名。從內湖、林口、竹科、中科、南科建起的西部科技走廊；台中、彰化也成為新的光電產業群聚；彰化、雲林的石化工業群聚也已成形；台南、高雄則有環保科技園區、農業生技園區。
　但同時，我們也有很多弱勢，包括科技的原創性、研發的經費不足。專利以防禦性居多、攻擊性較少。缺乏自有品牌、銷售能力不足。掌握市場消費和趨勢的能力不足、產業升級轉型速度不夠快、工資低廉的優勢不再等。
　多數企業組織的權力結構、授權的成熟度，都可能無法完全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要，而且中小企業比重高、跨國企業少。
　如何面對未來？以全球佈局為我們最高的經濟戰略。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放寬管制，使台灣成為高度自由的經濟體，吸引國際企業，讓他們把台灣做為重要的基地，同時也成為進軍大陸的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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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壽川：服務業　下一把金鑰

　台灣現在最需要的是快速地讓大家有信心，在幾個指標排名不要一直往下掉。但有一件事我們絕對不能忘，很多的討論都是從製造業的觀點去看全球的定位。製造業在目前台灣的總體經濟中，只佔二一％，製造業其實已是我們的優勢，在全球保持許多領先的地位。但是佔七○％以上的服務業，台灣到底要怎麼讓它提升？
　回顧台灣二十多年來的經濟成長，製造業的巔峰時期是一九八六年，約達總經的四○％，之後就開始一路下滑，而服務業卻大幅上升，然而當中很重要的一塊──金融服務業，二十年來卻一直維持不變。不是這些金融業的人不認真工作，因為我們被政府的規範所限，無法在服務業轉型時，成為領頭的重要產業，帶領整個經濟往外走。
　當經濟結構轉換時，我們只看到幾個明星產業，例如ＩＣ、電腦相關產業。工業是轉了型，但總體經濟中不斷在成長的服務業，一直缺乏真正清楚的策略。金融、通訊大部份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下，讓它沒有競爭，也沒有壓力，就造成今天的樣子。這塊的轉型如果不發生快速的轉變，很難應付成熟經濟體接下來的發展。
　在重要的工業政策及發展上，台灣已和世界接軌，我們的平台知道哪裡有需求、如何分工，但更重的是建立物流系統。物流不只是把東西送出去，還要非常精準，而金融則是在物流體系中重要的一環。如果沒有金融服務，把每筆交易清算清楚，產品就無法交到客戶手中，這些都在證明金融產業的變化。
　農村的衰退是另一個例子。農業從二十年前佔ＧＤＰ三％掉到現在只有一．四％，農村逐漸地老化、凋敝，我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很早以前就開始生病了。但農民屬於弱勢，不會大聲爭吵，因此，在民主自由化的過程中，他們的聲音就無法成為有理論、有結構的論述。
　台灣為何一直面臨農產過剩滯銷或不足價格飆漲的事情？這些其實都可以透過事前的計劃、產銷調配來解決。台灣的農業其實不需要悲觀，《天下》連續幾年報導三一九鄉，到處走透透，那不是政府的走透透，而是真正走到民間，看到人民的力量。以這個基礎來看，台灣的農村是不會凋敝的，農民也不擔心。問：我們不僅在製造業上遭遇到二○○八年的主角──中國，在服務業也無可迴避。面對中國大陸，台灣應該如何因應？
施振榮：調整心態　深耕品牌文化

　大前研一曾說，「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很快就會過了，中國對亞洲國家的危機卻永遠存在。」
　在我們旁邊的中國，為什麼它是危機不是機會呢？這兩年日本經濟漸漸復甦就是把中國威脅論轉為中國機會論。韓國的資金、人才也大量投入中國，就是把它看做是一個機會。對台灣，大陸當然是一個機會，只是心態觀念上的問題。
　我們談兩兆雙星，雙星未來仍需投入許多資源，才能對經濟有具體的貢獻。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四兆了，石化、資訊、面板、半導體各一兆，若在這些基礎之上做品牌行銷，很快就會有一兆的成長，成本卻相對少很多。
　做品牌的真正挑戰，第一是如何管理國際化的人才、如何管外國當地的人才和資源。國際化也是當地化，要做得比當地的企業還要好。
　第二，是沒有品牌文化。在戲棚下看戲，大家都會唱戲，製造大家都很厲害了，但做品牌，尤其是做國際品牌，還缺乏經驗和實例。
　品牌經營需要時間、勇敢面對挑戰，才會漸漸有成績。做製造十年就可以達到世界級，培育人才二十年、做品牌行銷要五十年，因為行銷和當地的文化有關，今天若不開始累積台灣在品牌行銷方面的文化與人才，我們以後就只能為人作嫁，附加價值相當有限，聽命於人、沒有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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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義：取其利、避其害

　中國大陸今年有九至一一％的成長，台灣當然要參與大陸的成長，我們用它的資源、吸收它的養份。然而，機會存在的同時，也伴隨著風險，問題不是「去與不去」這麼簡單，而是如何利用資源、避免它帶來的風險，即「取其利、避其害」。
　大陸有機會，政府應該要幫助產業去搶那個機會，若視大陸為一個生產基地，工資只有台灣的十分之一，但若純粹為了降低工資而去大陸投資設廠，並不會加分，沒有特色到哪裡都一樣。
　而政府對大陸的投資，以四○％為上限是不合理的，應該要分類。例如統一企業生產食品，應該要接近消費者，在當地生產、銷售，並且不斷擴充據點，但只讓它用四○％的資源去搶佔大陸十三億人口的市場，而留下六○％來照顧台灣二千三百萬人的市場，這對嗎？看到機會就去、看到風險就不去，這是不對的，因為機會與風險同時存在，政府擔心企業債留台灣或產業外移，若有詳細完整的配套，我們是可以拿到機會又避開風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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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壽川：大陸的發展　台灣不能缺席

　中國是亞洲經濟最重要的推手，現在新興的國家多在東南亞、非洲、中東，它們的成長率都會在五％以上，東北亞的部份特別多，這就是來自大陸，不管明年再怎麼控制，都有一○％，所以，台灣不搶這塊，我們如何和世界的經濟接軌？
　台灣絕對是大陸發展中最重要的角色，風險也相對多，特別是大陸，大部份的法律都必須修改，改到外資與本地投資一樣，因為進入ＷＴＯ後，都要回歸正常化，以前很多的免稅優待都會取消，雖然台灣能很快地適應政策改變所產生的變化，但台灣人才的優勢，在大陸逐漸轉型正常化運作的過程中，也漸漸消失。
　現在面對這個問題，政府已經很清楚，台灣一定要參加，但如何參加、如何不失主體性地去參加才是關鍵，而這是有一定的難度。問：三月大選即將來臨，請問三位對未來的總統有何期許？
施振榮：期待廉潔有能的政府

　企業談最多的就是公司治理，治理（government）是指擁有眾人的資源，管理眾人之事。所以一定要誠信、公平、透明、負責任，治理不能完全靠規章，治理是種文化，怎麼形成，就是多數人都要有這樣的行為才會有這樣的文化。
　台灣治理文化要從政府跟民意代表做起，要利益迴避，很多事情不能推動都是因為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如果文化不能改變，國家要進步是非常困難的，就算金管會控制得再嚴，沒有治理文化，還是會有金融問題。
　另外，這是個變的世界，產業空洞化是政治語言，我卻認為這是件好事，沒有附加價值的產業空洞化，用台灣非常有限的資源，去做高附加價值的東西。但是，很多政治人物不了解空洞化就一味反對，拖住國家進步速度。
　產業空洞化是常態，問題也會伴隨而來，政府應該要提供社會福利、勞工再教育、創造新的服務業，國家才可以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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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壽川：善用金融治理的優勢

　中國是亞洲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塊，不加入就會失去成長的機會。五月就任的新總統也要面對這現實，解決經濟面、政治面，還有內在不平衡的問題，還要輔導產業發展。
　經歷那麼多屆英明政府的領導，現在人民大概也長大了，當經濟成熟時，其實人民是最偉大的，真正解決問題的都是個別企業。不必怕碰到問題，而是怎麼解決它或是另闢一條路。路一定有，但政府要減少不必要的干預，以負面表列的方式，除了不能搶錢、不能殺人之外都可以做，擴大自由度跟空間。台灣非常需要跟世界接軌，台灣資源有限，唯一的方法就是徹底開放，運用全世界所有的資源。
　講到台灣金融業，目前每個公司產品都要個別核准才能上市，如果沒有這嚴格的制度，全世界金融都無法營運，金融界高度管理的制度是台灣的競爭力，被全世界信賴，我們的證券市場在亞洲，是日本、新加坡以外，可以被信任的交易市場。目前台灣金融排名超越中國非常多，這就是我們的優勢。
　我們的服務業、金融業到大陸也是運用信任，信任是看不見的，長期累積出來的，運用別人沒有的優點或可以被信賴的高度智慧，就是台灣的長處。

林信義：勇於面對問題　知人善任

　過去五、六十年，台灣遭遇到很多問題，但是台灣人勤勞、打拚、韌性強、會應變，都一一克服了。面對過去沒有解決的問題、現在和將來可能發生的問題，不要悲觀，問題並不可怕，面對問題才可以解決它，我相信我們可以面對任何逆境。
　未來領導人要有了解、發現問題的智慧，如果找到對的解決方案，要有勇氣去執行，因為會遇到很多阻礙，要有勇氣去面對反對的聲音，努力去跟人民溝通，在還沒成功以前要創新、突破。
　我要強調，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更重要的是，用對的人，尊重專業，這關係到整個國家的競爭力，是要傳給下一代的。結合政府跟民間的力量，用對的政策、對的人、對的方法，執行力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