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角　遇到愛 — 企業家、音樂家、學者走入公益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打不到，打到小松鼠，你看我打到一隻小松鼠了，」爽朗的笑聲，一位上市公司的總經理，每天這樣「一二三四五……，」數了整整一年教會兒子數字觀念。
　另一幕，一輛轎車從木柵開始就緊跟著前方的公車，公車停，它也停，一路跟到天母。每星期六，這位總經理為了訓練兒子坐公車，陪著搭幾趟後，還是不放心他一個人搭，就悄悄跟著公車在台北市繞。兒子讓我擁有現實的完整

　這麼放心不下兒子，因為他的兒子與眾不同，是現實中的「雨人」，也就是電影「雨人」一片而為社會所熟知的自閉症患者。
　雖然公司產品在全球市佔率前三大，公司股價也飆漲到三百元，一切看來意氣風發、人定勝天。回到家，卻才是他人生真正的試煉。
　「公司煩惱很多，但可以規劃，很多人可以一起努力，」他說，「我最煩惱的還是我這兒子。寶貝是我跟我太太專有的，等到我沒力氣了，他怎麼辦，……」說到這，這位總經理聲音突然低了下來。
　為了盡量做到父親能給孩子的保護、設想，光是兒子的儲蓄險，一年就要繳八十多萬保費。他想，「那一般人呢？我的能力是above average（在水平之上），那average（一般人）怎麼辦？」
　在二十年前，這位總經理就投入成立自閉症基金會，親自上街頭義賣，收入的計算單位不是他習慣的百萬、千萬。幾十元的原子筆，他一支一支的賣，心底第一次發覺，原來幾萬元的銅板，是如此沉重。
　二十年來，基金會推動立法，將自閉症納進《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中，讓自閉症患者享有更多醫療資源及社會福利，也開辦早期療育課程，現在還規劃更長遠的安養問題。他積極走訪玉里榮民醫院，希望幫自閉症患者找到人生最終的歸屬站。想做義工頭子

　從束手無策到推動社會改變，這位總經理在未來企業的責任了卻後，最想做個「義工頭子」。
　他要將基金會經營得像企業一樣，訂目標，追求效率及成果。例如一般非營利組織最欠缺的預算控制，他就打算用企業慣用的零基預算，找出最需要照顧的弱勢及項目，讓有限的預算，發揮最大效益。「有這麼一個兒子，才是真正完整的人生，是現實的完整，不是童話，」這位總經理說。
　他不是唯一的例子。「請將這些天使派往每一個陳長文家！」兒子也是腦性麻痺的理律法律事務所負責人陳長文曾寫。
　當這些天使，降臨在有能力、有良好社會網絡及資源的家中，許多人同樣樂觀面對，把試煉變為人生中的正面力量，轉換自身的經營能力或專業到非營利組織，將成就事業的那股拚勁，投注在推動醫療進步、完善社會福利。明門董事長　鄭欽明
「雅文基金會」讓無聲世界歡笑

　原本無聲的世界，因為他有了改變。
　鄭欽明，明門實業董事長，一手掌理全球第一大嬰兒車代工廠，他的另一手建立起全球最大聽覺口語學習中心，台灣兩千個孩子因為他而可以不再聾啞。
　故事就從「雅文」二個字說起。
　鄭欽明位於內科園區裡的辦公室牆上，一大半被世界地圖佔據，這是他的事業版圖，十五年前明門就打下世界第一大的江山。但就在同一年，上天卻同時給了他人生最大的試煉。
　「你看，她長得好高，」鄭欽明得意的秀出女兒的照片，指著照片中笑得很甜、有著外國人般深邃輪廓的小女兒雅文說。
　遺傳到母親喬安娜的高挑身材，雅文卻得不到母親的好耳力。喬安娜會說八種語言，「她耳朵好得不得了，一年就學會中文，連哪省人的腔調都聽得出來，」鄭欽明說。
　雅文十一個月大時，被證實為重度聽損。正常人的耳蝸二圈半，雅文只有四分之三圈，對一架飛機從身邊飛過產生的一百二十分貝噪音，都「no response」（沒反應）。「聽覺口語法」拯救一切

　鄭欽明立誓一定要雅文過著和正常人一樣的日子，不要靠手語和外界溝通，能夠融入群體中。
　鄭欽明夫婦四處搜集國際相關的醫療組織及資源。最後，發明電話的貝爾先生所成立的「AG Bell聽障協會」，拯救了他們。一九九三年，在協會的年度會議上，他們認識了「聽覺口語法」教育家茱蒂。
　在費盡千辛萬苦到澳洲開刀植入人工電子耳後，雅文又持續接受茱蒂的訓練，找回失去的說話能力。
　十個月後，雅文開口說話了，而且，「叫她閉嘴也閉不了，」喬安娜曾在她的筆記中寫道。
　每年，台灣有二百多個聽障兒出生，女兒的成功經驗，讓鄭欽明夫婦決定幫助更多人。一九九六年，就以女兒的名字命名，成立雅文基金會，最大的心願是「二十年後的台灣，沒有不會說話的聽障兒童」。
　就是靠著「聽覺口語法」，十一年來，基金會幫助兩千多個小朋友，不靠手語，能正常聽說。
　政大企管系教授，同時也是雅文基金會董事的司徒達賢就認為，雅文基金會和一般非營利組織最大的不同，是具有專業知識，擁有全球唯一的中文「聽覺口語法」。
　現在，「雅文」已是亞洲最大的聽覺口語中文學習中心。
　剛開始，鄭欽明每年都自掏腰包五、六千萬，投入基金會。基金會的五樓聽力檢測室，厚重的隔音牆及設備，比一般醫院還完整。基金會甚至高薪請來澳洲聽力師，替小朋友調整人工電子耳或助聽器。
　耗費的人力、心力更可觀。喬安娜拜託教育家茱蒂長駐台灣，一待六年，幫助建立基金會，也訓練台灣第一批師資。甚至耗費五年多將英文的「聽覺口語法」轉換為中文系統。
　因為中文很多用字、用辭習慣和英文不同，像是狀聲詞的使用就得自創，例如和「球」相關的，就是「ㄅㄥ、ㄅㄥ」。文法的差異就更不用說。因為這樣徹底的努力，從基金會「畢業」的小孩，很多都能流利的說話，不只能講電話，還會說相聲、說英語。找人才比找訂單更辛苦

　然而，為基金會找人才，比幫明門找訂單更辛苦。「工廠幾千人，還比基金會好管，」鄭欽明說。
　基金會每年花費五百萬元訓練師資，但許多老師考上公職或學校後離開，不只心血、金錢，連專業知識都跟著流失。而喬安娜除了要訓練師資，甚至還要拜託家長不要放棄孩子，每天忙到三更半夜，最後把自己身體忙壞了，得了癌症。
　「她先食言了，走了，我只好把它頂起來，」鄭欽明決定繼續擴大妻子的心願，但也重新思考，「不要把自己逼得好幾頭燒，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鄭欽明定位自己就像企業營運長，掌握策略方向，而不是到生產線上裝螺絲。
　首先，他解決傷害他最深的「師資」問題，增加師資的來源。
　鄭欽明從學校及醫學雙管齊下。
　先是找上中原大學特教系，開設「聽覺口語法」的課程，由基金會的老師去教學；又和長庚大學合作成立醫學上關於早療的研究所，只求能培育出更多人才。
　而身為企業家，最強調的「效率」，鄭欽明也同樣要求基金會。他看到連預約教室都用人工在紙本上劃劃改改，鄭欽明看不下去。
　他找來明門資訊部門的人到基金會擔任義工，建置整套電腦系統。甚至將二千多個教學個案放在知識平台上，可以快速分享教學經驗，提升教學效率及品質。「不要做牛做馬，要會運用科技，」他說。
　心願擴得更大，企圖不斷提升。基金會將影響力及被幫助的對象，從台灣到大陸，再到華人世界。司徒達賢建議，「雅文」的策略定位應轉換為「華人世界教師的培訓」。用企業家思考來助人

　需求最多的大陸，約有六、七百萬個聽障小朋友需要幫助。二○○一年，基金會就派老師輪流到上海復旦醫院，做「聽覺口語法」的教學，長達一年半的時間。
　鄭欽明還想訓練博士級的人，塑造成聽覺口語法的權威，才能更讓人信服，並在華語世界發揮影響力。
　鄭欽明更和國外機構合作，希望透過正式研究，將聽覺口語法中文系統整理發表，讓這造福過台灣兩千位兒童的方法，散播到每個華人角落。「不只是善念發揮，還會考慮效果，」政大商學院副教授，身兼非營利事業管理組召集人黃秉德觀察，「這是來自企業家的訓練，很在意資源有沒有妥善運用。」
　妻子過世後，鄭欽明讓自己瘋狂投入工作，基金會也愈走愈穩，六年過去，肯定愈來愈多。外界捐款從過去不到五％，到目前鄭欽明自掏腰包的比例只剩三○％。
　但他現在心裡盤算的，依舊是妻子未完的心願──教育弱勢婦女、甚至第三世界的婦女。「即使她得了癌症，都還在跟我提，我都一直記著，」鄭欽明說。
　在改變聽障兒童的一生之後，喬安娜的另一個夢，還等著鄭欽明一步步的實現。提琴家　林照程、鋼琴才女　蕭雅雯
「天使心家族基金會」喚醒深陷哀傷的父母

　大提琴家林照程、鋼琴才女蕭雅雯，他們是令人羨慕、郎才女貌的組合。教音樂，也成立音樂工作室，製作過兒童音樂教材，也辦過像音樂家陳冠宇、溫金龍、賴英里等人的音樂會。六年前開始更粉墨登場，出版自己的音樂ＣＤ。
　教音樂時，最常聽到家長們說，「你們將來生的小孩一定很優秀，」蕭雅雯心中也從沒懷疑過。
　但當第一個女兒五個半月被診斷出是極重度發展遲緩時，林照程夫妻完全不能接受。他們一心想要查清楚原因，「就是想要知道怎麼會這樣，找答案的動機使我們過了很多年很痛苦的日子，」蕭雅雯說。
　找不到原因，只知與基困無關，為了給大女兒刺激，讓她進步快一點，醫生建議再生一個。隨著第二個女兒的出生，林照程夫妻倆並沒有得到解救，因為二女兒也是重度發展遲緩。「那時我回到家看兩個孩子，老大七歲，老二快三歲，都不會走路，我們家整天都很安靜，有孩子跟沒有孩子一樣，都沒有人講話，很悲哀，」林照程回憶。
　忘了給女兒及早教育，一心想要「治好」女兒的心情，其實不只女兒不快樂，林照程夫妻也更封閉。
　因為害怕別人的眼光，他們退縮到只有自己的角落。原本住台南，但親朋好友每次遇到總會客氣地寒暄，「怎麼不帶小孩出來走走？」這句再平常不過的問候，在他們聽來是很大的壓力，「要怎麼帶出去？」後來林照程舉家搬上台北。
　甚至，為了帶孩子出門透透氣，都要上演諜對諜的戲碼。
　林照程的汽車玻璃上貼著一層黑色玻璃紙，因為即使是停下來等待紅燈，他都怕人家看，僅管只是不經意的一瞄，他都覺得緊張。他們只能趁著傍晚，開車在台北市找公園，公園沒人，才把孩子抱下車，如果有人，就再找下一個公園。原來我沒有真正接納孩子

　在接觸宗教之後，夫妻倆才赫然發現，活在自己的高標準裡，孩子得不到快樂，自己的憤怒、沮喪，都是因為沒有真正接納及愛孩子。
　由於無法接受第二個女兒又是這樣，林照程曾經將近半年沒抱過她，「不能接受的心是錯綜複雜的，你知道你愛，但覺得很受傷害，好像她又來騙你。」對照走出來的林照程，在整個採訪過程，今年將升國一的二女兒不斷將雙臂伸向他，撒嬌地和他親親抱抱，已經看不見當年的痛苦及掙扎。
　領悟出「父母先走出來，孩子才有希望」的道理後，這句話也成了林照程、蕭雅雯成立「天使心家族基金會」推動的方向。
　因為陪伴一個身心障礙者走一生道路最長的人，是他的家人，如果家庭的系統不夠強壯，孩子得不到保障，更談不上得到良好的療育。
　透過「天使心」，林照程夫妻不厭其煩地分享他們的故事，希望喚醒還陷在哀傷中，走不出來的父母。
　「一個家庭從活不下去，到開始展開微笑，這不是錢能換來的，」林照程說，「特別是你發現這些孩子因為父母的改變而有微笑了。」
　佈置簡單的客廳，鋼琴幾乎佔去一半空間，蕭雅雯彈奏鋼琴，望向拉著大提琴的林照程及女兒，坐在兩人中間的女兒幸福地笑開了。政大財管系副教授　姜堯民
「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讓早療系統在台發光

　「我是教授、是研究中心主任、是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董事，我最重要的角色是一個特殊小朋友的家長，」政大財務管理系副教授姜堯民見人總是這樣介紹自己。
　迎面走過來，姜堯民和十二歲的兒子恩恩一起脫下帽子，父子倆露出一樣的平頭髮型，姜堯民彎下身要兒子到隔壁遊戲房玩，恩恩開心地衝向房間。恩恩幾個月大就開始做早期療育，所以不仔細看，從外表看不太出來有什麼異樣。力推台灣完善的早期療育

　姜堯民當年在美國攻讀博士時，恩恩出生，六個月大被確定發展遲緩，但姜堯民根本來不及悲傷，兩個禮拜內，美國的治療師就主動登門來教姜堯民如何幫孩子做早療，例如幫他翻身、抬頭等。「很快就教你往前看要做些什麼，不用勸你什麼，反正就是快點做治療，沒時間想這麼多，」姜堯民的樂觀也自然而然傳染到兒子身上。
　兒子一歲十個月回台灣，繼續得到「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的協助療育，讓他原本擔心台灣沒有早療系統而不敢回來的疑慮消除了。
　但比起美國的完整照護，基金會的力量還是很薄弱，所以姜堯民同時還成立「發展遲緩兒童家長協會」，補足社會福利照顧不到的「家庭支持」的缺洞。
　姜堯民擔任董事的「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一直是對政府施壓的「壓力團體」，基金會過去已成功推動立法，將早期療育納入《兒少法》。更推動系統性政策，和內政部、各縣市社會局、教育局等合作，讓每個縣市都有通報轉介中心、聯合評估中心、早期療育。
　另外，姜堯民身為教授的身分及專業，對遲緩兒也有直接的貢獻。
　例如辦活動需要人手時，學生就成為最好的義工。姜堯民還認識許多「企家班」學生，每到繳稅季，他也會含蓄地暗示同學支持基金會。「我敢講我的故事給大家聽，但不是要大家給我錢，而是我去幫大家做一點事，」姜堯民說。
　更重要的，姜堯民運用自己的財務專長向政府建言，證明規劃完善的早期療育，是最好的投資。
　他根據國外數字計算出如果三歲開始，每年花三萬三千元做早療，只需做三年，之後到五十五歲間的五十二年，政府共可省下一百五十多萬元。因為花一點錢將這些孩子教會，不需要特殊班級來收容，長大後甚至有一技之長可以工作，不會拖累家庭及社會。
　許多有類似經歷的人，都跟姜堯民一樣，選擇樂觀看待自己的遭遇及人生，改變自己，幫助更多的人，他們得到的是最大的滿足。建準電機董事長　洪銀樹
「聖淵啟仁中心」把孩子視為生命的活菩薩

　民國六十九年，建準電機董事長洪銀樹三十一歲，他走在人生關鍵的交叉路口上。
　在那一年，資本額僅一百萬的建準在高雄成立。二十七年後，建準在全球取得九二四項專利、行銷五大洲。全球有三成的筆記型電腦，二四％的投影機，使用的是掛有「ＳＵＮＯＮ」牌子的風扇馬達。
　他的么子聖淵（現改名聖泰）也在那年出生。
　抱回家第二天，聖泰開始不喝母奶；送到醫生那才發現是核黃膽。換兩次血後總算平息，但嚴重的黃膽已造成腦性麻痺。醫生告訴他，這樣的孩子體質脆弱，很難養大，甚至問要不要讓孩子「回去」。
　孩子給他們的試煉果然艱鉅。每隔七、 八天，聖泰就高燒不退，要帶到小兒科以大針筒打動脈血管。打針時洪銀樹要兩手壓住聖泰肩膀，腿跨在聖泰腿上。針打完，洪銀樹內衣褲全被汗濡濕，心更在滴血。
　直到接到小學入學通知，洪銀樹和太太才真的「哭到心裡頭」。因為當時七歲的聖泰坐不起來，只能靠父母抱上抱下，遑論上學。
　他們天南地北的尋求協助。那年夏天，找到當時在台北建成國小擔任幼稚部老師的曾菊清，開始暑假的魔鬼訓練。嚴格的訓練讓聖泰每天總要換濕三件衣服。暑假過後，聖泰居然能靠牆站立兩小時，也能獨自上下樓梯。看著現在已經和洪銀樹一樣高大的聖泰的照片，洪銀樹瞇著眼睛笑說，現在的聖泰已經在大專院校就讀了。
　這樣的成長觸動了洪銀樹。他決定要幫助更多像這樣的孩子，要他們能「抱著進來，走著出去」。
　於是在民國七十八年，洪銀樹在高雄成立了聖淵啟仁中心。中心的樓下，就是創業初期的建準。
　二十年來，啟仁中心幫助過兩百多位零到十二歲的腦性麻痺孩子走出去。三層樓高的中心裡，三十四位孩子汗流浹背地跟著老師伸展肢體，鬆開關節；還有遠在新竹的父親將孩子的動作錄下來寄給中心，請老師幫忙校正動作。
　不只幫孩子，他們也幫助家庭。
　洪銀樹說，自己看過太多因為家裡有障礙兒而爭執、離異的家庭。啟仁中心除了要小朋友能走著出去，也要家庭能重拾和諧。一生最大的快樂是啟仁給的

　他們要求父母一定要一起參與孩子的伸展運動，看孩子有多努力，陪著一起努力；也能在中心和其他家長交流，彼此獲得正面能量。像他自己，就總把笑嘻嘻、沒有煩惱的聖泰，看成降臨在家裡的活菩薩。「我告訴太太，這菩薩生在我們家，是好事一樁，很難得，」洪銀樹咧出牙齒笑說，「好事本來就是多磨，所以我們要多付出。」
　洪銀樹常抽空來中心，對著在地上努力學翻身、靠著輔助儀器努力學坐的孩子說加油；看這些「天使」，怎樣一天天，一點一滴的成長。他總說，自己一生最大的快樂和收穫，是啟仁中心給他的。
　「人有三千萬也是吃碗飯，也是住間房子，時間到的時候，三千萬也等於零，」他說，「但如果能將三千萬綻放光彩，你的人生，你看，能不快樂，不美嗎？」（謝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