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想不到的追兵 — 中國科技新秀迅速竄出

像王建民一樣，高科技產業向來是「台灣的驕傲」，但國人也因此患得患失，對岸科技業一點風吹草動，都有人緊張兮兮的議論：大陸追來了，台灣高科技業的優勢不再？

　但至少現在看來，那些傳說中的「台灣對手」似乎都不約而同的陷入困境。
　例如，僅次於台積、聯電的世界第三大晶圓代工廠中芯，今年雖然首季獲利，但股價始終在一元港幣徘徊，成為港股中的「水餃股」。因為內行人都知道，若不是出售資產美化財報，中芯仍是持續虧損。
　大陸最大面板廠，北京政府持股的京東方更在頻頻變賣資產後，傳出將由國家接手，與上廣電、龍騰這兩家同樣陷入危機的面板廠合併。
　而其他一度耀眼的中國科技品牌，例如併購法國湯普森的ＴＣＬ，曾在中國市場威脅諾基亞的手機品牌波導都出現鉅額虧損。而最受矚目的的民族品牌聯想，第一季剛被宏碁趕過，世界第三大電腦公司的地位不保。
　中國科技業諸多壞消息，讓美國《BusinessWeek》五月中旬為文：「科技巨龍跌了一跤」，指出：「中國的新生企業發現高階的競爭比他們想像中來得艱難。」富士康出現競爭者：比亞迪

　但這不代表台灣科技業可以就此鬆懈，因為新的對手已經出現。
　在中國南方的珠江三角洲，這個全世界工廠最密集、勞工人數最多的區塊，竄起兩家新秀，分別挑戰台灣產值最大的科技業——電子組裝代工，以及附加價值最高、最能賺錢的產業——ＩＣ設計。
　一家是深圳的比亞迪，一般人對這名字的了解來自它生產的「ＢＹＤ」品牌汽車，其中模仿豐田可樂娜（台灣的Altis）的Ｆ３是中國最暢銷的小型車之一。
　較鮮為人知的是，今年四一歲的電池專家王傳福創立的比亞迪，不但是世界第二大手機電池廠，更是第一家敢在電子代工業挑戰鴻海的大陸公司。
　兩年前，鴻海集團的富士康科技在香港上市，以諾基亞亞洲第一家代工廠的身分，創下本益比四十多倍的驚人成績，也從此炒紅了香港的電子股。
　種種跡象顯示，比亞迪可能成為第二家「富士康」。三個月前，香港上市的比亞迪向香港證交所遞交申請，準備將旗下的手機零組件部門切割上市。
　外界才驚訝的發現，兩年前才成立的該部門業績竟在一年間跳躍增長一六九％，二○○六年營收達五一億人民幣，成為比亞迪最大的事業群。比亞迪生產的手機機殼、按鍵、面板模組大多供給諾基亞、摩托羅拉等大廠。
　而且根據花旗環球亞洲科技研究部硬體及零件首席分析師楊應超指出，比亞迪很可能已成為諾基亞的全球第四家整機組裝代工伙伴。
　當《天下雜誌》向比亞迪集團財務副總裁吳經勝詢問到這個敏感問題時，他謹慎地回答，「從整個ＩＴ產業佈局來說，很多跨國的終端廠家不想把最主要的零組件供應放在同一家企業，所以有一些戰略上的安排。」真的很像鴻海

　也就是說，富士康爆發性的成長，已經讓諾基亞起了戒心。長期追蹤富士康的楊應超分析，諾基亞在歐洲的主要代工廠艾科泰（Elcoteg），由於不敵富士康的競爭，已陷入營運危機。
　儘管富士康目前代工量僅佔諾基亞的四分之一，但諾基亞必須未雨綢繆，及早培養新的代工伙伴，以免過度依賴富士康，「否則等（富士康成長）到三、四?％就來不及了，」楊應超說。
　比亞迪既然敢捻虎鬚，自是有所恃。在業界眼裡，比亞迪先在手機電池（關鍵零組件）做到舉世第一，再延伸到手機所有零組件，提供「手機一站式採購服務」的模式，簡直是複製鴻海在電腦業的成長經歷。「真的很像鴻海，」楊應超讚嘆。他清楚的記得，和比亞迪幹部聊天，總會聊到鴻海，「他們也盯鴻海盯了一段時間了。」近兩年成長大爆發：珠海炬力

　在珠江出海口的另一端，鄰近澳門的珠海，這個慵懶的濱海城市竟出現中國最大的ＩＣ設計公司——珠海炬力。
　成立十多年一直默默無聞的炬力，卻在近兩年大爆發，二○○六年的營收成長五一％，達到一三．五億人民幣。將中星微電子、大唐微電等中國大力支持的的中關村企業甩在後頭。
　更重要的是，每個月賣出六百萬顆晶片的炬力，已是世界第一大ＭＰ３控制晶片製造商，全世界平均每產出兩台ＭＰ３隨身聽，就有一台用炬力的晶片播放音樂。
　炬力的主控晶片價格只有業界均價的六成，但這不是它贏得市場的主因。
　來自台灣，曾負責潤泰集團大陸投資的炬力董事長兼財務長李湘偉認為，台灣同業對市場的敏銳度，降低成本的能力，大陸仍有所不及。「中國大陸的優勢，是（世界電子業）的下游產業鏈在這裡！」
　深圳到廣州的高速公路沿線百里方圓，正是全世界最密集的電子製造群聚所在。
　這裡除了鴻海、台達電這類龐然大物，還有中小企業組成的螞蟻雄兵製造鏈，從模具、印刷電路板到面板模組一應俱全。再加上隱身在都市邊緣的無數簡陋家庭作坊，這裡成了全中國，甚至全世界仿冒任天堂、黑手機、假蘋果的主要來源。
　炬力的成功關鍵，就是馴服了這個充滿野性、近乎無法無天的製造網。當珠江三角洲每個月湧出上千萬個ＭＰ３隨身聽（許多貌似iPod）席捲中國，乃至全歐洲時，裡面的控制晶片都印著炬力的「Actions」字樣。
　炬力也就征服了世界。
　在過去三年間，炬力在廣東栽培了二十多家大小代理炬力產品的「系統商」，每家擁有數十到上百名工程師。他們對炬力的客戶提供無微不至的服務，搞定包含開機畫面、清單等所有功能設計。有些甚至可以幫客戶擬定生產計劃、備料、訂模具。
　這種「保姆式」服務大大降低了影音產業的進入門檻，只要腰纏幾十萬人民幣，連不識字的農民，就可以組裝起數位隨身聽，躋身「高科技廠家」行列。
　這些新手企業也捲起一陣價格破壞的旋風。例如，三吋彩色螢幕的iPod Nano，市價一千四百元人民幣，而搭配炬力晶片的類似產品，出貨價只要蘋果的五分之一。
　炬力就像把全自動的烏茲衝鋒槍發給外行人，結果打得正規軍毫無招架之力。「炬力改變了這行業的遊戲規則，甚至是定義了規則，」力群科技行銷企劃部長吳瑞彬說，力群是炬力的主要系統商之一。
　描述得更精確一點，珠三角高度分工的協力網絡加速了消費電子產品的「商品化」，這是整個產業的大勢所趨，而炬力則是最早抓住這趨勢的多媒體晶片廠。
　同樣的故事也出現在規模更大的手機業。台灣最大ＩＣ設計公司聯發科，靠著與炬力幾乎一模一樣的操作模式竄起，短短三年內成為中國市場最大的中低階手機晶片供應商。一群螞蟻大軍

　其他急起直追的大陸新秀，例如追趕聯發科的上海展訊，挑戰炬力的福州瑞星微，也都在深圳佈下銷售重兵，好好伺候這群螞蟻雄兵。
　這對台商而言是很懷舊的景象，早年台灣方興未艾的電腦業，也是由數不清的百人小廠組成，一九九八年的《經濟學人》便因此形容台灣的競爭力來自「一群螞蟻大軍」（An army of ants）。
　而台灣產業群聚最重要的特徵——高度水平分工的「協力網絡」，也在廣東、浙江兩個最具經濟活力的省分以十倍、百倍的規模發揚光大。
　例如，浙江的製造重鎮台州市，光黃岩一個區，就聚集了大小兩千兩百家模具廠，五萬名模具工人，這裡的模具產量佔了全中國的一五％，其中有三成外銷，主要銷售地點甚至包括台灣。
　在這個稻田、工廠夾雜，不時傳來金屬敲打和鑽磨聲的「農民創業天堂」，一個中學畢業，只有製造水龍頭經驗的台州青年，靠著「天不怕地不怕」的膽識也能造起複雜的汽車頭燈。
　他混進上海的日本車燈廠「觀摩」幾天，回到台州想辦法手工配出複雜的光型設計（一般用電腦設計），在黃岩訂製幾組車燈模具，就開始「借雞生蛋」，到當地專業注塑（平時幫人做臉盆、衣架）、真空鍍鋁（平時做出口藝品加工）的代工廠完成幾道工序，幾個粗糙的頭燈就裝好了。
　事情當然沒這麼簡單，第一副燈裝來測試，因誤差太大，一束白光竟直往頭頂冒，「笑死了，」說著，充滿喜感的劉宗良自己笑翻天。死纏爛打的精神

　那都是八、九年前的舊事，現在劉宗良的軒金車燈廠已粗具規模。中國最大的民營汽車廠吉利去年銷售的二十萬台車，超過半數裝的是軒金的燈具。
　劉宗良打算明年建新廠，為進軍海外做準備，「我的目標是台灣，品質要做到與台灣同等，我們百分之百能做得到，」他說。
　事實上，接受《天下雜誌》訪問前晚，他剛從參加台灣旅遊團歸來。這趟台灣行，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間刻意脫隊到台南車燈大廠堤維西參觀，希望能「學」點技術，解決新款車燈容易起霧的問題。「真是異想天開，」一位與他熟識的台商直搖頭。
　但就是這種帶著狂想，有點死纏爛打的精神，讓台州甚至整個浙江的民營企業近年的出色表現成為舉世關注的焦點，甚至被視為中國企業「趕超」先進國家的希望。
　長期研究中國企業的哈佛商學院助理教授黃亞生分析，南韓企業的成功經驗，是在追上日本的強烈企圖心驅使下，無所不用其極的學習先進國家技術，中國國營企業身上卻看不到這股企圖心，「恰恰是很多浙江的民營企業有韓國企業的精神，」他在接受《二一世紀經濟報導》的採訪時說。
　今日已是百億大廠的比亞迪，也有個很「克難」的創業過程。早期比亞迪每條生產線都是工程師自己在深圳街頭買設備，花腦筋拼湊起來，而且盡可能以人力來取代資本密集的設備。
　沿襲到今日，形成比亞迪獨特的「技術密集＋勞力密集」的生產模式。也因此，五百億台幣營收規模的比亞迪，員工竟有九萬人之多，遠超過相同規模的台商。曾參觀過比亞迪手機零件生產線的楊應超，印象就是：「很土法煉鋼」。
　或許不好看，但管用得很。根據比亞迪二○○六年財報，手機零組件部門毛利率竟高達一八％，這數字還比富士康的手機零組件的一三％（花旗推估）要高出不少。「只能說大陸人管大陸人一定有成本優勢，（比台商）會便宜一點，」楊應超推測。不具競爭力的中國第一

　炬力也同樣很賺錢，去年以高達五六％的毛利率，淨賺二五億台幣，遠超過大陸同業。
　主因是炬力的務實，一開始就挑選技術門檻不高，但商機明確的ＭＰ３產品，並全力投入，「我們不像其他公司心那麼大，」李湘偉說。
　台灣的「晶片」，大陸翻譯為「芯片」，一字之差可以突顯對岸扶植半導體產業的渴望。許多歸國學人、國營企業熱血沸騰的投入研發高難度的「電視芯」、「手機芯」，誓言讓中國脫離「無芯時代」。
　結果是出現許多成本、性能不具國際競爭力的「中國第一芯」，形同資源浪費。一位半導體業高階主管便認為現在中國五、六百家背景各異的設計公司，大部份都在「賠錢賺吆喝」，真能存活的可能不到一○％，「看起來就是陣亡率很高，」他說。
　正所謂「愛之足以害之」，「過去『政府支持』被視為大陸科技業的主要優勢，現在在很多案例中成了負債，」美國《Business Week》分析。
　例如，為了照料各省都想要有個半導體廠的需求，中芯幾座新廠竟分布相隔千里的北京、武漢、上海、成都，反觀台積電、聯電為了方便管理，新廠都盡量集中。
　中芯的競爭力就這樣點點滴滴的流失了，「這在政治上有利，但卻不是聰明的商業決定，」一位接受《BusinessWeek》採訪的分析師指出。
　但是，台灣、南韓的科技業能有今日，不就是靠著當年政府的支持和財政補貼嗎？
　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瞿宛文分析，其實政府支持不是萬靈丹。依照台灣、南韓的經驗，關鍵是要選擇合適的產業、合適的時機來補貼，但以中國大陸中央、地方複雜的官僚體系，對於產業政策的拿捏構成嚴厲的挑戰。
　尤其一生在計劃經濟打滾的大陸官員，「對市場不是很懂，嗅覺還是很差，」瞿宛文分析，「結果往往一眛要大。」
　「大而不強」也正是大陸科技業的主要罩門，大陸官方剛公布的二○○六年電子百強調查便發現，雖然大陸前百大電子業營收合計首度破一兆人民幣，但因多家鉅額虧損，平均淨利率竟只達二％，遠低於二千年的六．六％。一個中國，兩個世界

　現在的中國大陸製造業可說是「一個中國，兩個世界」，一邊是國家重點栽培，多半在北京、上海的明星企業；一邊則是成千上萬力爭上游的中小企業，集中在廣東、浙江。
　現在看來，諸如比亞迪、珠海炬力這類出身卑微的民營企業，業績表現似乎比那些中關村、張江的明星企業來的亮麗。
　若借用郭台銘的著名比喻，這現象就是「地瓜壓倒蘋果」。眾所皆知，郭台銘曾比喻鴻海是：「在田裡默默長大的地瓜」，而國家大力栽培的竹科企業則是嬌貴的「蘋果」。
　而在中國的「蘋果」型企業仍發育不良時，挑戰台灣科技業的將是第一波冒出頭的「地瓜」型企業，面對這些想法和拼勁都和台商類似的對手，這場仗可不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