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再起

　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近來常訪香港；因為富邦金控在去年購併港基銀行，現在，坐上香港地鐵，車廂廣告上閃著藍底紅字的「富邦銀行一息一利」的貸款字樣，讓台灣旅客感到十分親切。
　香港似乎有種魔魅，讓人視野變寬廣。身為台灣第一家購買香港上市銀行的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就語重心長，「到了香港，才知道台灣距離世界有多遠。」
　以往，香港匯集的是人流；兩岸尚未直航，香港成為台灣人的轉運站。去年，從香港進大陸的台灣人三六○萬人次，平均每天一萬人。
　現在，連人才也走向香港。
　前台灣工研院院長林垂宙，五年前，被香港科技大學延攬為副校長，現已退休；不久前，香港富商霍英東與科大合作在他的故鄉廣州南沙興建科技資訊園區，由林垂宙擔任執行董事。
　台灣的專業白領、企業、科學家和文化人，在過去幾年間陸續頻繁赴港、把香港做為下一個發展的新基地。
　台商也紛紛赴港。以資產達五○九億港幣（約六十五億美元）的富邦香港為例，富邦的策略是先在香港搶下灘頭堡，準備未來三年搭著ＣＥＰＡ的順風車（ＣＥＰＡ，closer economic partner arrangement，中國與香港更緊密經濟貿易關係安排），使得大陸在ＷＴＯ向全世界開放前，香港公司可優先進入市場，早點進入中國設辦事處。
　「最後一仗已經開打，我們要早點拿到武器，」來自台灣、在香港住了十五年的富邦香港行政總裁李晉頤，以作戰的口吻說道。
　除了聚集人流、吸引人才，香港資本市場更在短短幾年間，因台企和中企赴港上市，吸收了可觀的金流。
　今年初，鴻海集團將旗下的子公司富士康切割赴港上市，股價由三．八八港幣一路飆升至一一．七港幣（約台幣四十八元，以十二月十二日收盤價為基準），成長了二倍，成為香港股價翻升最快的股票。而且短短幾個月間，富士康的市值已達三千三百億台幣，將近鴻海市值的一半。
　富士康的成功上市，為一向以地產、金融及運輸為主的香港股市，帶來了科技股的新品類，也引起了台灣資訊科技公司是否會跟著「領頭羊」爭相赴港上市的疑慮。
　從一九九二年到現在，已有三十九家台企赴港上市，上市熱潮在今年達到高點，一月至十一月赴香港主板上市的台企家數有七家，比在台灣上市的企業還多。一位台灣投資銀行家預估，還有六十多家在排隊。
　而到今年十月底，大陸國企在香港ＩＰＯ（初次公開發行）的募資金額超過一千兩百億港幣（約台幣五千億元），較去年一整年增加兩倍。（表一）
　國際金融中心這樣大規模的募資，不僅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讓香港今年股市籌資金額超越東京，成為亞洲第一、全球第四大，明年更可能超越倫敦成為全球第三大。香港已成為新的吸金中心。（表二）十五年的摸索　撥雲見日

　股市和房地產的翻漲，八％的經濟成長率，觀光客湧進的繁忙街景，ＷＴＯ國際會議的主辦，高樓大廈的繁華燈光，重新營造出一個華麗光芒四射，信心十足的香港。
　這與二○○三年前的香港有著強烈的對比。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前，《天下雜誌》曾以「九七香港躍升？隕落？」為題，探討東方明珠的未來。當時很多人擔心國際化的香港會不會變成中國的香港？法治的香港變成人治的香港？菁英的香港變成平庸的香港？中國會不會變成香港的負擔？
　這樣的疑慮也籠罩住香港。
　「九七對我們的衝擊是使我們內向，經濟與政治都是內向的，」香港第一大貿易集團利豐的主席馮國經博士回憶，「有人說不要學英文了，不要學地產經紀了。」
　香港瀰漫的沮喪，在二○○三年達到高峰。失業率居高不下，房地產跌價六成，年初又爆發ＳＡＲＳ，連續三百多人感染死亡，也使香港成為世人眼中的瘟疫迴避之地。四月一日，代表香港八○黃金年代共同美好記憶的巨星張國榮，因憂鬱症跳樓自殺。
　處於谷底的香港人，終於痛定思痛，找到谷底再生的勇氣。「不能再差了，我們只好自己救自己，」香港影評人協會副會長岑朗天說。
　七月一日為了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爭取言論自由，及反對財閥政治和房地產跌價成為負資產，五十萬香港人走上街頭，維護自己的權益。
　企業、社會和各界的領袖也紛紛聚會開始討論，香港的前途在哪裡？「我們一定要走出去，」馮國經說。
　中國大陸開始注意香港人的心聲。九月底簽署了ＣＥＰＡ，建立與香港更緊密的經貿安排，給予香港企業幾乎等同中國企業的優惠。十二月，又開放了中國四大城市人民赴港觀光的自由行。
　雖然ＣＥＰＡ與自由行扮演了推動經濟復甦的觸媒角色，香港的急速翻起還是要歸功於香港人重拾的信心。
　香港歷經九七前十年與九七後五年，共十五年的痛苦與沮喪，慢慢找到自己的新定位，在中國大陸和世界間扮演「增值」的樞紐角色。
　前立法局議員、思匯政策研究所創辦人陸恭蕙觀察，香港以前是英國一部份，是東方之珠，是亞洲很特別的小地方；陸恭蕙彎身拔起牆角旁的電線插頭作比喻說，「我們從西方、從英國『拔掉』，unplug之後，現在又要plug in到中國，可是又不能完全插進去，因為插頭不一樣。所以就需要一個adaptor（轉壓器，指的是一國兩制）。」
　陸恭蕙坦白說道，「但實際來看，香港是unplugged（沒真正接上中國系統的）」。
　當時香港最大的心理障礙，其實是如何放下身段，與中國相處。
　就好像是一位每年賺二萬五千美元的人，如今要與年所得一千三美元的人住在一起，擔心的問題是很實際的，香港人擔心被中國難民拖累、擔心中國成為他們最大負擔。
　「香港的確有陣子在想，我跟大陸在一起，鐵定是虧了，好處都是你的，壞處都是我的，」香港機場管理局行政總裁彭定中形容香港當時心情。
　十五年間低頭自憐的香港，開始抬起頭往前看。它發現，香港外表看來是黃皮膚、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但骨子裡，卻與中國的上海、北京不同，有自己的特色與優勢。
　香港在英國殖民時代累積的法治、資本遊戲規則，國際觀和專業精神是大陸其他城市沒有的。就像一場拔河賽，香港人知道自己的新定位，是要巧妙地在中國與世界之間取得平衡點。
　香港地鐵主席錢果豐為兩百多個島嶼串連起的土地做了結論：「香港是屬於中國的，也屬於世界的。」
　香港開始把自己「想得更大」（think big）：搶更大的市場、做更國際的定位。Think big，做泛珠三角的龍頭

　從廣州東站搭乘九廣鐵路。火車進入深圳羅湖時，窗外繁華光彩的大樓讓旅客站了起來，以為九龍到了；但定神一看才發現還在深圳。深圳的硬體建設可以在一年半載間趕上繁華的香港，但軟體，從服務的態度、效能、國際語言、溝通能力，遠遠不及香港。
　香港官員與商人現在最常說的話是，香港要成為中國的火車頭，或者龍頭。一個帶領中國企業走向金融的、運籌的、國際的龍頭。
　投資推廣署署長、英國人盧維思，是促成迪士尼赴港投資的主要推動者；他指出，一五○年來，香港始終扮演外界進入中國的跳板。但過去四年，香港開始扮演中國企業進入世界的跳板。
　兩千年才成立的投資署，logo採用香港兩字的中文與英文HK，兩相合併形成一條極有視覺效果的紅色飛龍，透露它們未來的目標，要做中國的龍頭，要飛龍在天。
　四年前，投資署沒有半個中國客戶，現在中國客戶佔其業務近二○％；「平均每週幫一家中企在香港設立公司，」在香港住滿三十三年的盧維思很務實，他是第一個歸化為中國公民的外裔公務員，現在他到中國，用的是回鄉卡。
　捉準中國企業要國際化、募集國際資金的渴望，香港的確把市場延伸到大中國。以赴港上市的中企為例，一九九四年僅有五十家，到今年十月增為三百二十二家，成長超過六倍。
　資本市場國際化是這波上市潮流的關鍵。過去幾年，在港股上市集資超過一百億港幣的企業有十五家，其中，中企佔了十二家，且國際配售比例都高達七到九成。
　但國際化的香港，同樣面對轉型的嚴峻考驗。
　目前服務業佔香港生產總值八八％。香港的服務業不斷思考創新與轉型。以往，香港只是賺取差價的貿易商（trader）角色，如今，變成價值鏈的整合者（integrator），輸出經營管理能力，靠管理賺錢。
　舉例來說，過去香港機場很大的收入來源是賺取貨運轉運費，但現在，香港機場開始投資中國各地機場。以香港機管局投資杭州蕭山國際機場為例，斥資十九億港幣、擁有三五％股權，未來香港機管局可以共享經營管理權，同時輸出經營的know-how。
　不只是機場，極有效率的香港地鐵也在大陸積極拓展市場。向外擴張的理由很簡單，地鐵主席錢果豐說，「在香港還能蓋多少鐵路？」
　今年香港地鐵投資六十億元人民幣建設深圳市軌道，策略也是把鐵路網伸展到珠三角，除了建設鐵路，還可作沿線當地的社區開發。
　服務業的轉型成果，讓香港的機場在英國獨立調查航空機構Skytrax的三十一個服務項目調查中裡，勇奪十八項冠軍，打敗了其他一百五十多個國際機場，拿下世界第一；地鐵服務也是世界級的。
　「香港每天都在想，如何將本土市場做大，」有地下特首之稱的馮國經，眼神犀利談著香港，他認為，香港已把眼光放到泛珠三角、包括四川、雲南等九省，四億五千萬人口、約六千多億美元的ＧＤＰ（佔全中國ＧＤＰ四○％）市場。
　「背靠中國，面向世界」的策略，使香港有了新面貌；但香港能夠順利過渡九七，不是「向錢看」的天性，而是維繫香港公平競爭、健全市場制度的法治。
　香港的民主一直是鳥籠民主，連香港人都以此自嘲；但香港人清楚支撐香港存續的，其實是一套完整健全的遊戲規則，一旦機制崩塌，香港不復存在。
　曾擔任香港特首曾蔭權演講撰稿人的香港新聞處總新聞主任、英國籍的斐博歷認為，支撐香港走過九七的四大支柱其實是：法治（rule of law）、公平競爭、廉潔政府、資訊自由流通。
　體會到法治是獨特優勢，香港的確用盡方法維持它的法治、營造一個公平的遊戲規則。
　以法治最高執行機關終審法院為例，在殖民地時代，香港最終是上訴至倫敦的樞密院；回歸後，香港特區設立了終審法院取代樞密院。為了維持終審法院的客觀，香港採取「4+1」方案，除聘任香港籍四位法官外，還必須任命一位至數位海外頗負盛望的法官或退休法官。
　例如，終審法院的海外法官就包括一位澳洲的退休首席法官及一位英國樞密院成員。政府清廉是關鍵

　此外，廉政公署在過去三十一年，把香港從貪腐改造為廉潔社會；九七後，廉政公署仍在各領域打貪，維持香港社會的效能。
　「如果有人跟政府做生意，還被要求拿錢賄賂，他馬上會用手機打給廉署報案，」曾在廉署工作過的投資署署長盧維思認為，這是香港依舊是經商重地的關鍵。
　九七年前，不少外商將總部遷離香港，但經過這幾年的觀察，發現香港法治依舊，於是又都回來。
　譬如，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在台灣、首爾、新加坡各有一百多人，但香港就有一千人。現在，有三千八百家企業在香港設立區域總部，有四十家不同語言的外僑學校，香港正驕傲地向世人展示，它是亞洲的國際都會，做到了「Asia’s world city」。香港的挑戰

　土地、資源少的香港，不斷用夢想創造可能與奇蹟。
　中環金融區，世界金融大樓二期八十八層樓、四百二十公尺、世界第六高的大樓就是一個香港奇蹟。為了這棟樓，香港特區填了二十萬公頃的海，面積相當於梵諦崗一半。
　土地不夠，於是填海；資源不足，於是爭奪；任何遊戲、任何交易，香港都像在挑戰極限運動。
　作家龍應台形容，「整個香港被中環價值所壟斷。」香港像是個過客來淘金的地方，大夥兒為了生存，不擇手段。
　賣「樓花」（預售屋）就是典型「中環價值」下的香港小世界。
　財團競爭，手法激烈。一家地產公司在準備行銷它的預售屋同時，另一家地產公司會派遊覽車在競爭對手的預售屋前直接招攬客人，不留情面；甚至，在香港賣「樓花」是不訂底價的，由買主出價競標。
　香港最大的地產仲介商中原地產老闆施永青說，「開發商總在三更半夜開盤，故意等仲介商與客人又餓又累、神志不清時開盤，他們是這樣操縱客人，讓人在價格高時下訂單。」荒謬如電影裡的鏡頭，其實是現實的場景。
　而一切朝資本主義看齊的香港，正在承受「中環價值」壟斷後，所帶來的危機。
　香港貧富差距的情況日益嚴重。香港的貧富差距高達一七．七倍，比台灣的六倍大很多。（表三）一個香港，兩個社會

　香港明顯的形成了「一個香港，兩個社會」的現象。
　最上層、受高教育的五％到一○％的人很快活，但一般活在鴿子籠房子裡的香港人還是很苦。香港自有住宅比率僅五七％，遠低於台灣的八七％。
　香港是全球少數沒有最低薪資保障的地方，愈來愈多中國人力進入香港，以低薪搶香港人的工作。
　思匯政策研究所創辦人陸恭蕙觀察：「香港是兩個tiers（階層）。一個是very good，另外一個階層則是十五年前比現在過得好。」
　與中國掛鉤後的香港，享受著中國成長的甜頭，但也在承擔伴隨而來的負擔。
　香港人的健康因廣東珠江的工業污染所冒出來的黑煙受影響，不少下一代已出現氣喘；而面對中國大陸的傳染病、ＳＡＲＳ和禽流感，香港不是沒有擔憂。陸恭蕙提醒：「廣東搞不好，香港也活不下去。」
　香港與中國的合作不只是經濟的，還要有環境、健康的合作。
　要如何避免以上的問題？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主任宋恩榮認為，「只能深入合作，管理源頭，要管理到裡面去。」
　從灰燼中再起的香港，雖然挑戰不斷，但卻發現自己的優勢，有了「Think Big, Dream Big」的信心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