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灣之子　跨越外界的眼光

　午後，台中縣大森林幼稚園裡，三歲的施美欣，睜著黑白分明的大眼，天真地唱著「小星星」。媽媽從中國大陸廣西嫁來台灣，在當作業員，和六十歲的父親施文生卯盡全力，就算薪資微薄，也要栽培女兒讀最好的幼稚園。
　八卦山的大佛俯視著彰化市的鬧街，今年考上彰化高中的阿傑，夾在一大群學生隊伍裡走出校門。
　阿傑父親因為車禍，找工作不順遂，他印尼籍的母親擔起家計，每天坐車到芳苑工業區做工養家。家境不好，國小導師柯俊宇主動幫阿傑做免費課後輔導，「他真的很自動自發，」早不當阿傑導師的柯俊宇，拿著保存阿傑國小成績的檔案夾一遍遍地翻閱。七．五個孩子，就有一個「新台灣之子」

　人口的組成急速變化，台灣正在大混血。
　根據內政部統計，二○○四年全國嬰兒出生數約二十一萬人，外籍配偶的孩子佔一三．二％，即每七．五個出生嬰兒中，就有一個「新台灣之子」，和六年前每十六．五個嬰兒中才有一個相比，成長超過五○％。（見表一）
　新台灣之子已經出現在學校各處，在台灣一般孩子的四周。
　彰化縣西港國小的幼稚園裡，三十個學童中，就有十個外籍配偶的小孩。台北市慈善基金會主任許水鳳認識的一位婦產科醫生，發現接生四個小孩中，就有一個新台灣之子，「十幾年後，他們就能選自己的立法委員，」許水鳳比喻。
　經建會主委胡勝正更打趣地說：「到時，省籍情節是否還存在，是個大疑問。」
　但另一方面，新台灣之子，也常剛踏入社會，就先被貼上負面的「人口素質拖油瓶」標籤。「這對他們十分不公平，」一位社工人員忿忿不平地說。
　新台灣之子，許多來自社經地位邊緣的外籍配偶家庭。父親勞動能力有限，家庭生計重擔往往在外籍母親身上，加上生活適應壓力及語言溝通問題，對於新台灣之子的教養及發展，不是無暇多琢磨，便是顯得力不從心。
　「十幾年後，他們都是台灣社會中堅，不能讓他們淪為邊緣人，」高雄善牧基金會社工許菁黛疾呼。
　兩年前，《天下雜誌》封面專題「新台灣之子」，喚起了社會大眾對這個現象的重視。政府須投入資源，照顧外籍配偶與子女

　這兩年，政府陸續祭出針對外籍配偶及子女的照顧輔導措施，展開跨部會規劃，推動從外籍配偶到子女的照護。去年，行政院編列了三十億的「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讓民間機構及地方縣市政府提案申請經費，辦理新移民語文課程、子女托育、培訓志工等措施。
　「政府的確有必要投入資源，照護外籍配偶，協助他們讓自己的子女不要輸在起跑點，」內政部戶政司副司長蘇清朝說。
　新措施當中，又以語文課程最為熱門。從地方政府到學校、民間機構，相關課程開班如雨後春筍。
　根據教育部今年九月公布的「外籍配偶就讀國小子女學習及生活意向」調查，外籍配偶語言溝通能力，與孩子語言發展及在校適應狀況，具有密切關係。外籍配偶語言溝通能力差導致孩子語言發展遲緩的百分比，比溝通流利者高出二○％。
　「所以，我們希望提升外籍配偶們的語言溝通能力，直接能幫助他們教養孩子和生活適應，」蘇清朝說。
　每週固定到永樂婦女中心當志工的張清，從柬埔寨嫁來台灣近十年，從前在金邊的咖啡店上班的張清，形容來台灣後的自己是個「封閉的家庭主婦」，外面有什麼給新移民的資訊，她也接觸不到。
　但她最擔心孩子跑來問功課，「孩子作業寫ㄅ、ㄆ、ㄇ，我看不懂，根本沒辦法教，」孩子在學校有壓力，做母親的張清覺得壓力更大，「我決定，一定要去上課。」
　現在她和孩子不但互相糾正注音讀法，還和婆婆、先生，輪流看孩子的功課，「我孩子聯絡簿上有好幾種簽名，」張清開心地說。
　許多新台灣之子對於自己和別人長得不太一樣，或是口音不同，產生認同困惑甚至自我厭惡。這種嫌惡，最常轉嫁到處於文化壓抑的外籍母親身上。
　民間組織意識到外籍配偶因為文化弱勢而內縮，也開始培育外籍配偶種子志工形成互助團體。先自我肯定，才有認同

　「要先鼓勵外籍配偶自我肯定，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世新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管中祥說。
　高雄縣美濃田邊，一群外籍配偶，剛結束整修菸樓的工作，圍著桌子吃著中飯。午後，孩子放學，她們也不擔心，因為這裡有托育室。
　兩年前成立的「南洋台灣姊妹會」，從識字班開始，到現在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的補助下，打造一座南洋菸樓。「這裡很像自己的娘家，」印尼來的黃莉莉說。
　姊妹會還規劃課程，培訓外籍配偶成為講師和翻譯人才，像黃莉莉就曾到屏東、鳳山的國小講授印尼的文化和飲食。泰國來的江容珍除了有通譯的能力外，她更堅持教自己的孩子講泰語。
　這裡的外籍配偶們談起教養孩子，顯得自信且頭頭是道。「我們教孩子不只會讀書，我們教他們要有禮貌、要會幫忙、會做事，」印尼來的雪玲說。
　除了關心外籍配偶對孩子的影響，像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莫藜藜，舉辦外籍配偶家庭座談會時，便堅持「父親」的角色不能缺席。學校體系發揮功能

　「就是要想盡辦法要爸爸一起來，讓他知道自己也必須參與，」莫藜藜說。
　除了家庭狀況的調整，學校是另一隻重要助手。
　教育部之前的調查便顯示，國小導師對學校辦理課後輔導，認為對外籍配偶的孩子有幫助的人，竟高達九成以上。
　特別在教育知識普遍低落的偏遠地區和鄉間，學校的角色更能發揮重要功能。
　十二點的鐘聲響過了好久，彰化縣潭墘國小部份班級燈沒熄，還有老師孜孜不倦地在巡堂，幾個學生乖乖地坐在教室寫作業。
　教育部訂出教育優先區計劃，學校外籍配偶子女、單親、隔代教養等學童人數超過一定人數，就能申請經費補助，辦理課後輔導。
　「鄉下的人情味就是這麼重，那些老師都是自願留下的，」訓導主任蔡秋雄說。
　不只針對學生本身課後輔導，學校也申請經費為外籍配偶辦活動。蔡秋雄常親自一通一通地打電話給全校十三戶外籍配偶家庭，「拜託」他們全家一起參加活動。
　「雞婆一點，孩子就不會像浮萍一樣，漂來漂去沒人關心，」蔡秋雄說。
　從政府、教育界到民間組織，正逐步調整對新移民及下一代的照護。社會何時願意摘除有色眼鏡？

　但新台灣之子面對最大的問題及挑戰，引爆點始終來自「外界的眼光」。
　在同樣一塊土地上生活，台灣主流文化面對東南亞及中國大陸新移民及下一代，仍抱持有意無意的優越意識。
　台大城鄉所研究生朱家豪，國小五年級才從印尼回到台灣和家人一起住。「剛回來不適應，五年級我念了兩次，」當年住在竹東客家村，朱家豪濃重的印尼腔，還被同學故意拿來模仿。
　新台灣之子，他們雙文化的特點往往被忽略。
　譬如朱家豪擁有華語及印尼語雙聲帶，時常幫忙同鄉解決問題，「多會一種語言，不是比較有競爭力嗎？」他困惑地反問。
　「我們常說自己已經進入多元文化社會，但我們並沒有準備好如何面對這些孩子多元文化的背景，」彰化縣美豐國小校長陳豔紅說。
　「我們的孩子不像電視新聞報導的那樣，他們不遲緩，很聰明、乖巧，請不要用異樣的眼光看我們，」越南籍的林金惠在《不要叫我外籍新娘》書裡，吐露心聲。
　新台灣之子已經跨入社會，社會的有色眼鏡什麼時候願意摘除？新台灣之女　蔡雅雯

　台中市艷陽高照，十二點剛過，蔡雅雯準時出現在學校大門口。一旁還拉著她的死黨小新，堅持拍照、訪談都要一起。
　「她很厲害，還會做早餐給我吃，」說自己個性迷糊，都是小新幫忙出頭，蔡雅雯好像很需要呵護，一如她白瓷娃娃般的外表。
　事實上，不然。
　去年考上中山醫學院，她向家裡據理力爭，自己貸款念大學，因為相信「念書可以改變人生」，「念護理系，畢業後不怕沒工作。」
　她星期一到五下課後，在牙醫診所打工到深夜，星期六、日還要到服裝店打工，扣除學校上課，一週打工時數三十六個小時，一個月薪水才九千元，但她要求自己至少存下三千，「我沒有參加社團，我生活只有學校和打工。」
　問她這麼拚做什麼？「我不想向家裡拿錢，」家就在隔壁彰化縣，但沒有假日，只能久久請假回家一趟的蔡雅雯，心疼母親，她寧可自己苦一點。
　談起家裡和自己的父母，她變得比較嚴肅，但不避諱。
　「我知道雜誌都喜歡報導外籍配偶被歧視，但我媽很疼我，我回家她都煮很多東西讓我補，我跟她很親，」她像在宣示什麼似的。
　升上大二，才滿二十歲的蔡雅雯，來自彰化地層下陷最嚴重的大城鄉。
　蔡雅雯的母親江阿嘉，從印尼來台灣，經人介紹嫁給蔡雅雯的父親，父親小兒麻痺，過去在西裝店做裁縫。
　江阿嘉來台灣二十一年，只回過兩次印尼。她不敢讓家裡的人知道自己嫁一個小兒麻痺的丈夫，更不敢讓家裡的人知道自己嫁來台灣，還要出去做工養家。
　之前在芳苑工業區工作，年過四十才找到的工作，讓江阿嘉更加賣力，但出了一次嚴重的車禍後，她因為腿傷不耐久站，變成在家做裁縫，車衣服出去賣，家裡的收入變得不穩定。
　儘管江阿嘉不識字，但她管孩子管得嚴，「小時候太晚回家要罰跪，媽媽覺得要教好我，」蔡雅雯說，「但她很開明，會和我討論有沒有男朋友。」
　事實上，蔡雅雯是母親心中的小公主和心靈的支柱。
　走入彰化大城蔡家，幾坪大的客廳，放眼望去都是蔡雅雯的影子。
　兩旁的牆壁掛滿她從小到大的獎狀。客廳裡唯一一只玻璃櫃中，放著兩張照片，照片中年幼的蔡雅雯和妹妹穿著母親親手縫的紅色洋裝，「媽媽很愛漂亮，都要把我們打扮漂亮才讓我們上學，」蔡雅雯說。照片旁邊，放著江阿嘉珍藏著蔡雅雯做給她的母親節卡片。
　女兒邊讀書還要辛苦工作，江阿嘉老覺得「不捨」，說做自己的女兒很苦。但蔡雅雯只想省一點，接媽媽來台中跟自己一起住，兩人衣服size一樣，可以一起穿。「妹妹現在上夜校，白天也可以工作，媽媽不用那麼辛苦了，」她說。
　下午一點，蔡雅雯要上課。匆匆擺出令人莞爾「裝可愛」的pose讓攝影記者照相。她輕鬆地顛覆媒體、社會貼的「負面標籤」。
　「自己快樂就好，其他不用太在意，」這位已經進入社會的「新台灣之女」聳聳肩。政府措施，外籍配偶享受得到？

　針對外籍配偶和新台灣之子辦理的生活輔導措施，仍遭遇生活現實面的挑戰。
　像彰化縣大城鄉具指標的大城國小開辦識字班，報名截止，只有一名外籍配偶報名，民間團體開辦相關課程，出席率不穩是家常便飯。
　住在台北社子島的洪小妹，國小下課後就直接到安親班。洪小妹印尼籍的母親阿莉忙著店裡的生意，本身看不懂中文，無法判斷洪小妹從安親班帶回家的訊息，對此她顯得束手無策。「沒時間，工作都做不完了，先生也不喜歡我出門，」阿莉輕描淡寫，卻道出外籍配偶共同的生活困境。
　「不要教我媽媽，她賺錢都來不及了，她沒有心學，」當潭墘國小訓導主任蔡秋雄，聽到班上一位新台灣之子這麼說時，內心十分震撼。母親在孩子心中，僅存賺錢養家的功能。
　事實上，內政部在二○○三年做的「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結果即顯示，受訪者需求度最高的正是「保障就業權益」，達五○％，遠高於其他包括協助子女托育、協助子女就學、設服務諮詢窗口、提供生活救助措施等措施（以上皆未達一五％）。
　常幫校內外籍配偶家庭尋找補助款的蔡秋雄認為，在提升外籍配偶語言溝通及文化了解前，還有基本需求待解決。
　「至少像社會救助單位和職訓應該介入，與教育同步進行，」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