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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 不只為自己養人才 — 七年前就送學生出國

台灣能不能培養出下一個畢卡索或愛因斯坦,國際觀是關鍵。七年前,國際化口號尚未響徹雲霄,台積電就首開風氣之先,將一批批學生送出國,為台灣播下國際化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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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瑞典斯德哥爾摩。

 時序才九月,但已經非常寒冷,最高不到攝氏十五度,樹頭已一片枯黃。
 謝政儒拖著行李,手上握著友人為他準備的地圖。從第二天起,他只有這張紙,紙上的聯絡方式,與他自己。接下來一年,他要在林學平大學(Linkoping University)的物理與量測科技所修習學分。
 他二十歲,第一次到陌生的歐洲北國,有點害怕,不安。
 一九九九年,世界在忙什麼?
 九七年金融風暴剛過,亞洲國家忙著從暴風圈脫困。千禧年在即,企業與政府加緊腳步因應可能的千禧失序。兩岸準備加入WTO,大家對國際化與全球化的衝擊一知半解,但充滿焦慮。
 但台積電已經開始送大三學生出國。
 一九九八年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成立,當年兩個重要活動,一是贊助雲門舞集演出,另一個就是簽訂國際學生交流獎學金。台積電捐助清大、交大與成大各一百萬元台幣,提供每校五個大三學生赴海外交換一年。
 其中清大最積極,不但連年舉辦,這兩年還對等加碼一百萬元,每年送十位大三生出國,資格也從理工科系開放到所有科系,五年以來已送出近五十位學生。
 在台灣各大學還未意識到「國際化」的重要時,這只是張不起眼的合同。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祕書長郭珊珊翻出這張紙時,自己也有點意外。
 時至今日,當台灣高唱人才國際化,鼓勵大三學生出國交換或實習時,當年不起眼的動作,卻突然發亮起來。
 它證明企業可以開風氣之先,為社會而非企業本身培養人才。台積電獎學金得主不必簽約,自己找適合的學校,也不必寫心得報告。
 「我們能不能培養出下一個葛林斯班或畢卡索?」郭珊珊說,「國際觀是台灣未來人才的關鍵。」破冰之旅

 當時念清大材料系的謝政儒是「破冰者」。他首開先例到北歐的林學平大學,當時那裡沒有任何台灣學生。
 他很拚命。連同修課、做研究與寫論文,他在一年內修完大三學分與碩士學位,碩士論文在上飛機前兩天出爐,在瑞典整整三百六十四天。
 今年剛加入外商公司Accenture的謝政儒,對當年的記憶已經有點模糊,但永遠記得「眼界為之一開的感覺」。
 以他研究的OLED為例,台灣因為經費與設備有限,只能用既有的檢測方式,但也因此缺乏整體觀。瑞典的專業器材充沛,謝政儒因此學會每一種檢測方法,「所有層面都看過,分析就不會有盲點。」
 但他感受更深的是被信任的感覺。上千萬元的儀器只要受訓兩天,人人都能自由使用,不像台灣要排好幾個月。他接觸了許多「用了手都會發抖」的儀器,也很享受在個人專屬無塵室內做實驗的專注。在台灣,無塵室必須跟廠商租借。領略國際學風

 相隔六年,同樣在瑞典林學平大學,謝政儒「後繼有人」。
 單眼皮,眼睛細細,白淨皮膚,講話與笑聲都溫溫的清大化學系女生周依琳,去年從林學平大學交換回來。
 自稱從小到大求學「沒有離開過新竹光復路」,七年級生周依琳第一次單獨遠離家園到遙遠的北國。
 她是帶著夢去的。周依琳的偶像是有「中國居禮夫人」之稱,世界最傑出的女性物理學家吳健雄。她的目標是成為吳健雄第二。
 她從小對生物化學有興趣,而瑞典開啟她對生命的另一層思考。
 比如在「生物福利學」課堂上,教授設計了一連串動物情緒、行為反應,與腦神經變化的研究,要他們探討當動物開心、憤怒或緊張時,會有什麼反應,人又應該如何讓牠們舒適、放鬆。
 她大惑不解,「我為什麼要管豬開不開心?」
 「因為我們要和環境和平共處,」一次又一次,隨著愈來愈多人這樣回答,她漸漸相信福利國家對生命的認真與尊重。
 課程走入生活更讓她難忘。周依琳曾與同學研究棕熊的生活型態,期末時,動物園開放給學生,讓她們扛著木材和夾板進駐,依著假設藍圖敲敲打打,布置棕熊生活與進食的動線,再蹲點觀察。
 此外,她也曾在動物園住一整週,觀察灰狼夜間的生活。「好像discovery一樣,」她睜大眼睛。
 動物園資源與學校共享,提供學生很充足的實戰經驗。周依琳還因此解剖過變色龍、毒蛇,以及比巴掌還小的迷你猴。
 「沒有課本」的學習讓周依琳強迫自己融會貫通。「所有的書都是參考書,」她說,在台灣要背很多零散知識,瑞典教授則從實例出發,讓學生自己把知識拼湊起來。
 但壓力也特別大。周依琳常跑圖書館、上網查資料,每天念書三小時,比在台灣還要用功。也因此少了跟同學上酒吧玩樂的時間。
 但她發現一切都值得。以往怎麼背也背不起來的腺體與生物構造,現在清清楚楚,「突然間,所有的東西都有了道理,」周依琳覺得自己開了竅。把學習當一回事

 從美國交換回來的清大經濟系學生石劭軒,也重新領略學習的意義。
 一頭捲髮的石劭軒,去年到氣候宜人的加州大學戴維斯(Davis)分校交換,她見識到國際學生的「認真」。
 細肩帶,夾腳拖鞋,短到不能再短的迷你裙……,跟其他地區相比,加州大學生穿著輕鬆許多,也常開派對狂歡。
 「他們週末可以在沙灘曬一整天太陽,」石劭軒說,「但在公車上問的是:你念書念得怎樣?可以拿A嗎?」歐美學生認真念書認真玩。大家關心彼此的進度,考得好互道恭喜。
 周依琳最念念不忘的則是每天午茶時刻,大夥兒端著咖啡杯,擠在狹小的茶水間談天說地,往往一談學問就忘了時間。大家交換對彼此報告的想法,很多學術構想都在杯盤交錯間碰撞出火花。敵人不是你的同學

 但國際學生高漲的企圖心卻讓這些當過交換學生的七年級生緊張。
 「中國大陸的學生無孔不入,」周依琳說,與歐洲其他學生相比,中國大陸學生幾乎不社交,拚命念書,使命感特強。
 他們不給自己留退路。一胎化下的大陸學生,挾著祖宗的期望飄洋過海。她班上的中國留學生就是拿著祖產,與一紙「一定要念國外大學」的遺囑來到瑞典,一毛錢都浪費不起。
 「不加油,就會被比下去,」周依琳開始擔心,「中國大陸離我們這麼近。」
 她更從課堂參與領略其他國家學生的高企圖。
 「對手不是你的同班同學,是領域中最厲害的那個人,」她說,企圖心高的學生,將目標鎖定世界級大師,而不是放在課堂。每堂課只要教授一放下書,大夥就開始搶著問問題。
 韓國學生的強悍則讓人感到壓迫。石劭軒說,台灣學生習慣謙虛,韓國學生懂得爭取。台灣學生還在推讓,他們一把就搶走表現機會。「我們要主動一點,」她說。尋找下一個典範

 跟外國學生交談,最能感受國際觀的差異。周依琳在與瑞典學生聊天時發現,大家居然對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琅琅上口,不是一無所知,「如果換成我呢?如果我面對一個蒙古學生,能不能與他對話?」她自我檢討。
 吳大猷、吳健雄、畢卡索、愛因斯坦、葛林斯班……,每個時代,大家都在尋找心中的典範。
 與未來搶時間的台灣,年輕人的視野,將決定未來台灣在國際舞台的位置。雖然成效不會立即展現,但早年埋下的國際化種子,會生根發芽,慢慢產生影響。
 謝政儒說,當年他回台灣後,台積電辦了一次聚會。當時基金會的董事長陳國慈很認真地問他們,在國外過得好不好?看到什麼?有沒有學到東西?計劃該怎麼改進……。
 「他們是真的在乎我們,希望把事情辦好,不是捐了錢就算,」他感受到台積電的用心,現在想起還覺得溫暖。
 這些交換學生,現在有的在世界頂尖學府念博士,有的到業界服務,也有像謝政儒轉戰別的領域。無論在哪個領域,大三的交換經驗都已開闊了他們的視野。
 台灣能不能造就出下一位大師?
 可以。而且,每個人,每家企業都能盡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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