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為何請辭？

香港特首董建華突然請辭。

　過去，董建華給外界的印象，是對北京唯命是從、追隨逢迎唯恐不及的特首。這樣的人，為什麼會請辭？北京又為什麼會批准他的辭職？難道中共與董失去信任了嗎？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源起於二○○三年。這一年的七月一日，香港市民為了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有五十萬人上街遊行，「董建華下台」、「還政於民」的呼聲震天。
　「還政於民」的聲音，全世界都聽到，國際社會也支持，香港各政黨、甚至包括親中共的民建聯，都支持二○○七年實現特首普選產生，二○○八年實現全體立法會議席普選產生（以下簡稱「雙普選」）。
　董建華嘴裡不說，但他不可能聽不到這響徹天際的聲音，他顯然也會自忖：若能在他的任內通過了香港的普選體制，實現了民主，那麼他在二○○七年完成第二屆任期時，就會光榮離任，而不是在唾罵聲中離任。
　於是，在二○○三年底，他在為二○○四年一月提出的施政報告做準備時，就打算大篇幅地提出○七、○八年選舉的政制檢討，並列為二○○四年向香港公眾諮詢意見的重點議題。了解香港民意趨勢的人，都知道這項檢討在香港全面展開以後，必然結果就是「雙普選」。北京又豈會不知？然而，一黨專政的中共政權，共產黨領導是動搖不得的，人民普選是絕對不容許的。「雙普選」悖離了中共的底線。北京對董開始不信任

　董建華在為二○○四年施政報告做準備時，與北京應該是有溝通的，而北京大概也向他示意不要在施政報告中大篇幅提出政制檢討。然而，董沒有聽從北京勸喻，最後北京被迫向董「叫停」，阻止了他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對選舉制度的全面討論。
　這應該是北京與董建華關係出現的第一次扞格。從這開始，北京對董有點「不信任」了。而不信任一旦開始，就會如走下坡路般不能遏止。
　中央叫停這件事，本是內部通傳，是不宜公開的。但董建華隨後卻公開表示，因為中央叫停，所以原本在二○○四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來的政制檢討，要暫時擱置。這樣就把「反民主」的動因歸之於北京，從而在香港及國際社會中陷中共於不義。北京對董的不信任又增加了。
　二○○四年初，香港社會仍然熱炒「雙普選」話題。北京不斷通過官員、法律專家施壓，但民眾的普選意向卻壓制不住。北京示意董建華就此議題呈請人大常委對《基本法》做解釋。因為按《基本法》規定，人大常委通常是要在香港特區呈請之下才會對《基本法》做解釋的。然而，董建華沒有提出釋法的呈請。於是人大常委在○四年四月六日，在沒有香港特區提出呈請之下，主動提出對《基本法》的解釋。「釋法」的條文表示，香港選舉制度的改變，啟動的權力不在香港的立法會，而在於香港特首與中央商議之後，向人大常委提出報告，人大常委再根據這報告予以「確定」。在中央與民意的夾縫中

　接下來，相信北京一再向董建華示意，要求他在向人大常委提交的報告中，提出否定「雙普選」的意見，以便人大常委予以「確定」。然而，董在向人大常委提交的報告中，只提了一些原則，並沒有提到要否定「雙普選」。因此，逼使北京再次赤裸裸地伸出干預的手，在去年四月二十六日由人大常委做出決定，直接了當否定了「雙普選」。
　中共直接插手香港事務，破壞了「一國兩制」和香港的高度自治，引起國際輿論包括人權組織和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的嚴厲批評。中共對董建華相信是不滿已極，無法容忍。去年底，胡錦濤在媒體前公開要求董政權「查找不足」，接著北京對董又明裡暗裡地疏離，董已心領神會。而且他也知道，經中央封殺了香港的民主之後，他任內要建立什麼個人「勳業」，要光榮離任，幾乎是沒有機會了。
　董建華有退路，他的家族生意近幾年股價不斷攀升，公司市值已接近二百億港幣，他個人所佔股份市值達三十億港幣，去年他個人的股息收入是八千七百多萬港幣。他畢生從商，從政本不是他的志業，與其每天被輿論修理，又得不到中共信任，他不如回到自己的商業王國。
　董建華治港七年多的啟示是：在「一國兩制」之下，由於權力來源完全在「一國」的中央手中，沒有香港本地人民的授權，因此中共與董，在不同的制度與不同的思維方式之下，就從相互信任逐漸變為相互不信任。
　而一旦開始了不信任，就失去了脆弱的權力基礎，此其一；在絕對權力的中共，與開放社會的民意夾縫中，當香港的特首不僅是一個「兩面不討好」的角色，而且肯定是「裡外不是人」的角色，此其二；中共依賴的「商人治港」，由於商人有退路，從政只是生涯中的階段性選擇，因此一旦受委屈，他可以撒手不幹。而以政治為志業的人士，則別無選擇，不管怎麼委屈，也要妥協求存，此其三。
　北京或香港的特首繼任人，能吸取此中教訓嗎？
　（本文作者為香港知名政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