襪子鄉的掙扎

和煦的冬陽下，鄉間的寧靜被頻頻的喇叭聲打破。彰化八卦山腳下一條通往社頭鄉的兩線道路，竟然塞了將近一公里的車潮。

　社頭鄉正舉辦一年一度的襪子節，寬闊的社頭果菜市場堆了滿坑滿谷的絲襪、童襪、運動襪……。
　近二十家商家齊聲叫賣。「一雙十元、一雙十元，買十雙送兩雙，」一位戴眼鏡的年輕人舉著擴音器喊著，「我們捷盈是在賣美國的，今天配合鄉公所辦活動才有這樣……。」
　這麼便宜，「這應該是大陸廠做的吧？」一位外地遊客懷疑地問著，攤位主人帶著自豪的回答，「這都是我們社頭自己做的，」
　旁邊招牌大字寫著「襪子的故鄉」。
　小小的社頭鄉擠了兩百多家織襪廠，佔了全台灣的六五％。據鄉公所估計，全鄉有一千五百戶人家從事織襪業。
　甚至連一旁忙著分送熱騰騰米苔目給遊客的女鄉長魏陳春惠，都來自主導台灣絲襪業的社頭魏氏家族。獨家配方的「鄉長米苔目」還是她指揮廠內女工煮出來的。
　經過民國八○年代紡織業大規模的關廠、出走後，台灣還有「襪子鄉」存在？
　但擁有四萬五千人口的社頭鄉，卻像顆「活化石」，還始終忠實保留著台灣經濟起飛時期，「客廳即工廠」的歷史畫面。
　馬路邊，年輕的媳婦、白髮老婆婆，一同坐在戶外騎樓的折疊桌邊，熟練的手工翻著一雙雙襪子。幾大塑膠袋顏色鮮豔的各式襪子還擺在一旁等著。
　她們做的是最不需技術的手工：將襪子從反面翻到正面，再用別針固定。一天下來，手腳再俐落的年輕人，能賺到四百元算不錯了。「賺些老人工啦！」阿婆有點害羞地說。
　直到現在，整個社頭鄉還像一個大工廠，紡紗、編織、車線、定型、包裝都在鄉裡各處完成，隨時有小發財車在狹窄的巷道穿梭，配送半完成品。夫妻檔機台廠是關鍵

　高度的垂直分工，連棉襪製程最重要的機械編織過程，都可以在一般人家完成。
　例如，在一棟社頭鄉最具特色的「多護龍」三合院民居，後院加蓋的平房裡，二十五部俗稱「機台」的電腦自動織襪機嗡嗡作響，這裡一天可全自動織出四百打襪子。
　今年五十五歲的簡國益，十多年年前辭去北部電子廠的工作，返鄉買機台開始做起「代工」生意。
　夫妻倆幾乎總在忙進忙出。最重要的機台維修看顧，由兩夫妻輪流負責。他每天半夜二點起床與他太太交班，白天他也得自己開車運送棉紗原料，甚至幫七十多歲的父親運送採收的芭樂給中盤商。
　簡太太看守機台時不會閒著，旁邊也堆著數十袋襪子，便在電視邊熟練地翻起襪子。遇到訪客，她殷勤泡茶時，隨手抓來擦水漬的「抹布」，也是條色彩鮮豔的棉襪。
　「台灣的競爭力都是靠著這樣的夫妻檔，」一位同鄉的業者忍不住插嘴。
　這是社頭鄉能在上一波產業出走潮中倖存的一大關鍵。靠著違背傳統產業常識的「逆向行駛」，社頭的織襪廠以小型化、家庭化來降低成本。
　根據台灣師範大學研究生劉寶齡的研究，從一九八○後期開始，社頭的中大型織襪廠紛紛將製襪機台出讓、外包。造就了上百家如簡國益一般的「夫妻檔」機台廠的出現。
　根據社頭鄉工商課的調查，五人以下的小型廠家佔總織襪廠的比例，從民國七五年的三二％升到民國八七年的五三％。而且社頭九○％都是三十人以下小廠。
　另一個把織襪業留在社頭的理由，是台灣領先大陸的研發能力。
　因為，襪子已成為時尚流行的主要配件之一，符合「少量多樣」的台灣傳統產業強項。
　「有太多的種類、材質、季節變化，有太多的東西有發展空間，」長期研究中部中小企業群聚的東海社會系教授陳介玄解釋。
　例如，琨蒂絲絲襪副總經理魏平政（鄉長五子）露出詭異的笑容，拿出公司最新的產品型錄。
　嘩！這根本是限制級的情趣內衣。裡頭魔鬼身材的金髮模特兒，穿著各色連身絲襪，或在「敏感部位」做出各式開口，憑著老師傅多年經驗設計出的特殊花紋，要做出「欲蓋彌彰」、「若隱若現」的效果都行。
　這類型高單價的「特殊絲襪」主要銷往歐洲，一打可以賣到一千元台幣以上，是一般絲襪的二到三倍，這是琨蒂絲競爭力的所在。「協助客戶開發，現在是唯一一條路，」魏平政說。其他廠家也紛紛開發特殊材質的襪子，例如，另一間小廠開發出強調健康訴求的竹纖襪，價格只要日本的一半。
　然而儘管社頭的業者做過這麼多的努力、嘗試，但面對中國的超低價競爭時，依舊束手無策。
　這兩年來琨蒂絲的產能利用率已經只剩下六成。因為美國已經在二○○二年取消包含絲襪在內的化纖產品的紡織配額，結果大陸外銷美國的數量每年成長三倍。
　「他報的價格比我進紗（原料）還便宜，」魏平穎（鄉長四子）不可思議的說。他們說沒有競爭力

　在過去，全球配額制度使得紡織業的全球化程度相對落後。
　在麥肯錫全球研究機構最近公布的報告裡，根據麥肯錫獨創的「全球化程度指標」，成衣業為七七％，遠不如消費電子業的一一八％。報告中分析，歐美各國的多種纖維協定（ＭＦＡ）「扭曲貿易」，「不利全球成本最低的成衣製造商。」
　因此，早該外移殆盡的紡織成衣業，依舊得以在台灣苟延殘喘。根據統計，台灣紡織業雇用二十一萬人口。
　但隨著二○○五年元旦的鐘聲響起，現在社頭的織襪業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真正最後關頭。
　位在高鐵高架橋下的捷盈實業辦公室裡，合作經營的蕭家三兄弟神情凝重。「他們說（報價）沒有競爭力啦！」老二總經理蕭銘棋丟出一雙釘在打樣單上的飾鍛帶的粉紅色童襪。

　原來，捷盈最大客戶之一，美國最大童裝連鎖店The Children’s Place駁回捷盈的報價。這張三千打的訂單說大不大，但現在已經變得舉足輕重。
　「我這張單一定要接，」他對擔任廠長的四弟蕭政易說。
　捷盈是典型的接單公司。要降價接單就得整個供應鏈一起降價，這牽扯到十多家大小家庭工廠，「大家縮衣節食，大家都有工作，」他說。
　大家都要工作更努力，但是收入卻減少。紡織配額取消的衝擊，已經悄悄開始。
　過年前該是最忙碌的旺季，現在出貨卻是異常的冷清。從二○○四年第四季開始，捷盈的訂單較過去少了超過一半。寄出去美國報價的樣品，「中獎率」愈來愈低，從過去的五成降到一成，甚至全軍覆沒。
　這樣前所未有的困境，讓捷盈進入第三年的虧損。去年營收還不到六千萬，而民國八六年的高峰點卻可達一億二千萬。（當時的社頭鄉滿街雙Ｂ，蕭銘棋便在那時買了一台白色ＢＭＷ。）大陸的衝擊，九十億雙襪子

　主要關鍵之一，是捷盈失去一家曾佔了一半營收的歐洲大客戶，「他叫我去大陸，我不去，」蕭銘棋說。
　其實蕭銘棋曾經到過浙江省的諸暨大唐勘查，那裡是全世界最大的襪子產地。一年生產九十億雙襪子，佔了世界三分之一襪子產量。
　他回憶，那根本是「放大很多倍的社頭」，而且人人領的薪資不到社頭人的四分之一，「太恐怖了，」他說。在人類一百多年的工業歷史，紡織業可以說是一把脫貧之鑰，哪個國家能拿下　它，經濟起飛指日可待。

　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得曾經稱十九世紀英國的崛起，「幾乎完全可歸功於一個單一產業（紡織）。」
　甚至明治時代的日本，也緊跟英國之後，在一九三○年代成為世界成衣最大出口國。接下來是二次世界戰後的香港、台灣、南韓，都靠著紡織業踏出工業化的第一步。
　現在這把鑰匙交到了中國手中。
　根據一份ＷＴＯ對於後紡織配額時代的評估報告，配額取消後，大陸出口到美國的紡織品市佔率，將從一六％遽增到五○％。台灣的佔有率將從現有的四％降到幾乎消失。
　「終究是沒有明天，不用再懷疑，」陳介玄說。
　其實，社頭的織襪業能在面臨大陸廉價人力挑戰下存活，除了配額的限制留下喘息空間外，鄉人自豪的「外包」文化，看在工運人士眼裡，卻是「高度的剝削文化」。
　這是社頭鄉的黑暗面。「家庭即工廠」其實意味著全年無休，絕大部份的代工家庭，只有在農曆過年時停機四天。
　而以村中老弱婦孺做代工的方式，更將工資壓到遠低於勞基法最低工資的水準。翻一打襪子兩元的價格，已經十多年不變，社頭鄉人自行吸收成本，為織襪業換取多一點光陰。
　而且，這現象遍及整個台灣西部。
　根據民間勞工團體天主教敬仁勞工中心的調查，發現從台南將軍、北門等的鹽分地帶，北到桃園這些過去紡織成衣業的群聚地，近年來都出現「家庭代工所」死灰復燃的特異現象。
　情況與社頭相近，大型紡織廠倒閉、外移時，原來的員工就接起訂單，將機台搬到自家，領起遠較過去微薄的薪資，在無勞健保的狀況下工作，「自己無限加班，以自我剝削的方式增加利潤。」
　敬仁勞工中心主任蔡志杰分析，也有部份中年婦女是重操舊業。她們因為家計陷入困境，又搬出縫紉機接單，「反正她們只會做這個。」
　而在社頭，「襪子」不僅是養家活口的生財工具，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了。在稻田旁邊的「定型廠」中，十個男、女工人忙碌地將襪子套進鋁板，準備送到鍋爐以高壓快速燙平。

　人群中，動作特別緩慢的是頭髮斑白，六十多歲的邱蕭雅。
　儘管七年前的脊椎突節手術讓她現在背上還裝個支撐鐵架。但十多年來，她仍是早上天天到附近的家庭工廠報到。一天賺上五百多元。
　邱蕭雅其實不缺這個錢。她當選過社頭鄉的模範母親，三個兒子，一個是醫療檢驗師，一個當老師，一個在念博士。她工作，是因為兒女都不住社頭，一個人守著空盪盪的家，不如和其他女工聊天。「來這裡跟她們有伴，卡緊過日，」她笑著說。
　問起社頭人，未來如果不做襪子，要怎麼辦？
　二十來歲就投入織襪生意的蕭銘棋沈思一下回答，「不知道，沒想過ㄋ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