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洋專訪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史迪格里茲 — 信心跨越全球經濟隱憂

　現在的經濟看似從谷底復甦，但我有幾項擔憂。我想先帶著各位，看看歐洲、美洲、亞洲的狀況。
歐盟整合難題：薪資、稅制、服務水準不一

　歐洲最嚴重的問題是，歐盟各國經濟成長率差異非常大，有些表現好，有些特別差，有些經濟成長率有三、四％；有些則是負成長。今年五月一日，中東歐十國加入歐盟，現在歐盟已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歐盟想要成功，必須靠勞動人口可以有效率地移動，以及各國勞動市場有效整合。
　但是各國非常不一致的薪資水準讓這件事變得很難，譬如德國這類的高薪資水準國家，很可能就被削弱了競爭力。另外，還有稅制不同、服務水準不同，都讓歐盟整合非常困難。
　從總體經濟面來看，歐洲中央銀行非常僵化、保守，只將注意力放在解決過去害怕發生的問題。譬如他們老是害怕通貨膨脹、總想降低赤字，對所有該投資建設的支出都過於保守，我認為他們更應關注今日及未來的挑戰－成長和就業。
　目前，歐洲很努力地尋找其他地區以強化他的競爭力，特別是想利用美國復甦對美出口。然而很不幸，美國的復甦其實非常脆弱。
美國兩大隱憂：工作減少及財政赤字

　再來談談美國。美國的經濟復甦，是「不穩定的復甦」。最大的問題還是失業問題。通常一個健康的經濟體，一年必須創造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個新工作機會，給新進入勞動市場的工作者。
　然而過去三年半，美國不但沒有增加就業機會，還減少了一百五十萬個工作，所以一來一回呈現五百萬的「工作淨損」。
　這是美國一九二九年經濟大恐慌之後，首度在一個總統任內，出現「工作淨損」。
　美國另一個嚴重隱憂，則是巨大的財政赤字。這對經濟有什麼影響？巨大赤字會無可避免地讓政府對支出保守謹慎，自然會削弱對教育及科技的投資，這對美國未來的競爭力將有明顯的衝擊。
　一九九○年代美國之所以有繁華榮景，都是有先前的投資奠基，這些投資，給了美國強烈的競爭優勢。
　因為這些經濟結構的脆弱，讓我最擔憂的，就是將使美國的社會結構更為破損，特別是貧富差距的擴大。數據顯示，一九六九年，美國最富有的五％家庭，佔全國的家庭收入一六％，但到了二○○一年，最富有的五％家庭，佔全國收入高達二一％。
　另一個貧富差距的元兇，則是企業執行長（CEO）。
　從一九九○到二○○一年，執行長的年薪大幅增加了四六三％，然而同樣十年時間，一般工作人的年所得，僅僅成長四二％。
　全美最富有的比爾蓋茲，一人所得就超過美國四○％人口財富總和。美國已經成為所有工業國家中，財富集中度最高，也就是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集中度是德國的三倍。
　但另一方面，美國將近四分之一的工作者，每小時時薪低於八．七八美元，這是美國政府定義的「貧窮線指標」（一個家庭必須有四人以此標準全職工作，才不算貧窮），所以美國的窮人愈來愈多。
　這樣破損的社會結構，最明顯的症候群就是：愈來愈多人坐牢！
　以去年六月三十日的數據來看，美國約有二○八萬人正在坐牢，也就是每一萬美國居民中，就有四十八個囚犯。二○○一年時，每萬人口中的囚犯人數，加拿大是十人，日本五人，英國十四人，美國，卻是六十九人！
　二○○五年，無論總統大選的結果如何，美國經濟成長都將緩慢下來，無論誰當選，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去處理這些經濟與社會問題。
　二○○四年因為減稅的短暫刺激，讓經濟看似再度起飛，然而二○○五年都將不復見。另外，新總統一上任就要面臨兩難的棘手問題，他勢必要處理美國嚴重的財政與貿易赤字，而這都將使經濟成長疲軟。
中國關注議題：人民就業及人民幣升值

　接著我想談談亞洲。當歐洲、美洲都有這些經濟隱憂時，亞洲反而是最樂觀的經濟區域。
　日本看起來終於走上了復甦之路，這是拜對中國市場出口之賜。
　而中國，更有最令人驚豔的成長。
　我一九八一年開始拜訪中國，去過無數次，前幾週才去了一趟，我見過中共總理及經濟政策的決策者。我只能說，我對他們處理經濟難題的手法，印象深刻且正面。
　觀察中國，有幾項重要議題和他們未來發展密切相關：第一，他們仍會保持這樣的成長動能嗎？第二，中國經濟過熱的狀況如何？人民幣會不會被迫升值？
　我感到許多中國的高層官員，對過熱的狀況確實很憂心，雖然在我看來，他們的通貨膨脹仍在掌控中，並且許多交易過熱的徵候，目前看來也還算穩定。
　中國政府對經濟過熱的元兇產業，是經過詳細的思考之後，才確定他們要降溫的領域及方法。
　我認為中國要維持強勁的步調成長，他真正要面對的，還是人民的就業問題。它是不是有十足的承諾與決心，讓新進入勞動市場的人，有充足的就業機會。
　另一個充滿爭議的中國議題，則是人民幣到底該不該升值？我目前的觀察是，幣值過低的通常徵候，譬如出現巨大的貿易赤字、通貨膨脹，這些在中國都還未出現，和其他國家的貿易狀態也還算平衡。我有信心，中國會將「軟著陸」處理得不錯。
　在結束我們的世界之旅之後，我想請大家重新思考全球化下，我們要面臨的中長期議題。
　我想特別談談「工作外包」。工作外包是兩面刃，它能幫助生產力的提升，但卻也帶來失業的挑戰。
　現在工作外包成為美國人的惡夢，為什麼？過去的工作外包，工作人並不擔心，企業主不斷告訴雇員，只要提升你的能力就好了。但現在狀況完全不同，美國和歐洲的工作者，對於工作的技能，並沒有「獨佔」的優勢，印度的工作者同樣受到良好教育，這些年他們也得到外國企業的長期投資，培育出一大群優秀人才，縮短和西方國家知識上的差距。
「信心領導」五項元素

　現在對歐美國家而言，工作外包的問題不只在於失業率上升，同時它也產生了拉低平均工資的壓力。正如我前面所說的，美國的貧富差距情況已經很嚴重，如果工作外包取代了較低階的工作者，那麼貧富差距的狀況將會更加惡化。
　所以要迎接這些全球化的挑戰，更需要具備一種能力︱︱將在地的知識融入全球經濟運作、全球化的企業組織中的這種能力，在金融、行銷服務上面需求特別顯著。
　譬如現在沃爾瑪（Wal-Mart），這個全球最大的零售業者，在美國可以說無往不利，然而進軍墨西哥卻踢到鐵板，利潤回收非常低，因為他們沒有根本掌握到墨西哥市場的本質。
　最後我想談談，面對這麼不確定的全球經濟環境，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策略？要怎樣才能做到「信心領導」？
　我有五項建議：
　第一，要承認、認清有這些不確定的存在。
　第二，保持多元的選擇與出路。
　第三，盡可能分散風險。
　第四，保持彈性。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具備管理資訊流的能力。
　資訊，是新經濟的核心。資訊，不只用來管理企業，也用來創新。你必須擁有蒐集、處理、分析、使用資訊的能力，特別是關於全球經濟、市場、金融、科技，還有競爭者的資訊，你更要快速運用這些資訊。速度，在這個時代很重要！
　而每當新科技誕生，就製造了更多的競爭，你也就需要更多的資訊，以及快速回應挑戰的能力。
　最後企業的競爭優勢，就視企業能否掌握周遭存在於無形的資訊，這也就是在不確定時代「信心領導」的核心能力。
　問：現在美元、歐元區相庭抗禮，亞洲國家也需要形成亞元區嗎？要形成單一貨幣區，有什麼樣的條件？
　答：我認為歐洲是在沒有準備好的狀態下形成單一貨幣區，歐盟的央行沒有能力處理各國巨大的差異；而在亞洲，各國的差異更大。但基本上，讓金融關係、貿易更緊密，這對亞洲國家絕對有好處。
　問：中國政府正在進行對經濟過熱的降溫，這對世界其他國家會有什麼影響？
　答：中國期望將經濟成長率控制在七．五％至八％之間，這個成長率實在不能說低，也就是中國事實上不會過度壓抑經濟成長。
　中國如果成長太慢，絕對有問題，但如果成長太快，又會遇到瓶頸，所以他只有非常狹小的空間可以走，找到那個平衡點很重要。
　目前看來，中國政府處理得相當好。當然，他們城鄉差距很大，但就我和他們的總理及財經官員多次接觸後，我認為他們對這些問題倒是很清楚，這些菁英的領導階層，十分熟稔西方的經濟理論以及東方的策略運用，這點比美國高明多了。美國政府居然著手進行政策，讓貧富差距擴大；中國政府對縮小貧富差距、城鄉差距的意識是有的。
　問：你怎麼評估美國總統大選？企業及國家要如何因應選後的世界情勢？
　答：我盡可能客觀回答，但大家也知道我的立場。如果布希當選，會持續擴大赤字，雖然他說希望在五年內將赤字減半，但同時他也說不會加稅，並會增加政府支出，這是矛盾的，我認為他並不憂慮赤字。所以如果他當選，財政赤字及貿易赤字都會持續像現在，這會引起全球經濟的不穩。
　如果民主黨的柯瑞當選，會有很大的不同。他的政策顯示，他試圖重新調整稅的結構：貧窮和中等收入的美國人得到減稅，增加對科技與教育的投資支出。我希望這會成功，你可以對企業增稅，對窮人減稅，平衡、同時促進經濟成長，也減少赤字。我相信這是可以做到的，但要做得非常小心。
　不論誰當選，貧富差距仍是他們要面對的嚴重問題，這影響未來美國的國力。因為相較之下，現在表現最好的歐洲國家，都是貧富差距小的國家，譬如北歐國家、愛爾蘭。他們同時也擁有最好的社會安全福利網。
　現在學術界有一項新的論點，因為創新需要承擔風險，如果失敗會有大災難般的結果，自然人民比較不願意冒險。
　所以愛爾蘭和北歐的經濟模式，未來將是創新的發動機，比較有助於經濟成長。美國雖然擁有獨特的創投系統，但創新仍需要社會各個環節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