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哲　頭前溪邊的寂寞少年

　二十歲，是我在台大念書的日子。那時候我很簡單只有二個理想：一是希望成為一個優秀的科學家；第二個夢想，就是希望能夠改造社會。有這種想法，跟我成長的過程有關。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正值世界大戰，上課還必須躲防空洞。三年級時二次大戰結束，我們馬上就換用國語上課，到五年級已經會看中文書。短短的小學五年級，就經歷了整個大時代的轉變，從日據時代到光復的社會變遷。在小小心靈裡一直想的是：我們社會為什麼這麼不理想？所以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希望對社會的改造能夠有貢獻。
那時候的大學生，跟現在很不一樣是我們都很窮，而且在政治上我們受很大的壓迫（白色恐佈），我的堂兄、表哥、同學都被抓過，有些人就到金門前線做伙夫，有些在綠島關到出來就過去了，中學同學被抓，放出來也已經神經錯亂。
第三個跟今天很大的不同，是當時台灣的學術水準並不高，我們有很多問題找不到好老師能夠給我們很好的回答。在這樣環境下，要成為一個好的科學家，不但要在物理、化學系修課，還需要到其他科系，如外文系去學各種課。晚上還會約不少同學，輪流講述自己白天所學的。
當時高年級學長會告訴我們，要成為一個好的化學家，要修哪些課，即使化學系沒有，也要到物理系去修。而且那時候，俄國剛剛把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打上太空，我想可以學很多東西，所以還修了兩年俄文。
年輕歲月愛看書　猛K文學、哲學、歷史……
但是等到畢業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學長說要這樣、那樣才能成為好的科學家，但是他們沒有人這麼做，只有我這個傻傻的大一生在努力執行。我大一暑假根本沒有回家，待在宿舍裡跟學長、學弟們輪講各種所學。
但是，大學畢業後，才看到我那時候滿有自信地學了不少東西：不僅在物理、化學上扎了根基，也學到幾種外國語言，加上小時候就會說日文，在進研究所的時侯，才恍然他們（學長）都是理論家，以及要怎樣才能變成一個好的科學家。
所以會有這樣的抱負，是因為高一的時候我曾經患了一場病，在家休養一個月。小時候很喜歡看書，看了很多思想的、社會的、文學的、世界文學的名著，跟抗戰時期的小說。生病那個月，每天都在想：人活在這世界上到底是為了什麼？那時我真希望成為有用的人，能為人群社會做貢獻，而我的路是要透過科學。
因此中學時，我是個很有抱負的人。有抱負就是有目的，我決心不要受學校教育擺布，我要超越我們的環境。到了大學，之所以要去選物理系的課，就是因為我不要讓化學系的課跟教授，限制我的成長，我要超越這個環境。這個意念、決心是很強很強的。
我記得初中每次考卷發下來，若是全部問題都很簡單的話，我會失望，因為大家都會解。但是偶而老師給我們一個很好的題目，只有我會解，別人不一定會，就很高興，那時我的個人英雄主義還是很強的。
年紀輕輕就那麼老？是因為沒了理想
但是那時候我最感到困難的，是很多同學年紀輕輕就墮落了，他們看到這個社會上很多現象之後，變得很世俗，他們知道哪些路容易走、薪水高，或者可以有很安定的生活。因此，在我中學跟大學這段日子裡面，最使我困惑的，就是為什麼年紀輕輕就這麼老，而且沒有理想？
所以我一進到台大第八宿舍，看到學生辦伙食非常不誠實，有些辦伙食的人自己不繳費，或是有些人沒付伙食費，卻每天都去拿飯，然後到外面買菜，等於是偷東西。辦伙食的同學也不很認真，所以我跟同寢室的同學說，我們來做一個榜樣。
我們接手半個月後，連隔壁第七宿舍的所有學生，都來我們這裡參加伙食，因此台大訓導處給我們一個嘉獎。我中學的時候老是挨訓導主任罵，因為我的確不是乖乖牌學生，沒想到進了大學，卻得了一個嘉獎。可見，即使我非常不滿身邊的墮落，卻仍然有很大的意願想改善。
那時候，我當然也有掙扎。一路上看到很多人不長進，同時也覺得很寂寞，常覺得身邊的人或者是家長、同學不一定能了解你。我記得那時的暑假，幾乎每天騎著腳踏車到頭前溪，面對著一片空曠，看雲的變化。我常坐在那裡想很多很多的事情，有一陣子頭前溪是慰藉我的寂寞、跟很多思想激動的所在。
另外有一件說來很有趣的事，我們中學是男女分校，而我心中總是惦記著一位小學女同學。思春期的男孩，總有很多想像，我特別喜歡一個小學的女同學。她是我小學同班同學，後來一起上了台大，有時上課看到她對我笑笑，我就會很高興。但是一直到大學畢業，我從來都不敢告訴她，我很喜歡她。因為那時候男女授受不親，我看到女生臉就會很紅，也不敢說話。
很多人以為科學家是沒有感情的人，其實我們也一樣是多愁善感的人。我喜歡這位小姐不敢告訴她，但是心裡有個矛盾，就是這感情是毫無道理的，我為什麼喜歡她呢？我又不太了解她，也沒跟她談過很多話，也不曉得她在想什麼，我的理想她能了解嗎？這是非常莫名其妙的感覺。
所以我一方面在壓制這個感情，告訴我自己這沒有道理，另一方面也告訴自己，其實比較好的愛情，是在工作場合裡面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人。所以那段時期，我是有很大矛盾的人，雖然我沒有女朋友，但是看到所有女生我都不感興趣，偏偏就是只要看到這位女生，我就會很高興。
大學快畢業的時候，我曾經邀她看過一次電影，因為領了一筆獎學金，錢還滿多。我替我哥買一件雨衣，剩下的錢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就約她看電影。到女生宿舍，我在那裡按分機找她，我說要請她看電影，她居然來了。
也就只看了那一次電影，後來兩人到了新竹，我在清華大學當研究生，她在新竹女中教書，我們偶然又看到，二個人還在世界上，才慢慢交往，之後才到美國結婚。
做學問還是該出國去看看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就是因為那時男女授受不親，所以男生跟女生來往有很大的神秘感，這跟現在年輕人很不一樣。所以儘管我一直在否定這個沒道理的感覺、感情，但是每次一看到她我就會很高興，後來竟然也結婚了，可見，有些事情還是不能戰勝的。
今天的大學生，生活在相當富裕的社會，台灣的學術水準也提升了不少，社會也比較自由，沒有政治上的壓迫。所以當我說服很多年輕人要出國留學，多學點東西時，他們會說，「李院長，我還記得十年前你回中研院的時候說過，希望有一天台灣有一個世界級的研究環境，在這裡可以做世界級的研究，而且也希望看到台灣變得很民主，學生也不要受很大的壓力。」
他們會說，「如果跟半個世紀前你念書的環境比起來，你的理想算是達成了，為什麼還要叫我們出國去受洋罪呢？畢業後，我到這個高科技公司的薪水，比你還高。而且我若是跟著你做研究，以後出國可以說諾貝爾獎得主是我的指導教授。」這些年輕人都說得頭頭是道，但是我說做學問，還是要出國去看看。
因為即使台灣在學術上已經改善不少，但是跟世界一流的學術單位比較起來，還是落後的，所以我們應該到外面去的。
因為，不管你願不願意，不管你做學問或是任何事情，今天你都是被丟在整個世界舞台上，去跟世界各地的人競爭，所以你最好早點準備到不同的環境，學不同的文化、語言。所以我還是鼓勵他們即使在台灣念博士，後博士的研究還是到國外去做。
每次考第一名的能力　其實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而且，現在年輕人所面對的環境比我們那時有很大的不同。以前知識的更新不那麼快，也因為知識更新太快，知識份子有很大的危機感，一是你學的不久後就可能沒用，所以必須不斷學新東西，要靠「一技之長」活一輩子比較不可能。以前都說累積知識跟培養技術很重要，但是今天換不同的職業可以學新東西，所以學生學新東西的能力更重要。
第二，因為科技進步影響到整個經濟的結構，我們常說的知識經濟代表什麼呢？就是可以重複操作的工作，可以用程序解決的問題，用聰明機械取代的工作，很快就會被機械取代。
未來，有價值的工作機會，是處理驚奇的事、變化多端的事、需要適應力很強去解決的事。這是另外一個現在年輕人跟我那個時代需要面對的不一樣的事。
所以我常跟年輕人說，「別以為今天跟你競爭的是你同學，是一對一的捉對廝殺，站上世界舞台，如果你沒有學會跟大家討論、跟人家合作，那麼你會覺得在台灣學到的，每次都要考到第一名的能力，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我說我大學時修這個課、那個課，其實檢討一下我學那麼多的東西有用嗎？
事實上真正有用的，是我跟很多同學的輪講，輪流講自己學會一些學校沒有教過的東西。可見，自己學習的能力是很重要的，這也是台灣教育跟美國很不一樣的地方。
另外，如果我能給年輕人二個生命重要的建議，第一就是不斷的學習、第二是幫助別人。因為你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才知道你有多大的能耐，幫別人的過程中，也會知道自己的不足。成長過程中，每個人都會碰到很多困難，這時候一定會有一些動力支持你超越困難。
鼓勵是動力　責罰只會沒力
克服困難的動力很重要的一個來源，還是身邊人對我們的關懷：父母對兒女的關懷、老師對學生的關懷，同學之間的關懷，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動力。一個人有困難的時候，拉他一把，他會走得很穩。在這方面，中國人的社會做得比較少，學生在學校裡受到的鼓勵遠不及責罰多。
在美國的時候，有一次我的小孩跟我說，「爸爸很有趣，我同學的作業成績比我差很多，但每一次陪他回他家，他父母親看到成績都會說『Good! Good!』但是你從來沒有稱讚過我。」孩子這個觀察，讓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當我的小孩，我們常認為考第一是應該的，這是我們做父母、長輩，應該檢討改進的。
李遠哲
中央研究院院長。
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一九九五年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