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靖傑　用鏡頭　發掘最真實的生命

　不論在台北的哪一角，台北一○一，那號稱世界最高的建築，總會霸佔路人仰望的目光；而在南台灣的高雄大街上，白橘相間的高鐵車廂，成了市民爭相目睹的巨星。當世人的焦點，總停留在這兩個改變台灣城市高度與距離的超級建設本身，或他們美麗的台前負責人時，紀錄片「台北幾米」的導演林靖傑卻用他的鏡頭，為打造出這兩個「新台灣第一」的幕後英雄－勞工，記錄他們真實的生命故事：台北一○一的工程電梯操作員廖秀麗，每天清晨六點就從基隆搭車到台北。在強風中晃動的大鳥籠似的電梯裡，她把自己包得比澎湖婦女還緊密，不停陪伴著大樓各樓層的工作伙伴起起落落。從在水產公司殺魚，到建築工地做工，廖秀麗很驕傲自己的孩子全都大學畢業。
三十九歲的布魯，高鐵工程領班，花蓮太魯閣族，帶著四弟伊果，一起在高鐵做工。布魯從十三歲開始就跑船賺錢，把四個弟弟一個個拉拔長大。工作中布魯時常用泰語和同伴溝通。在花蓮銅門山的老家前，布魯用太魯閣語對著鏡頭說，「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讓小孩子幸福，希望他們不要再像我們做這麼辛苦的工作。」
片尾寫著︰
世界最高的建築台北一○一大樓 高五○八米，參與建造的工人超過一萬人。
台灣高鐵全長三四萬五千米，速度每分鐘五千米，參與建造的工人超過十萬人。
廖秀麗每天通勤到台北的距離約四七米。
布魯、伊果銅門山上老家跟台北工地的距離，約三七萬五千米。
泰勞家鄉跟台北工地的距離約二八億八千一百七一萬。
布魯、伊果、廖秀麗以及泰勞，他們跟台北之間的心裡距離，有幾米？
從事影像工作十幾年的林靖傑，文字與影像的功力都很深厚，曾得過聯合文學與時報文學的小說和散文獎，也得過亞太影展評審獎、台北電影獎最佳新人導演獎等獎項。勞動者一直是他關注的主題。
拍出人性的光采　面對生命的真實
但在他的鏡頭或筆下，不論是搬家工人或菲庸，不論是建築工人或遊民，這些社會最底層的人物，不見他們對社會不公平對待的吶喊或抗議，只見他們認真對待生命本身而發出的動人光采。「拍勞工，最終極的是對人性，對人的處境終極的關心，甚至資本家這部份也是應該被關心的，只是勞工當前比較沒有發聲的機會，有機會的話，就要為他們發聲。」從野百合學運世代一路走來，社會運動路上的同志愈走愈少，自認從不曾在運動核心的林靖傑，卻從不曾離去。
努力面對生命的真實，不僅是林靖傑作品的特質，更是他人生的寫照。
拍出人性的光采　面對生命的真實
「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很真實，可以不要不知不覺的偽善，或者媚俗。年紀愈來愈大，能力愈來愈被看到，社會資源愈來愈多，位置愈來愈高之後，這愈來愈是個挑戰。」
四年半前，就在頻頻得獎，事業處於高峰時，林靖傑卻選擇「歸零」，到陽明山竹子湖過著三年種菜、與世隔絕的生活。有段時間沒電視、沒報紙、沒電腦，沒書，也不寫東西，每天認真的摸土種菜、洗菜煮飯、洗碗掃地、到山裡散步，坐在門口看天看樹，連朋友都息交。「我是刻意自廢武功，讓過去代表林靖傑的通通拋開，」之前林靖傑創意非常充沛，常常開車在高速公路上，必須不時停在路肩，因為要把新的點子寫下來。「慣性是最容易自我僵硬的東西，我想連這種創作的慣性都清乾淨，看看會怎麼樣？」不斷和自己的慣性挑戰，林靖傑想看清楚，當自己什麼都不是時，到底有多少能耐。
這種總是想去探求本質的慾望，源自成長過程。「從小沒有人跟我說什麼是什麼，也沒有人能幫我扛什麼，都要靠自己去從最本質的點去了解，一切要靠自己搞定。」林靖傑回憶小學時，有一次在課本上讀到好學生要走斑馬線，為了想知道什麼是斑馬線，放學後沿著馬路中的分道線走了好長一段時間，以為那就是斑馬線。
自我摸索　成長的老師就是大環境
父親是高雄台灣鹼業的基層工人，林靖傑在十三個小孩中排行第九，直到長大後到朋友家才發現，原來一家人應該是圍著一張桌子一起吃飯的，這是他家沒有的經驗。
在這種大家各謀生路，放牛吃草的成長環境中，林靖傑一路跌跌撞撞，自我摸索，沒有家傳，沒有師承，反而走出一條較沒有框架的原創道路，也鍛鍊出關照全方位的能力。
這種能力讓林靖傑後來拍片，能將創作與現實同時在腦袋裡並存，不僅掌握作品的品質，也掌握時間、預算等各種細節的控制。
「真正一直伴隨我、提供我豐富的學習素材和啟示的老師，是包圍著我的大環境，以及它的變動。」喜愛從大環境汲取養分的林靖傑，最愛讀《台灣歷史年表》之類的書，歷史大事件與民生芝麻小事、王宮貴族與販夫走卒發生的大大小小事件，用編年的方式列表逐年、逐月、逐日條列。他經常透過那短短的，不帶表情的事件紀載，切入時空，在腦中用各種角度重塑、演繹當時的情境與人物的生命處境。
在未來的日子裡，林靖傑要持續地藉由影像與文字的工具，挖掘各種生命的真實出土。「任何一個生命真實其實早就存在於這世界中的，我們的工作只是讓它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