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型企業接管二十一世紀

四月十九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親赴廣東展現對抗ＳＡＲＳ的決心，特別停留台商廣州光寶科學園區半個小時。
　「你們的衛生條件如何？」胡錦濤問。陪同的光寶執行長林行憲指出，全球大廠包括戴爾、惠普都來驗證過了人員安全隔離標準程序，目前也沒有轉單現象。
　企業的應變和努力，減少了ＳＡＲＳ對經濟的衝擊，也經歷了生存淘汰必經之戰。
　像光寶旗下的建興電子，是全球第二大的光碟機生產廠房，僅次於韓國三星，整個光寶科學園區有兩萬名員工，分別在四大廠區八棟建築裡，八棟建築有一百二十條生產線，從三月開始，員工不能離開科學園區一步，到了四月底，不同生產線員工、不同宿舍員工也不能往來。

第一時間管理「不確定性」

　「我們五個台幹，每天都要防止五千多名十七、八歲的工人起哄，」一名第一線台幹指出，為了阻止謠言和起哄，只要有兩個人走得太接近，他就開始緊盯。
　在深圳有三萬名員工的鴻海，也是類似的措施，鴻海甚至已包下一間醫院，隨時供隔離之用。
　全球最大網路設備公司思科亞洲區國際採購處總經理孫永祥指出：「我們其實不會輕易轉單。」不像許多文具、服裝產品，高科技製造業需要一年以上的共同設計開發過程，鴻海也是思科旗下最大的供應商，孫永祥指出，像郭台銘、林行憲等這些千億ＣＥＯ，都選擇在第一線和員工併肩作戰，台灣廠商的應變措施讓總公司非常放心。
　暫時沒有轉單危機，但ＳＡＲＳ之後這些ＣＥＯ不得不做好完整的處理，和更前瞻的規劃。
　大陸部份地區及香港，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劃為疫區，根據經濟部國貿局資料，台灣每年出口到這些「疫區」總額，佔我國出口總額三二％以上。
　「疫區」的經濟成長數字不停下修，讓企業心驚肉跳。大陸第一季經濟成長率高達九．九％，有的外商銀行已預測全年成長率只有六％。更讓產業人士憂心的，還是整個大中華經濟圈面對病毒的「不確定性」。
　目前「最好的消息」是，如果疫情在三個月內控制，大陸今年經濟成長，只會掉一個百分點（從八％到七％）。以目前大陸的ＧＤＰ約一兆美元，一個百分點，大約是一百億美元。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研究所員陳麗瑛指出，不論是以進出口或是收入產出為成長模型，都將直接牽動數百萬工作機會及投資機會。
　而大陸是台商全球佈局最重要一環。台商緊盯著每天新聞上，醫療人員第一線對抗病毒的資訊，來評估未來對生產供應鏈的衝擊。
　「其實台商很了解，自己最強的不在生產，而是在整條供應鏈，」大榮貨運董事長陳一雄在兩岸三地都有佈局，他指出目前全世界還是找不出一個地方能取代中國大陸這條完整的生產供應鏈，是美國公司不會轉單的主要原因，「美國在十二年前攻打伊拉克（九一年波灣戰爭），花了近一年才完成後勤補給線，全面展開戰爭，這次只花了兩個月，」陳一雄用現代戰爭的補給線，來說明供應鏈的重要性。
　事實上整套供應鏈的觀念，也是直到二次大戰才從美國陸軍開始發展。但是在全球經濟體的連動之下，從生產到市場，就像「支援前線」的遊戲。一名台商就透露，他們二月初就把庫存零件從兩個星期，提高到四個星期，價格比別人便宜很多。
　「這是一場全面戰役，」許多企業大老都有這樣的看法。從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到裕隆集團副董事長嚴凱泰，都捐出大筆金錢共同戰「疫」。對企業來說，是生存之戰，對國家來說，更回到人民的生命和經濟的發展。
　孫永祥就指出，說這是一場全員戰爭並不為過。孫永祥曾是空降部隊排長，他認為不管是企業還是國家，就像部隊裡軍官先要研判問題、定義問題。如果台灣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對ＳＡＲＳ其實是無知的，以及散播病毒的可怕，而不要把力氣放在「零死亡率」的宣傳上，可能結果就會完全改觀。

火線決策

　「主要，還是統御領導的問題，」孫永祥語重心長地說。像跨國企業的標準程序，他們先是做最完整的研判，用最壞的情況來評估，確立最高目標，才能決定找誰來負責領導，放手出去。
　ＳＡＲＳ不停流竄之下，政府單位戰線廣闊、疲於奔命。但是企業主也指出，正是因為如此，「決策更要快速！」一名ＣＥＯ分享了企業在幾小時內就決策快速的「模式」。第一就是要「目標」明確，有了明確目標，才能分清楚什麼是雜音、什麼是優先工作。
　也是因為「目標明確」，才能快速有力溝通，讓每個員工都知道為了「最高目標」，將不惜任何代價。像大廠以「不被封廠」為最高指導原則，開始「宿舍不准進出」等決策。
　從研判、目標，到決策，英業達副董事長溫世仁，就是每天五、六個小時緊盯著ＷＨＯ等有關ＳＡＲＳ的網站，研究出了「健康者隔離法」在英業達廠裡實施。「我們工廠進行八不政策，比方說不開會、不接見訪客、不當面交談、不握手、不出宿舍等，」溫世仁說，他研究ＳＡＲＳ的特性，只要健康者犧牲十四天，讓有病的人發病，十四天後自然就可控制。
　在製造業最多的昆山地區，一千五百多家台商，至五月七日前沒有出現任何病例。當地最大的印刷電路板公司滬士電子財務長，也是昆山台商會副會長李明貴表示，目前大家的做法是，只要員工出廠區、搭乘過公共交通工具，回來就要住進隔離宿舍。許多員工都寧願不隨便走出廠區。
　台商在大陸和ＳＡＲＳ的第一波對決之中，顯得自信且行動快速。「畢竟我們企業五個人開會就決定了，不像政府單位這麼複雜，」光寶集團董事長宋恭源說。
　也有ＣＥＯ更不客氣地指出，領導者的一個決策錯誤，犧牲的不只是經濟成長率，更是第一線醫療人員和更多性命，「這種戰爭，政府的研判及決策怎可以比企業要慢呢？」
　事實上早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際，大同公司一點也沒有因為台灣「零死亡率」而掉以輕心，反而是那時開始，默默調整中山北路的廠房、辦公大樓做突發狀況之用。「我們那時購買醫療器材、口罩、被單等，比現在容易多了，」大同多媒體事業處長潘泰吉說。
　在大陸的台商也早就戒慎恐懼，「我們其實早在二月期間，就已向大陸當地反映過廣州地區肺炎頻傳的情況，」宋恭源說。但不管當地政府如何考量，企業都要自行研判狀況、打造萬全的準備。
　更有企業家意識到，這次ＳＡＲＳ只是另一場戰爭的開始。畢竟，二十一世紀，是「病毒的世紀」，他們要領導企業面對的是一場全新且未知的戰爭型態。

參照跨國企業做法

　四月二十九日台積電法人說明會上，曾經力主開放八吋晶圓登陸解禁的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說：「我們明年，而且是下半年，才會進一步去大陸投資。」
　還在觀望的企業，為了「免疫」而「按兵不動」。至於中小企業，則進一步思考風險平衡。「我們戰線絕不能拉大，」一名原來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都有辦公室的台商，目前在隔離期間苦思，「我們資源不多，優點就是能保持彈性，不用像大廠只能面對硬戰，」經過這次ＳＡＲＳ，這名台商可能只會鎖定某一點做為市場。
　「我很奇怪，大陸有上百種病毒，但是台灣有上萬家台商，從來沒有人向我們要過資料，」台大公衛學院流行病學教授金傳春，在她堆滿了報告的研究室中感嘆：「或許是台灣過去的發展，都是經濟優於健康吧，所以才欠缺公共衛生的觀念。」
　金傳春的推測，正是台灣企業最欠缺的一塊。當台灣企業試圖長期發展、走向全球時，ＳＡＲＳ也考驗了以「眼前賺錢為目的」而忽視「公共利益」的營運邏輯。
從禽流感、口蹄疫，到肺炎怪病，就像在《大砲、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指出，文明領域一再擴張，就會產生新的病菌，「流行性感冒是來自豬的身上，而幾百名西班牙人能征服南美洲的數十萬名帝國軍隊，靠得也是從歐洲帶去的天花，」書中提到。
　也難怪許多跨國企業如日本企業等，每到一個國家出差或投資，都會研究當地疫情，並為員工注射疫苗。而高科技公司像美國ＩＢＭ還規定員工出差，只能吃哪幾家餐廳、住要住哪幾層樓等，都代表了企業要長期經營，必須具備「風險意識」，而這種「風險意識」也才是真正「全球觀」的一部份。
　歷史超過一百年，目前在全球七十多個國家有一百五十座工廠、九萬名員工的杜邦化學公司，三年前在亞太地區就為員工定期注射流行感冒藥。當ＳＡＲＳ來襲時，杜邦在四月二十八日就發給員工一張「ＳＡＲＳ清單」，其中包括五十三個「答客問」，上面有所有員工可能好奇並需要了解的問題。但是在台灣杜邦的辦公室裡，並不見如大軍壓境般每個人以口罩見人，「我們很小心，但不會過度恐慌！」杜邦駐台灣公共衛生主任靳慧理說。
　相較於台灣現在才開始宣導ＳＡＲＳ的相關措施，跨國企業在本地的營運效率，應該讓很多人汗顏。
　光寶集團董事長宋恭源也承認，過去台商規模都太小，很難跟跨國企業相比。不過當客戶開始「避不見面」，或是「盡量少來往、能不見就不見」時，企業開始警覺到過去的「親密關係」有了不一樣的變化。
　而當中國大陸早期一再隱瞞疫情，更給予歐美市場「不誠信」的印象。連帶打擊的，好像華人企業似乎都藏污納垢。像ＳＡＲＳ發生之後，連美國唐人街的餐廳都大受影響。
　開始注重公共衛生，也是許多企業在「病毒世紀」中開始走向「免疫」的第一步。

更完整的體系

　台積電現在也正發展更先進的公共衛生流程，董事長張忠謀就在法說會上指出，員工拜訪客戶十天前會為員工做健康檢查，「主要讓客戶放心。」張忠謀並指定副總執行長曾繁城負責，做為「ＳＡＲＳ」的「沙皇」，形容防疫權柄至高無上。
　台積電也成立了跨部會的ＳＡＲＳ因應小組，每天開會討論防疫措施，除了基本的樓層分隔使用規定外，更用電子郵件提醒每名員工不要出沒的公共場所。
　「這種時候，殺雞就是要用牛刀！」台北大學公共管理系副教授侯漢君對媒體指出，資訊不明時的危機決策，就是要從嚴處理。台灣這次狀況百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起步時掉以輕心」。
　台灣企業這次大都也用最嚴格的態度面對ＳＡＲＳ，但誠如一名科技界決策人士所言，企業畢竟資源有限，就算措施再嚴，似乎也很難「免疫」。
　事實上不只是企業，連國家都無法自外於「全球免疫網」之外。ＳＡＲＳ更證明了一名境外遊客，可能會成為傳播給一整個國家的禍源。更可怕的是，病毒還會一直變異。
　「這是我為什麼主張一開始，就先採取較激烈的封閉兩岸來往的立場，」金傳春進一步分析，其實根據許多國外監控的資料顯示，許多地區還有更多種類似ＳＡＲＳ的病毒蠢蠢欲動，最好趁這次建立完整的公衛防制體系，「我們總不能每年都在對抗病毒吧！」
　金傳春的主要觀點是，即使短暫的關閉兩岸往來、損失一時的經濟成長，但換來未來更長久的經濟健康發展。但問題是，兩岸一年來往人次超過三百萬（每天有一萬人次進出）、去年貿易額包括香港高達五百億美元（經濟部國貿局統計），什麼樣的決定，才是最有利的呢？誰又能下這個決定呢？
　也難怪《火線領導》一書中指出：領導，是危險的工作。特別是在情況緊急時刻，要改變現有價值觀更加不易。

無私的領導在那裡？

　直到五月九日為止，ＳＡＲＳ病情最嚴重地區之一的香港已有二○八人死於ＳＡＲＳ。香港醫護研究人員就私底下感慨：「我們擁有最先進的儀器，和國外教育人員，卻少了leadership！」
　所謂leadership，其實就是「能先看見眾人看不見的事情」，就像這次ＳＡＲＳ曝露的不是病毒可不可怕，而是「行政管理」的問題，也說明了領導者一開始的決策影響深遠。
　「已經走下去了，不可能再退，」許多台商即使面對大環境的缺乏領導，還是得繼續前進。而孫永祥也指出，經過這次ＳＡＲＳ洗禮，台灣的後勤能力更強，也增加了更多「免疫」能力，再加上看到這麼多第一線醫護人員無私奉獻，企業主對企業的價值也會進一步思考。
　而無私的領導，大至國家，小至公司治理，將是決策更為深遠的關鍵，也是企業未來對抗病毒更有效的免疫利器。

ＳＡＲＳ會改變中國多少？

　在北京長安大街上，入夜之後寬闊的路面車輛更加稀少，「我今天去買長途車票，但售票員一聽我是北京口音，就決定不賣票給我！」一名在北京就學已十年的河南學生說。
　全中國各地，從地方到中央，已經開始有意識地以「隔離」來對抗千變萬化的「非典型」病毒。以目前病情控制最完整的大上海周邊一帶，像常熟、無錫等地，只要是外地來的車都嚴加盤查，坐在大巴士上的旅客也都被迫量耳溫才可以入城，「我們要保衛地方的生命和經濟發展，」一名縣級幹部充滿決心地說。
　但是諷刺的是，為防ＳＡＲＳ，中國能不能衝破過去「條條塊塊」的地方本位及保護主義，反而是許多政經專家的觀察重點。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陳麗瑛就指出，中國政府若能借重ＳＡＲＳ的保衛戰，讓全國達到均質的公共衛生水平，將是中國下一波成長的重要助力。
　所謂「條條塊塊」，「條」指的是中央部會、「塊」指的是省，過去這些部門壁壘分明，積習漸深，無法溝通合作，也造成了中國經濟發展「最不效率」的一面，「跨部門的協調工作、從中央到地方的配合執行，台灣不是也面臨同樣的挑戰嗎？」陳麗瑛語重心長。
　至於ＳＡＲＳ對中國，會不會像「車諾比事件」一樣帶給蘇聯深遠的影響？誠如《時代雜誌》所言，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甚至比他們上一代國外的經歷更少，除了拔擢他們的共產體制之外，他們也不知道還能有什麼體制。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佩林更指出，不要對於這次中國撤換兩名北京市長及衛生部領導人而過於樂觀，畢竟這不是代表更民主開放，只是政治替換的機會。至於媒體的監督功能，從這次ＳＡＲＳ來觀察，主要還是由上而下為主，中國的消息管道是兩手系統，要從新聞自由來推動體制透明，路途還是非常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