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的競爭力　無聲的抗議

台南山區，南二高沿線最大的東山休息站裡，茂密的古榕下立著小小的石碑，俯視著往來車潮。碑上記載二十六個南二高興建的殉難者，其中八個名字以英文拼出難讀的音節：Jarue Khajorn、Sangklh Sun、Bubphamalo...。
　他們是為台灣犧牲的外勞。
　類似的紀念碑，也出現在美國猶他州遊客如織的山壁。近一百五十年前，數萬名來自福建、廣東沿海的華籍勞工，飄洋過海到傳說中的「金山」，加入第一條橫貫美洲大陸的鐵路興建行列。成為今日學者口中的「奴工」（slave labor）。他們刻苦耐勞，能在嚴冬的雪地搏命，在深山峻嶺裡炸出隧道，興建過程中，每十個華工就有一名死於非命。
　同樣的歷史，在台灣重演。
　百年後，來自比中國更南方的半島，一群身材矮小、膚色黝黑、輪廓高深的國民，一樣離鄉背井，到遙遠的島國造鐵路。
　南台灣晴朗的天空下，一千三百多名泰勞分散在高鐵二七○標段二十多公里的施工段上。這裡是高鐵沿線外勞最密集的所在。
　他們任勞任怨，平均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他們喜歡加班，不加班的工作他們不要，」中華人力資源土庫營區長喬軍屏說。該段工程可望在今年底提前完工。
　他們辛苦打拚，為的是留在家鄉的妻兒。今年四十二歲的泰籍領班Sonchai，脖子上粗大的金鍊和滿手的金戒，會在下個月回泰國後，交給心愛的妻子。
　他們和當年的華工不同，受限於台灣的移民政策遠較美國嚴苛，他們不能留下。勞委會規定，台灣的外勞一次只能待三年，最多來兩次。
　兩年後，高鐵完工，台灣重大公共工程幾乎告一段落，加上陳水扁政府實現緊縮外勞的競選承諾，製造業的外勞正減少中，目標是一年減一萬五千人。預計到了二○一○年，帶著安全頭盔，孔武有力、佔台灣外勞主力的泰籍外勞將會在台灣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印尼、越南女性溫柔的臉孔。從事監護工的社福性外勞近幾年快速增加，五年間增加近兩倍，目前總數超過十二萬，佔外勞總數四○％以上。

給我們假期，讓我們休息

　其中以總數超過九萬人的印尼籍監護工為主力，五年間成長六倍。「一般客戶都對印傭的評價很好，服從性比較高，」八年前率先引進印尼籍監護工的東南亞集團總經理丘英英說，簡單來講，比起愛爭權利的菲傭，「比較溫順啦！」
　星期六下午，印尼籍的Flora獨自坐在台北外勞文化中心。她今年三十三歲，曾在雅加達擔任中學數學老師，能說一口流利英文。她是印勞中的幸運少數，好心的雇主讓她每星期都能出外透氣。她的一位好友來台一年多，至今一天假期都沒有。因為所有來台灣的印尼監護工都曾簽下合約「自願不休假」。Flora也簽過，「不簽，就不能來了！」她苦笑。
　去年底，Flora等幾名印尼人組成印尼外勞協會，旁邊牆壁的布條上用英文寫著主要訴求：「給我們假期，讓我們休息」。
　外籍監護工問題，在今年二月首度成為各界矚目焦點。著名作家、國策顧問劉俠竟「疑被印尼籍監護工凌虐」而送進醫院急救，並於次日凌晨逝世。
　當天，正巧是前台北市勞工局局長鄭村棋在任最後一天。他剛從歡送會離開，進辦公室一扭開電視，便看到這則讓他「頭皮發麻」的壞消息。
　從不同面向，劉俠事件正可反映出現行外勞體系的種種問題。「這絕對是結構問題，就算兩個人都是好人，還是會出事，」鄭村棋強調。
　劉俠和照顧她的印傭，曾是台北市外勞主雇和諧的楷模，三年前的印傭還推著劉俠上台，一同接受市長馬英九頒發模範勞工表揚。
　但受限於三年一任的規定，「模範勞工」在去年黯然回國。新到的薇娜為了照顧劉俠，七個半月沒有休過一天假。據前往看守所探視的義工龔尤倩轉述，薇娜在壓力累積下終於產生幻覺，以為發生地震，硬拖著劉俠向外逃，導致悲劇發生。
　即使幸運如Flora，來台灣第一年也得全年無休地工作（她現在是第三年），這是因為外勞仲介界積弊已久的陋習：外勞來台灣前，要先舉債支付一筆由十二萬到十八萬元不等的高額仲介費。她仔細算，每個月一五八四○的月薪（勞基法的最低工資下限），扣掉每個月分攤的仲介費、食宿費，根本所剩無幾。要寄錢回家，得靠星期日加班賺取一天五百四十元的加班費，「我絕對、絕對不能放假，」她說。
　高額仲介費是台灣的多年積弊，甚至引起國際關切。美國《Fortune》雜誌在一月報導台灣外勞的惡劣處境。記者訪問摩托羅拉、索尼易利信等跨國公司台灣代工廠的菲律賓籍外勞後，認為仲介費對外勞的剝削，已在台灣形成新型的「血汗工廠」，「為了還錢給仲介業者，他們急需工作，也就無力對超時工作和虐待提出反抗，」《Fortune》指出。
　走進勞委會職訓局外勞作業組組長廖為仁的辦公室，很容易被桌上高高堆滿的公文，和不時響起的電話嚇到。「一個月有六、七萬件申請案，多得不得了，」他苦笑著說，加班到晚上九點是常態。

臨時的心態，難解的習題

　主管台灣三十萬外勞業務的外勞作業組僅編制十幾個人，卻有一百多名約聘人員，充分反映了台灣外勞政策的「臨時」心態。從十二年前，受迫於業界壓力，決定大量開放外勞起，政府的外勞管理長期處於追趕、補破網狀態。勞委會主委陳菊也承認，近年外籍監護工的快速增加，勞委會始料未及。
　也因此，外勞管理一直處於與現實脫節的狀態。
　在某些冷僻的小報上，可以看到這樣的分類廣告：「徵監護工一名年齡學經歷不拘薪三萬元以上工作八小時月休四天供膳宿」，在失業率屢創新高的台灣，這該是誘人的工作機會。結果不然，真打電話去，你會發現廣告內容只是幌子，真實的工作時間是二十四小時。而且除了看護工作外，還得一肩挑起煮飯、洗衣、打掃等所有家務事。事實上，勞委會每月受理的幾萬件外籍監護工申請案，理由都是三萬塊的工作登報三天還找不到國人，民眾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找上一個月只要一五八四○元的外勞。
　外勞的確對本土看護形成排擠。近年致力訓練失業婦女從事幫傭工作的彭婉如基金會副執行長王慧珠解釋，由於外勞會承擔所有家事，只照顧病人的本國看護工「是沒有市場的」。若是雇用國人擔任全天候監護，市價是四萬元以上。
　根據勞委會解釋，外籍監護工能否從事家務，是勞基法的「模糊地帶」，雖對本國人形成不公平競爭，卻也無可奈何。而這只是外勞荒謬劇的第一幕。接下來還有更離奇的「假監護，真幫傭」。
　看似審核嚴格的外籍監護工，在「有辦法」人士的眼裡，是廉價幫傭的來源。一位警界高級官員的親戚想申請幫傭，仲介公司便叫他帶著健康的老父找某位特定醫生。只要坐著輪椅進醫院，醫生檢查腳時，要記得說沒感覺，便能順利通過體檢，雇請外勞。據說一張假診斷書市價兩萬五千元，也有仲介公司標榜幫你「辦到好」。
　仲介公司透露，某位著名的新聞談話性節目主持人，儘管年薪上千萬，仍透過假造體檢表的方式，找來菲傭幫他看管位於海邊的別墅。
　就像二十世紀初期，美國人認為被華人搶走工作，而興起一陣陣「排華」浪潮。近年失業率高漲的結果，讓民眾不滿的情緒投射到外勞身上，讓他們備受歧視，成為鄭村棋口中的「代罪羔羊」。
　四年前的九二一大地震初期，便出現一個謠言：災區沿途有泰勞成群結隊，而且手持棍棒見人就打，洗劫財物和糧食。事後澄清，原來只是一群泰勞因為工廠倒塌而流離失所，這群泰勞事後甚至投入災區重建。台灣社會對於外勞的歧視，令許多人無法忍受。「對外勞有太多誤解了，」鄭村棋說。
　事實上，外勞遠比台灣人循規蹈矩。根據警政署統計，外勞犯罪率不到本國人的十分之一。而且所犯案件超過七○％都是竊盜等輕罪，「真的只是偷雞摸狗的小事，」警政署外事組組長張琪說。
　最多的，反倒是外勞被台灣人欺壓的案件。雇主積欠工資固然尋常，更惡劣的，還有欠下工資後，再誣告外勞脫逃，然後累得警察大費周章地搜查。
　桃園縣是全國製造業外勞最密集的地方。位在中壢的天主教希望職工中心是國內關懷外勞的先驅，也是國內四處外勞「庇護所」之一，收留發生法律糾紛的外勞。
　目前裡頭住的九名多國籍外勞裡頭，有人遭積欠工資，有人遭雇主強暴，待最久的是印尼藉的Ania，在庇護中心已經住了一年六個月。她一頭濃黑的長髮，大大的眼睛卻有點失神。她的遭遇駭人聽聞，她在雇主家照顧一對有先天疾病的雙胞胎，一天只能休息一兩個小時，還常被拳打腳踢，有一回被老闆娘惡狠狠地戳瞎右眼，才送進醫院。「我們都是在幫台灣政府擦屁股，」社工員葉茉莉無奈地說。她是印尼華僑，專職輔導印尼籍勞工。
　在深層的意識型態裡，國人對待外勞的態度「某些程度不把他當人看，」鄭村棋說。他解釋，這是基於利益考量，不把外勞當人，就不需享有人的待遇，在經濟上有「壓低價格、便於管教」的好處。
　坐在仲介公司的辦公室裡，今年六十歲、家住板橋的陳平飛，正為八十六歲的老父挑選看護。他對前兩位外傭都很不滿：菲律賓籍的缺點是「太會吃，櫃子裡東西吃光光」，印尼籍則是「信回教的不懂規矩，常自由進出不問人」。三年間，陳平飛已換過兩個外傭，從未讓她們放過一天假，理由是「跟別人接觸，會被帶壞，」他覺得理所當然。
　若連身為國策顧問的劉俠，都得靠外勞才能負擔得起二十四小時的看護工作，更別提一般人。尤其隨著台灣步入高齡化社會，問題將更為複雜。根據經建會統計，目前台灣老年人口（六十五歲以上）佔總人口比例近九％，約八個工作人口就需要扶養一位老人，「照顧服務需求不可避免地亦會提高，」經建會的報告裡寫著。
　這也構成難解的習題：台灣是要繼續剝削外勞，讓身心障礙者得到「便宜又大碗」的照護人力，還是為了本國監護工著想，把薪資門檻拉高到一般人無法負擔？
　依照政府規劃，在全國各地設立的安養中心可提供平價而高水準的老年照護，但台灣社會的傳統束縛，卻讓民眾寧願在家請外勞，也不願將父母送走，背上「不孝」罪名。若基於人道，悍然保衛外勞權益，限制工作內容、時數，也面臨民眾的反對聲浪。說到這，陳菊就皺起眉頭，許久才說：「內心真的有很大糾葛。」
　外勞在台十多年，東南亞文化已悄悄滲入台灣社會。除了外籍新娘，台灣已出現兩千多名泰籍新郎，近來媒體大幅報導的「莉莉嫁泰勞」，便是代表性個案。
　五月，天主教聖十字架節，菲律賓外勞簇擁著花團錦簇的聖母花車，出現在台北街頭。十二月的印尼開齋月，大安森林公園數千名頭披白巾的印尼外勞對著清真寺膜拜。四月數千名泰勞在高鐵工地歡度浴佛節。台北火車站旁邊的印尼餐館、中壢街頭的菲律賓餐館，讓咖哩羊肚、月桂墨魚的辛香南洋味，衝擊台灣人味蕾。
　這景象還會維持很長一段時間。勞委會承認，要實現政策目標，逐步將看護工作移給國人，「還有一段很長的路，」陳菊說。
　但對照護人力的需求，卻是與日俱增。未來由於出生率持續低迷，三十年後，民國一二○年的老年人口比例增加至一九．七％，代表三個工作人口就需照顧一位老人。若能善用外勞，將是我國面對「養不起的未來」的一劑解藥。
　社福團體建議的折衷方式，是將外勞政策結合社會福利，讓高收入者雇用本國勞工，而真正負擔不起高昂看護費用，卻又有需求的民眾，才有資格聘用外勞。
　但得先解決外勞的人權問題。現行外勞三年得離境的制度，讓外勞流動頻繁，無法累積專業，也降低照顧品質。加上超時工作，更讓外勞的工作品質只能滿足最起碼的要求。「要先讓他們安居，才能樂業！」鄭村棋說出重點。

鄭村棋　讓大家看見外勞

　「……為了遙不可及的願望，我抬起腳跟離開家鄉，成為小眼睛的奴隸，成為握筷子的僕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台語），
　他們的話打進我耳朵裡，痛苦如火花燃燒皮膚，雖然生氣還要顧到禮儀……」

　菲律賓籍監護工Blessie以這首詩贏得台北市第二屆外勞詩文節「台北，請再聽我說！」第二名。當時的台北市勞工局長鄭村棋的評語是：「『小眼睛，握筷子』象徵台灣人十分有趣，台灣人也應該有氣度被人消遣！」
　長期從事工運的鄭村棋當上台北市勞工局長後，便致力改善外勞人權。他認為保護外勞，就是促進本國人就業。理由很簡單，雇主藉剝削外勞來壓低勞動成本，連鎖作用就是壓低本國勞工的工資。
　首先，要讓民眾「看見外勞」。四年間，鄭村棋的團隊，創造一連串的第一：第一份外勞刊物——以四國語言寫成「外勞E通訊」，每月寄到台北兩萬多外勞雇主家中。
　第一個外勞廣播節目Hello! Taipei——主持人印尼華僑Tony每星期會收到幾十封信，成為外勞圈裡最受歡迎的主持人。
　還有第一個外勞庇護中心、文化中心、多國語言外勞手冊。
　現在勞委會，乃至各地縣市政府，都開始追趕首開風氣之先的台北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