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人才第二波回流 — 科技候鳥回台尋暖冬

全球景氣宛若嚴冬之際，有一群「候鳥」翩翩降臨台灣。
飛過大半個地球、飛了二十多年，擁有史丹佛博士學位、現任泰安科技總經理張彤說：「和矽谷相比，台灣此時真的很溫暖！」
十月八日才回到台灣，安拓科技執行長江鵬傳站在辦公室頂樓，可以看見遠方的觀音山柔美的稜線。「當年，我哥哥叫我接棒，我沒有回來，沒想到現在會在這裡安頓，」江鵬傳的哥哥是已過世的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
全球第一大的IC設計軟體服務公司新思科技，今年初併購了華人創立的矽谷公司前達科技，原任前達營運長柯復華被任命新思亞太總裁，七月從矽谷進駐新竹。他說：「我沒想到自己這麼年輕就回來了！」
按照「台灣賞鳥地圖」的敘述，候鳥尋找溫暖氣候，台灣是抵擋寒冷的東北季風第一道天然屏障。而這些景氣低迷時的逆勢創業者，以全球為視野，他們的技術和經歷，就像強壯雙翼，盤旋在最有機會和競爭的市場，宛若「科技候鳥」。
早先，他們都留在熱騰騰的矽谷，在全球資訊產業低迷的現在，他們選擇回到台灣。
九月二十七日，泰安公司正式落腳內湖，總經理張彤以前在矽谷的鄰居、前經濟部長宗才怡等都前來參加。開幕典禮上，威盛電子總經理陳文琦說：「我的好多朋友最近都回來了！」
今年九月十一日，美國高盛銀行（Goldman Sachs）一年一度的科技論壇上，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在他的投影片上明確指出：「二○○二年開始自矽谷回來的工程師，將帶動台灣IC設計公司創立第四個高峰。」

美國研發外移，候鳥紛紛出走

根據竹科管理局投資組今年前九個月的統計，目前送件申請的廠商約有五十一家，比起過去多了近一倍；五十一家裡，就有二十一家是IC設計公司。竹科投資組組長陳銘煌表示，特別是IC設計公司，許多都有矽谷背景。
「我們這次去矽谷招商，在矽谷佛里蒙的會議室擠了三、四百人！」竹科管理局長李界木說。
科技人才，其實是各國政府最歡迎的一群「候鳥」。以歐盟產業龍頭德國政府為例，從二○○○年八月就開放非歐盟國家高科技人才五年簽證，就是希望在二○○二年能多爭取到兩萬名IT人才。
行政院政務委員蔡清彥則為了推廣矽島計劃中的系統單晶片「SOC」，和李界木一起前往美國爭取人才。其中一項是兵役法令上大解禁，讓當年許多有家歸不得的「小留學生」回來。根據「小留學生家長聯誼會」統計，這樣的小留學生有兩萬五千人，一半擁有碩士學歷。
不過最珍貴的，還是蔡清彥口中，至少有十年以上經驗的矽谷人才。根據教育部資料，目前台灣六十到六十四歲的留學海外人才，約有三千五百名，聖立科技顧問陳旭虹指出，只要爭取其中三分之一回來，對台灣產業就有很大的推力。
就像二十一年前，台灣第一波從矽谷回來的工程師，從張忠謀、陳正宇到吳敏求等，創辦了包括台積電、茂矽、旺宏等集團，奠定了我國半導體王國的地位。
二十年後，這批「候鳥」裡面，從史丹佛博士學位、英特爾研發經理，到矽谷上市公司的經驗，一點也不輸二十一年前第一波回台灣矽谷工程師的經歷。今年五十六歲的張彤充滿豪氣地說：「當年張忠謀回來時，也差不多是五十多歲吧！」
但是，這一波候鳥為什麼現在回來？
「九○年代美國把『生產』」外移，現在，是『研發』外移，」前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也是惠普科技技術長楊耀武直接點出這一波趨勢，美國本土是專注行銷和品牌。
在矽谷超過三十年的張彤，則從全球產業的結構性轉變，分析過去矽谷連續四波的轉型，也代表全球IT產業的四大趨勢。
一九六○年中到一九八五年是「大型主機」時代，以IBM為代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五年，是「Wintel」時代，由微軟和英特爾的中央處理器為主導；而台灣的半導體人才也都嶄露頭角。
一九九五年到二○○○年初，是思科、北電網絡主導的網路電訊時代，但隨著網路夢碎，二○○一年開始，矽谷則進入了「軟體」為主的時代。
「矽谷正在轉型，是台灣人回來的一個關鍵！」張彤說。矽谷還是矽谷。房價雖不像過去有20％的漲幅，但仍維持10％，也讓以「硬體」為主、從半導體製造、設計的時代正式終結——因為人工太貴了。
蔡清彥則指出，美國不景氣，節省成本，正是台灣的機會。像他女兒史丹佛畢業、進入甲骨文起薪是七萬八千美元的年薪，第二年就八萬多，蔡清彥說：「在美國搞研發，成本真的太貴了！」
另一方面，矽谷的華人在尋找金主方面，也遇到了困難。「我們的英文相對於許多華人已經很好了，但是，畢竟和華爾街的投資者沒有姻親或是世交關係，」一名回台創業的科技人說。而包括橡子園創投的創辦人林伯明，也認為在不景氣時，華人在美創業募資的確不易。
和二十年前的台灣相比，台灣多了哪些吸引候鳥的優勢，讓他們願意回來？
「台灣可能是亞洲裡和矽谷落差最小的地方了，」工研院經資中心主任王弓說。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資料，過去三年，台灣專利技術引證有高達50.2％源自美國，只有15.5％來自日本；南韓則44.7％來自美國，33.4％來自日本，說明了在技術上，研發上台灣和美國的緊密依存度。

讓候鳥看見台灣

特別是在IC設計方面，過去矽谷有全球最強的IC設計公司，台灣有完整的晶圓製造體系。現在，這種半導體製造環境，更適於矽谷設計業來台發展。
建邦創投副總蘇拾忠則指出，現在大家最有興趣的Business Model，就是「矽谷團隊移來台灣」，不但人力成本節省三分之一，產業價值鏈又緊密。蘇拾忠代表了投資者的看法。
事實上許多矽谷金主本來就來自台灣。過去台灣廠商在矽谷投資，為了保障先進技術來源。現在不景氣，把總部移回台灣也是既節省、又容易溝通管理的做法。台灣許多上市公司旗下的IC設計公司，年底前也將移回台灣。
「等美國景氣回來，就來不及了，」蔡清彥進一步分析，現在的台灣「分紅入股制」的確比「股票選擇權」吸引人，股票選擇權一方面要分好幾年來執行，一方面稅又很重，更不用說現在不景氣，股票直直落，搞不好還會虧本。相反的，台灣的「分紅入股」用票面十元抽稅，而且可以一次領完。這些都對矽谷人才充滿誘因，不過蔡清彥也苦笑著說：「有很多人領了股票就跳槽了。」

如何和崛起的上海競爭？

江鵬傳則深入指出IC產業用人上的差異。他指出IC設計其實需要的是一種「誠實、活潑、有團隊精神」的工程師，因為若不能開誠佈公、勇於承擔，可能還得花數倍時間成本，才找得出設計毛病在哪裡。
「去解決問題而不是推諉責任，」江鵬傳說，他也曾在美國公司用過技術很好的大陸學生，但是相信台灣有最多這樣有創意的年輕工程師，因為養成這種個性必須要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這是他選擇台灣，而不是上海的原因。
不過，江鵬傳也提出了他回國兩個星期的感覺，「這裡的公司挖角盛行，而且和矽谷不一樣，一走就是一整批，年輕人也很功利，不利於累積技術，」他指出，同樣一批人跳來跳去，對台灣整體產值增加沒有貢獻，台灣科技界在這一波不景氣中應建立共識，像矽谷一樣，挖角以個人為主，不能損及對方整個部門。
「現在看得很清楚了，」蔡清彥說，台灣產官學一致目標，就是要吸引更多「候鳥」，提升台灣產業成為全球「研發中心」，不過和二十年相比，台灣多了一個迅速崛起的對手——上海。
同樣是同文同種、同樣是政策吸引的優惠，前華美半導體會會長、台大電機系畢業的張寧三，現在是中國第一家bipolar製程六吋廠的副總經理，他在位於上海漕河涇的辦公室說：「上海比台灣多了一份市場的機會。」
二十年前畢業於成大電機系、拿到柏克萊電機碩士，九八年從矽谷回到上海創立先進科技的黃浩明，去年年初，順利以八千萬美元把這家公司賣給了矽谷最大的通訊網路IC設計公司IDT。這個案例在業界引起了震撼，不但因為它是第一家賣給美國的中國IC設計公司，也是創投界認為資金「移出」的最成功方式。
張寧三的下一任會長、原台積電駐美經理吳旭東，今年年初也被派到上海，擔任台積電駐上海首席代表。
另一方面，大陸自己的「海歸派」也以上海為首選。他們的技術和經驗雖未臻成熟，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料指出，在一九八七年時，台灣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有七八七人，大陸是二九二人，大約是兩倍強；一九九○年時，台灣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有一一一二人，大陸是一一五○人，大陸首度超越台灣。
一九九五年時，台灣是一二四○人，大陸是二七五二人，大陸是台灣兩倍多。更令人驚訝的是，到了一九九九年結束時，台灣是七三四人，大陸是二一八八人，是台灣的三倍。
如果以一九九五年這批擁有博士學位的大陸人才做基準，再經過了十年的工作經驗，在二○○五年以後，他們若選擇回到大陸發展，將是台灣不可忽視的競爭力量。也難怪今年高盛科技論壇上高盛科技策略分析師龍森語出驚人地說：「台灣的IC設計領先優勢只有三年！」
一般業者認為，台灣在整個半導體產業的優勢，至少還有五到十年的領先。台灣在IC產業的重鎮地位即將成形，大陸將瓜分部份消費IC的市場。
正是因為差距有限，蔡清彥就指出，面對大陸的強力競爭，台灣一定要鎖住焦點，在半導體方面，也就是「兩兆雙星」裡的SOC等IC設計領域。
位於海洋和大陸交會點的亞熱帶，台灣還能做什麼吸引更多候鳥回來？
「其實，矽谷目前技術較好的華人，還是以台灣人居多，」新思亞太總裁柯復華說，但是能不能回來，其實還是卡在家庭因素，所以台灣不要只專靠吸引這些人舉家遷移，而是有系統地請他們回來貢獻力量。
例如請在美國的少壯派華人利用年休、大假時來台灣講學，讓美國最先進技術知識能持續引進。
一名業者也指出，政府已經喊了好幾十年，還是靠業者自己到矽谷找技術。
「現在一定要靠政府結合業者，向握有先端技術的科技大廠，像思科等，談技術轉移，才有辦法，」江傳鵬語重心長地說。面臨對岸競爭，廠商單打獨鬥去做技術轉移、研發聯盟，美國大廠也不放心。
江鵬傳利用一天下午的時間，到台大附近買書，順便回到三十年沒回的校園閒逛。
「景物依舊，但是覺得自己好像『第六感生死戀』裡面的ghost一樣，好像沒有人看見我回來了，」江鵬傳突然感性地說：「想起多年前在戒嚴時代，我哥哥來美國找我，我問他：『你們達到目標的具體計劃步驟是什麼？』他回答：『沒有！』」
「我突然了解了那種感覺，有些事即使不確定，但是還是要去做，」江鵬傳說，「這就是我這隻候鳥的心情吧！」不過，他也強調，他個人的情緒和事業無關，有一天，如果股東們決定到大陸，他也會去。
眼前台灣還有機會吸引大批候鳥，但他們是否只在台灣「過境」，顯然還需要台灣整體環境的努力。


江鵬傳：
來台灣找高難度挑戰

Joseph,你怎麼會在這裡走路？」廣達副總經理邢智田和「矽谷創業之神」陳五福搖下車窗，從車上驚異喊住安拓科技執行長江鵬傳的英文名字。
「剛創業啊，公司還沒有準備買車，」江鵬傳說。二○○二年的某一天，在靠近林口文化二路的一條小街道上，一群過去在矽谷工作的朋友不期而遇。時空丕變，但「創業」仍是他們共同語言。
在辦公室還沒有建好之前，安拓暫時使用美國Atmel台灣辦公室一角。Atmel是全球最大的快閃記憶體公司之一，也是安拓的大股東，安拓多年累積的ＩＰ（矽智財），是安拓起步的最佳武器，而Atmel也可以利用安拓的創新能力，來突破自身開拓新市場的能力。
安拓科技的英文名字「Atonics」就是Atmel和江鵬傳在美國創立的Systonics公司的結合。對江鵬傳來說，這不只是一家公司，而是一家有「自己文化」的公司。江鵬傳觀察了三十年的矽谷高科技公司，有兩點結論：一是以製造為主的公司都不長久；第二，沒有文化的公司其實沒有效率。
其實早在二十年前，江鵬傳就曾參與過茂矽集團在台灣的創業。當時他負責技術轉移的部份，因為家庭在美國，所以在韓國、台灣、美國之間飛來飛去，最後，還是決定退出茂矽的創業過程。不過卻讓他有機會以一個旁觀者的身分，來看高科技公司的興衰，「一家公司一定要有自己的技術，否則會走得很辛苦，」江鵬傳強調。
這也是為什麼江鵬傳仔細評估技術，準備找比較難的領域進入。「一開始會很辛苦，但是當別人開始追趕時，我們可以繼續保持領先，」江鵬傳的語氣沒有一絲遲疑。
江鵬傳在美國IDT公司工作時，負責過研發團隊，從他手中出去的產品無數，他也用更人性化的方式領導團隊，每個星期五，都會辦員工聚餐，辦「Master Brain Of Week」的創意比賽。有一次IDT的老闆問他：「你的手下也是一樣流失呀，你這樣帶隊是否真的有用？」
「至少他們待在這裡的時間都很快樂、投入，而且把最好的技術發揮出來，」江鵬傳最明顯的例證，就是他的部門曾經創下IDT最高紀錄：連續二十多項產品交到客戶手中，都沒有差錯。
對於一個沙場老將來說，堅持創造公司的文化，在家鄉第一次創業才顯得更有意義。

張彤：
用台灣彈性突破成長

泰安電腦（Tyan Computer）執行長張彤簇新的辦公室一角，放著打包好的登機行李，手錶上顯示的還是美國西岸的時間，讓人分不清楚他到底剛「飛來」，還是又要「飛走」？
「公司整個架構方向都改變了，」張彤說，泰安過去80％的客戶在美國，但是未來希望做到美國、歐洲和亞洲各三分之一。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是泰安「三分之二市場大轉向」的灘頭堡，也代表一家創立十多年的矽谷公司重新在台「誕生」。
一九四六年生的張彤，台大電機系畢業後前往美國留學，一九七二年拿到史丹佛博士，他的指導教授就是以半導體製程聞名、後來拿到諾貝爾物理獎的Arthur Schawlow。
泰安的產品是以高階主機板為主。也就是伺服器、工作站裡的主機板，包括兩個CPU以上的產品。另外，還有高階繪圖卡等。張彤認為，未來主機板運轉頻率愈來愈高，配線的難度愈來愈像IC設計。
泰安把總部移回台灣有三大好處：節省人力成本、對美國之外的客戶快速反應，及建立新的產品通路，特別是亞洲和歐洲。不過從泰安的核心競爭力來看，目前最強的部份似乎還是美國研發團隊，包括了伺服器第一層（Tier 1）OEM及系統技術。
為了突破市場侷限美國的瓶頸，及發展包括崁入式及儲存產品，泰安二○○一年辦理增資之後，神達持股己超過了50％，另外的股東還包括了華泰和精英電腦，也讓泰安真正轉為「台商」。
「我離開時，思科現在至少有好幾棟大樓是空著，」張彤指出，矽谷這次的轉型，至少要三、五年才能恢復過來。而泰安的目標卻是五年內在台灣上市。
二○○一年泰安的營收約二十六億台幣，今年能否達到三十五億台幣、順利突破一億美元，轉型成一家「台灣」公司，就要看過去專注於技術的矽谷人，未來能不能結合台灣生產及通路的彈性優勢了。

柯復華：
不習慣每天打領帶

「大家都很投入，我們兩年內希望做到美國之外的第一！」新思科技（Synopsys）亞太區總裁柯復華從七月十日回台灣，至十月二十日滿一百天，這是他的第一個「百日宣言」。
不過，他指的「大家」並不是台灣廠商，還包括台灣的對手──韓國、新加坡和大陸，柯復華接受完訪問，就要趕往韓國，和當地政府討論「SOC Group」計劃。這也說明了台灣鄰近國家虎視眈眈，連三星電子也準備擴大進軍IC設計領域。
新思當然會是亞太市場競逐的「最大的受益者」。特別是「SOC」（系統單晶片）領域特別需要EDA（電子設計自動化），當IC設計愈複雜時，更需要有自動化工具來減低訊號干擾等風險。在IC設計服務領域之中，新思是最大的廠商。
二○○一年，新思合併了來自台灣的創業家徐建國的前達科技（Avant!）。前達原本是美國第三大EDA公司，柯復華是前達的營運長（COO），整個合併過程長達八個月。在矽谷至少已有十次以上合併經驗的柯復華說，這是他見過最細膩的合併，許多環節都反覆協商，讓被併的公司沒有被邊緣化的感覺。
前達本來在亞洲就有很強的研發團隊，像印度有三、四十位研發人員。合併過程中他一直推薦其他人選，最後，新思高層竟請他考慮這個位置。柯復華從組織的角度考慮，他留下來對這宗合併案有正面影響，加上在矽谷二十多年，從來沒有在台灣上過一天班，所以，他暫時收起自己的計劃，飛向台灣。
回到台灣才一百天，「打領帶」是柯復華最不習慣的一件事，因為就算在矽谷的管理階層，很少有人每天這樣穿著。「矽谷以研發工程師為主的文化，台灣其實還有一段距離，」柯復華在矽谷做了二十多年的研發，表示矽谷公司除了有「Dual Ladder（雙軌）」制度，讓不帶人的研發工程師也有參與決策的發言機會，彼此言談之中，強調的是團隊精神和技術分享，而不是由上而下的溝通模式。
新思和台灣當地晶圓廠加強策略聯盟的策略，將會是全球IC設計無法忽視的一股力量。但是新思亞太總部為什麼不落腳亞洲其他地方？柯復華不好意思地說：「唉，畢竟我比較熟悉這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