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責任為競爭力 — 21世紀新企業公民

全球經濟版圖上，台灣企業正站在空前亮眼的位置。台積電、聯電、台塑、奇美、鴻海、廣達、明基、統一、中鋼，一連串大眾耳熟能詳的老幹新秀，不僅在國際市場展現傲人的競爭力，也正以難以想像的速度卡位、賺錢。
　拜企業競爭力之賜，即使全球景氣低迷，台灣有些企業照樣閃亮發光。今年七月，《Business Week》就以鴻海精密董事長郭台銘為封面人物，報導台灣作為全球代工之都的實力。
　崛起中的中國大陸，更是這批強調準確、效率、速度，被稱為現代「成吉思汗」的台灣企業家攻城掠地的沙場。「大陸的資訊科技產品，五六％的產值是台商投資，這就是台灣的實力，」經建會副主委何美玥觀察。

亢龍有悔

　但是，新世紀的台灣企業也站在前所未有的險峰，一不小心就可能從千仞跌落。
　警訊之一，今年七月，《天下雜誌》民調發現，人民認為，台商西進有助於台灣競爭力（三六．八％）和降低台灣競爭力（三五．七％）的比例，幾乎不相上下（見二五五期）。
　擔心社會貧富差距一再拉大，失業率居高不下，一位社會觀察家指出：「企業大者恆大，卻不能自助助人，任憑不平等一再擴大，自然給人不舒服的感覺。」
　警訊之二，今年天下標竿企業調查，企業看重競爭獲利更甚其它，作為企業公民的責任卻排名最後（一五四頁）。
　面對這個現象，政大公行所教授江明修不安地指出：「企業對社區，應該是友善經營者，夥伴關係，而非頤指氣使的地主、金主或就業提供者，」否則，「勞資、社區關係愈來愈差，企業生存的空間也愈來愈小，」他表示。
　即使到了積極招商的海峽對岸，抨擊台商的聲浪也在升高。
　「許多大陸人對台商印象不好，因為早年台商有三多：勞資糾紛多，違規麻煩多，還有像包二奶等亂七八糟事情多，」上海台研所副研究員盛九元指出。
　台灣企業整體形象既是英雄，又是狗熊的雙重面貌，其實與企業本身是否意識到全球風起雲湧的企業公民浪潮有關。
　放眼望去，今天的台灣，社會固然不乏台積電等盡心做好公司治理，也積極投入社會公益的標竿企業，但是更多冷漠、汲汲營利，不顧社會感受，甚至投機詐騙斂財的案例。
　「企業心態不調整，台灣就只是它賺錢的一個手段而已，」剛卸下政務委員的陳錦煌醫師指出。

好企業、新定義

　但走進國際，無論環境趨勢或企業話題，最引人關注，熱心談論的卻是企業公民。
　這些企業無分國籍、產業或規模大小，在強化競爭力，為股東獲利同時，也關注從所在社區到全球發展的各種問題，並且不遺餘力地參與公益事業活動，讓自己成為社會大眾心目中的好公民。
　他們有些努力縮短富國與貧國之間的落差。像今年初，全球著名的U2主唱波諾（Bono），出任援助非洲貧窮問題的「數碼計劃」（DATA, Debt, Aid, Trade for Africa）發言人。
　這位一身黑皮夾克，經常帶著詭譎笑容的當代搖滾巨星四處演唱，大量宣傳，一下子把被譽為民間「馬歇爾計劃」（二次大戰後，美國經援歐洲復興的經建計劃）炒熱，讓非洲貧窮和愛滋病問題，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但是，數碼計劃能夠活力奔放地展開，背後其實是微軟董事長比爾蓋茲的基金會，每年贊助十二億美元，並且投下大批菁英幕僚參與。
　蓋茲不僅是美國首富，他與妻子梅琳達工作之餘，幾乎完全投入基金會活動。這個資產達二四○億美元，也是全美最大的基金會，把防治愛滋病和貧窮學生教育列為首要工作。
　微軟以外，也有些企業把力氣用在關心知識落差，減少社會不平等問題，大舉贊助中小學教育。像全球半導體盟主英特爾定期舉辦國際科學獎，邀請全球四十多國的中學生參賽，激發青少年對科學的興趣，而芬蘭行動電話大廠諾基亞在包含台灣在內的數十個國家地區，配合學校進行培養學生思考創意的活動。
　還有些企業則認真提升地方文化藝術氛圍，或培養可以端正社會風氣的新一代菁英。像宏、台積電等企業協助台北市政府，參與當代美術館營運工作；大陸工程公司的浩然基金會多年來連續舉辦「浩然營」，提升年輕領導人的宏觀視野。而筆記型電腦龍頭廣達電腦的廣達電腦教育基金會，主動協助埔里等重建區學校，藉由網路介紹地方文化特色等。
　「我們相信，企業是一時的，文化則是永遠的事業，」剛獲得第五屆文馨獎，廣達電腦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林百里指出。
　當各國非政府組織（NGO）代表在南非約翰尼斯堡地球高峰會，討論環保議題時，更有七百多家跨國企業代表參加，其中還有六十多位執行長親自出馬，他們與各國環保、勞工等各種團體人士齊聚一堂，討論企業如何做好社區公民的角色。
　甚至，二○○五年時，歐盟執委會將成立社區夥伴組織，預計有五十萬家企業將加入。這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的組織，又將形成另一種企業品質和企業標準。

內外兼修的挑戰

　台大工商管理系教授徐木蘭指出，新的企業公民是要內外兼修，「既要做好公司治理，也要善盡社區責任。」
　企業公民氛圍的形成，來自愈來愈進步的社會標準以及全球化的壓力，還有長期以來，傑出企業家展現經營管理能力以外，個人使命、境界的最高表現。
　例如三年前，英國一項針對二十三國的消費者調查發現，超過六成受訪人願意溢價購買做好企業公民角色的產品，也有四成消費者明白表示不願意買企業形象差的產品。
　「這種有社會參與意識的消費群一旦形成，企業就必須有同樣的行為表現，」江明修觀察。
　另外，新時代的員工，也會主動要求企業認真扮演社會公民的角色。
　像近年來引領社會思潮的歐洲，年輕人應徵工作時，還會「當面詢問可能的雇主做了哪些社會公益」，英國永續經營諮詢公司創辦人艾金頓指出。
　迫切催逼企業提升社會參與角色的，是最新的全球化趨勢演變。
　在《標竿企業公民》（Leading Corporate Citizens）一書中，波士頓大學教授華鐸克（Sandra Waddock）指出，當代國際競爭，固然帶給企業機會，但也產生新的挑戰。當企業在全球競爭造成資源和貧富的不平衡時，企業本身也必須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去年八月，《時代》雜誌一篇報導就指出，企業正開始快速改變經營做法，逐漸找出與社會團體共同合作的領域。例如殼牌石油與環保團體和保育人士，就積極互動尋求減少海洋污染的方式。
　「企業已經意識到，公民責任不能用錢買，而是身體力行，心口如一，」美國愛得曼公關公司總裁愛得曼指出。
　另外，網際網路的發達，全球資訊快速流動，又帶動地球村的意識和節奏，讓企業除了本身形象外，還必須更注意整個價值鏈運作的合理性。
　「像兩年前，年興紡織發生尼加拉瓜工廠勞資糾紛；前一陣子保育團體抵制七股興建大煉鋼廠計劃，直接要求電腦廠商拒絕購買缺乏社會責任的供應商材料等事件，都是例子，」經營過公關公司，四年前投入非營利組織活動，台灣國際奧比斯防盲救盲基金會執行長錢為家觀察。
　面對這個無可避免的趨勢，錢為家提醒，未來台灣企業不僅要做好本身的社會責任，還要注意上游廠商的表現，以免遭受池魚之殃。
　不過，推動企業公民，最主要的動力，還是傑出企業家本身。
　「根據基督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企業家賺錢是動機，金錢是工具，目的是為上帝服務。這套價值觀，影響西方兩百年興盛，」台大經濟系教授吳忠吉說。

企業家的使命

　因此，一百年前，當洛克斐勒經營標準石油有成，將事業交給專業經理人運作後，自己則投入慈善事業。福特汽車創辦人、被《Fortune》雜誌評為二十世紀最成功企業家的亨利福特，晚年獻身公益，興建圖書館、博物館、大學、音樂廳，成為美國企業發展的標竿。
　日本的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除了創辦PHP社（Peace, Happiness & Prosperity），提倡和平、快樂、豐裕的世界外，晚年更設立松下政經塾，為日本培養有理想的下一代政治、社會領袖。
　直到今天，松下政經塾的畢業生也已經在日本成為一股新興的清新力量。
　這種企業家賺錢也回饋社會的傳統，即使進入強調一夜致富的網路經濟時代，仍然香火不墜。
　像喜歡玩遊艇、飛機，炫耀財富，號稱資訊產業界「花花公子」的甲骨文董事長艾利森，不僅每年援助非洲落後國家對抗瘧疾，還對癌症病原投入上億美元的研究經費。當《Fortune》專訪艾利森，並詢問這麼做的動機時，他不假思索反問：「很簡單，成為世界最有錢人，或是協助發現治療癌症新藥的人，你希望成為哪一種人？」
　風氣所及，今日美國由企業家成立推動社會公益的基金會數目超過二萬九千家，基金資產超過一兆美元，每年用在公益用途的經費高達六百億美元。管理學界也有愈來愈多人投入，希望發展出一套結合企業競爭力和社區公民責任的策略模式，協助企業在愈來愈激烈的競爭環境中，提升競爭力。
　這也呼應管理學之父杜拉克半世紀前的預見。當時，杜拉克根據研究美國通用汽車的經營管理，寫下《企業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一書，清楚點出企業存在的目的，絕不是經營效率的極度發揮，而在兼顧社區發展，整體進步。三年前，他更進一步指出，社會將是政府、企業和非營利組織三大部門分工合作，整合互動，共同打造理想社會的趨勢。
　「過去百年，階級與權力構成組織的骨幹，未來的主流則是相互了解與承擔責任，」在《經理人的專業與挑戰》一書中，杜拉克說。

見龍在田

　在台灣，雖然有愈來愈多企業注意到公民意識，但是行動上才剛開始萌芽，距離世界潮流趨勢還差一大截。
　「自己的不良影響少，鄰居感覺就會好一點，」負責社區互動近二十年，中鋼助理總經理翁朝棟指出，企業要做好公民角色，應該先做好環保、噪音、員工照顧等基本動作。
　要做好企業公民，企業更應該思考，如何透過適當機制，對社會進行回饋，協助社會一同進步。
　像徐木蘭剛完成的研究就發現，台灣前三百大基金會的基金總額，雖然持續成長，但是投入文化教育活動的活力卻在減少。以今年文建會舉辦的文馨獎情況為例，不僅報名件數（一○六件）比去年（一三九件）減少，贊助活動金額（四億九千萬台幣）也比去年（一二．七億）大幅滑落。
　但是，即使整體表現數字不佳，仍有不少企業家默默努力，設法讓企業與社會共榮。

此心安處是吾鄉

　這些企業家不僅重視公司成長茁壯，經營獲利，同時也從天下為公的思考出發，平衡本身獲利與回饋社會的責任。
　像國內汽車業龍頭，年近九十的裕隆、中華汽車董事長吳舜文，長年推動文化、體育活動，甚至舉辦吳舜文新聞獎，動機往往從公出發，而不考慮企業利益。
　「關鍵就在董事長相信，企業要做出真正讓人認同的事情，」中華汽車總經理蘇慶陽指出。
　身為專業經理人，最近一頭鑽進太魯閣國際馬拉松活動的蘇慶陽說，中華汽車雖然在這項活動出錢出力，直接利益其實有限，「如果董事長沒有這個理念，我也不敢提，」一身運動裝，親自到太魯閣慢跑，了解場地的蘇慶陽說。
　遠在南台灣的奇美實業董事長許文龍，雖然事業橫跨石化、光電兩大產業，但是更多時間卻用在基金會、博物館、環境等公益領域，而且表明財富絕不留給下一代。
　「一百年後，奇美企業會不會在，不知道，但是一定留給台灣兩個東西，一個是博物館，一個是奇美醫院，」在《天下》專訪中，許文龍緩緩地說。
　還有企業家不僅投身公益，更透過基金會，協助非營利機構成長茁壯，讓整個社會的發展更平衡，也更健康。
　像台北市當代美術館成立後，宏、廣達、台積電等企業的基金會也參與經營，目的是為美術館導入更多現代經營觀念，協助文化行政人員學習更多專業管理技巧。
　「你給別人機會，看他自我提升，自己也很享受，」台積電副總執行長、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曾繁城指出。
　週末還陪著小學生逛故宮博物院的曾繁城感覺，「在企業公益表現上，我們跟微軟、英特爾比，可能還差一截，但是『此心安處是吾鄉』，那才是最寶貴的，」曾繁城引用宋代文豪蘇東坡詩句。


當CEO碰上社會責任

　全球化的浪潮下，大部份企業已認知自己是世界公民的一員。但他們如何體認這種「公民」的角色？
　全球企管顧問公司適華庫寶（Pricewaterhouse Coopers）今年針對全球三十三個國家、一一六一位CEO所做的「企業社會責任」調查顯示，社會責任會成為二十一世紀中，經營企業的重要思惟與策略。對於CEO而言，企業的社會責任或社會聲望到底指什麼？
　調查顯示，對大部份的CEO來講，對內創造一個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對外向所有的企業關係人負責（包括員工、股東、消費者、供應商、董事會、政府等）是最主要社會責任；其次是在環境保護上的表現及對社區計劃的支持；再來是參與慈善活動等（見表一）。
　哪些人對企業制定社會責任的策略影響最大？調查顯示，客戶、董事會與股東的影響力最大（見表二）。
　在不景氣的時候，社會責任對企業真的還重要嗎？這項調查問CEO在目前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企業社會責任的活動會不會變為不是優先議題，結果有六○％的CEO不同意這種看法。而且，有六八％的CEO認為，重視社會責任有助企業獲利；也有超過五成的CEO不同意把社會責任看成企業的公關議題（見表三）。
對於想要立足世界的企業而言，社會責任不再是心有餘力後的活動，而是競爭力裡重要的一環。（施君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