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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變了 — 他們如何努力放輕鬆、拚第一?

新加坡變了, 那個老是給人第一名乖乖牌印象的模範生, 變得時髦、輕鬆、溫柔,更多采多姿, 也更有品味與自信。 事實上,新加坡面對的內外挑戰,比任何時期都還險峻: 北方中國的興起挑戰他們的經濟競爭力, 鄰國馬來西亞緊扣他的水資源命脈, 911後的文明對立,衝擊內部多種族的社會凝聚力…… 然而,一股創新的活力,正湧現在民間和政府, 連世界級的頂尖人才都被吸引蜂擁而至。 以「Thinking School, Learning Nation, Gracious Society」的願景, 以「Together, We Make The Difference」的主張, 以創新與人才為手段,新加坡正領先跨入知識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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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植大樹、滿城綠意的「花園城邦」新加坡,最近忽然增加很多顏色。
樟宜機場外,綠蔭夾道的快速道路旁,紫紅色的九重葛,沿途耀眼;城市裡,造型大膽、色彩奪目的公共藝術到處都是,連昔日硬梆梆的中央部會辦公大樓,都五色繽紛。

改變顏色、改寫未來

北緯一度的赤道邊,南國絢麗的驕陽下,鵝黃嫩綠、奼紫嫣紅的旗幟,上面寫著:「Together, We Make The Difference!」(同心協力,我們能共同改寫未來!)旗幟上的獅頭地標,圍繞著群眾手牽手的圖案。雖然走過去年經濟負成長二%的痛苦,但更嚴峻的國家轉型議題,正挑戰新加坡。
「世界已經劇烈改變,美國開戰的對象是恐怖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投資和市場的競爭會更加激烈,我們必須現在就面對新世界的新挑戰,」今年八月九日新加坡國慶日,總理吳作棟國慶獻詞如此惕勵同胞。
立國三十七年來,習慣一路成長的新加坡,的確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連續幾年,數家外商接連裁員,去年一波大裁員甚至多達二萬多人,失業率一度逼上五%(目前已經降到四.五%)。
加上突破國民所得二萬美元的高標後,新加坡和所有已開發國家一樣,面臨成長的高原期,去年九一一事件後,全球景氣大衰退,更是雪上加霜。
長期結構性的挑戰則有北方大國——中國大陸的崛起,跨國企業紛紛轉進中國,例如荷商飛利浦剛宣佈把亞太總部遷到上海(研發中心仍留在新加坡)。
不僅如此,被伊斯蘭海洋包圍的新加坡,面對當前回教社會和其他國家關係日益尖銳化的趨勢。「各宗教的關係尖銳化的話,我們的社會凝聚力就會受到影響。這是一個真正大的威脅,」副總理李顯龍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憂心地指出。
在新加坡常可聽到官員說:「Strike a balance!」
面積比台灣小很多,但內憂外患不比台灣少的新加坡,因應新一波內外挑戰,就是以這種動態平衡:不斷突破、不斷向上找機會的精神,加上前瞻的眼光與徹底的執行能力,為所有企圖向上轉型的國家做了良好的示範。
新加坡政府由副總理李顯龍領軍,成立「經濟改革諮詢委員會」(ERC),喊出「再造新加坡」(Remaking Singapore)的政策宣示。

創新導向代替投資導向

新加坡政府訂出:今後將以創新導向,取代過去的投資導向,為的是要在知識經濟世紀領先一步,並全面提升人民素質,成為一個「優雅社會」(Gracious Society)。
已是世界寬頻網路普及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新加坡最新的定位,是想成為全球知識經濟中,各種高附加價值軟體產業的「群聚中心」(hub)。新加坡內閣資政新聞祕書楊雲英就說:「我們要做亞洲的媒體中心。」因此,幾個國際知名頻道,例如運動頻道ESPN、財經台CNBC、娛樂台MTV都以新加坡為總部。「我們凡事都要做最好的、the best,世界級world-class,還有每一個引進工業的the hub,」在一場資深專業人員的聚會,一位前任的無任所大使對滿桌的友人說。
新加坡的策略是,用政府的經費來導引,形成一流科技人才的產業群聚,發揮國際人才中心的效果,再不斷吸引更多專業人才。
例如,為了將來在生物科技產業上發揮世界級的影響力,新加坡和澳洲合資的E.S. Cell公司,不惜巨資邀來主導複製桃莉羊的蘇格蘭籍科學家柯曼(Alan Colman),此外,美國和日本頂尖的基因研究學者,也都被禮聘到新加坡。
再造新加坡,迎向不可知、沒有打過的「創新」陣仗,必須要揚棄舊思惟和舊心態。
「經濟改革,一部份是政府可以做的,另外一部份是人民的態度和觀念、思想、動力和爭取心。我們(政府)可以領導他們,但最後是由人民爭取成果的,」副總理李顯龍接受《天下雜誌》專訪強調。
為了鼓勵創新,新加坡正在鬆綁實行了建國三十七年以來,中央主導的發展政策。鼓勵創業家精神、支持中小企業創業,成為舉國上下的新運動。總理吳作棟在國慶致詞時,甚至親口表揚過去政策不重視、被邊緣化的電影導演,及連鎖麵包店等中小企業的代表。
熙來攘往的地鐵地下街,「麵包物語」(Bread Talk)的顧客最多。由老闆的台灣妻子引自台灣的「肉鬆麵包」,行銷包裝後引發搶購熱潮。新加坡大學畢業、人力部的「聯繫新加坡」副理吳裕凌甚至以「設計家的麵包」(Designer’s Bread)來稱呼,麵包老闆賺了錢且獲政府頒贈「中小企業創業家獎」(Entrepreneur Awards)。
而新加坡本土製作、近日最賣座的電影「小孩不笨」,更是每一位新加坡人最熱衷的議題。因為內容以狂熱於孩子升學的「教育媽媽」暗喻無所不管的新加坡大政府,讓每一個在地人會心一笑。四十二歲的導演梁智強成了首席本土大導演,從政府到知識份子都公認是新加坡的驕傲。
「這個時代我們要思考、創新,還有跳出舊框框,我們需要不同的心態,」新聞與藝術部政務部長林得恩說。
進入知識經濟世紀,不僅人民需要創新,公務員更需調整心態。一向以效率著稱的新加坡公務員被要求「從有效率的執行者,躍升為市民、企業的服務提供者」。
為了鼓勵公務員創新,總理公署提供一千萬新幣(相當於兩億台幣)的基金成立「企業挑戰計劃」,作為公務員創新的平台,任何創意只要通過,都有機會被實驗。
創新、服務之外,新加坡政府也提供機會,培養官員整合的能力及更寬廣的視野。「知識經濟的世界裡,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最好的、最有賣點的產品;一切都需要溝通協調,」才卸下癌症外科醫師職位、初入閣的人力部次長黃永宏說。新加坡的內閣有一個人力諮詢會議,包括有人力部、貿工部、教育部、經濟發展局(EDB)四部會的跨部會協調機制。

公積金改革

官員也必須多方輪調,歷練各種不相同的職掌。以印度裔的教育部次長塔曼為例,他的專業是國際金融,曾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的首席經濟學家,但是從政以來,他兩度輪調教育部,對於國家長期培養領袖級人才的大戰略有清楚的歷史景深。「工程師與十年前的訓練非常不同,學生要學得非常廣泛,更需要的是訓練你的心智,去培養你的思考能力,」一口英國腔英語,塔曼一字一句的分析,沒有人知道十年後的產業競爭在哪裡?如果他們有較廣大的知識基礎與技能,會幫助他們彈性回應當時的經濟環境。
縱使是顧客導向,新加坡政府並不會為了「討好」選民,而放緩改革的腳步。公積金制度的改革,就是實例。
為了未雨綢繆,因應高齡化社會和微利時代的雙重夾擊,避免三十年後,多達二成的老年人口吃垮政府財政,使公積金制度破產。新加坡政府介入公積金改革,罕見地劇烈調整星國的安全網——公積金和住屋局的組屋貸款兩項政策。
首先,原先分為三部份的公積金(佔人民薪資的二成),第一部份通常被人民拿去支付房貸,第二部份是養老,第三部份是健保;現在政府強迫要多列第二部份養老金,許多人的房貸就捉襟見肘。
其次,雇主原先相對付出每一員工二○%薪資的公積金,為了鼓勵投資意願,現在降低到一六%。
最後,公積金也開放私部門的財務管理專業人士來代為操作,而不只是存在政府的銀行,生微薄的利息。
和全球各先進國家一樣,新加坡的人口也愈來愈多銀髮族。老年化人口比率,從一九九九年的七.三%,到二○三○年會增加到一八.九%。但是他們存在政府公積金的儲蓄,根據新加坡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艾雪(Makul Asher)的研究指出,從一九八三年到二○○○年的平均每年投資報酬率只有一.八三%,而同期新加坡整個國家的GDP成長每年高達八%,這種儲蓄利息跟不上生活消費指數的現象,也是新加坡未來的一大危機。
這讓一向平靜的新加坡社會議論紛紛。大家突然發現,「新加坡是沒有辦法退休的國家,因為退休養老金不夠,而醫藥費又太貴!」一群媒體從業人員聚在公司議論紛紛,他們接連幾天在報上(很難得)批評政府,說迅雷不及掩耳,教人民怎麼辦?
「其實我們原則已經講的很多了,說安全網不能散得太開,讓大家自力更生,讓大家有動機去爭取。原則都同意,可是有行動的時候,大家就有反應了,」年方過半百的副總理李顯龍只能有耐心地、不斷強調,「沒有那麼簡單!」
的確沒那麼簡單,但新加坡政府仍舊堅持「提早敲響警鐘」。
近中午,一陣雷雨後,鬧區烏節路尾的植物園,幽深一如原始雨林。三三兩兩的各國多種膚色的遊客散步雨林中,聞到淡淡的薑花香。彈丸之地星島,也有這樣美好幽靜的綠地,一如馬來雨林。
新加坡港附近,像兩個超級大榴槤(或蒼蠅眼)的國家級濱海劇院Esplanade標榜效法雪梨歌劇院的壯闊氣勢和地標效果,向全球宣示,新加坡除了是經濟大國外﹐也將正式轉型為文化之都。另外,戶外的夜間活動,如最近才開始的「星空芭蕾」,如同歐洲都會人的享受,吸引更多喜愛高品味、高品質生活的國際人才。
新加坡政府深知「白領無國界」,副總理李顯龍坦承,如果環境沒有吸引力,連本地出生長大、留學歐美的菁英,也可以選擇定居矽谷或台灣,新加坡絕對不敢托大。事實上,種種改善本地經濟和生活環境的努力,已經看出成果。不僅國際人才進駐新加坡,外流的本地菁英也開始回流,並且發現新的競爭優勢。
「在這裡看過去,可以看到印尼巴淡島、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加坡港,一點看三國!」新加坡美商所羅門美邦投資銀行總裁蕭永良在他視野極為宏偉的面港大廈辦公室豪氣萬千地指出。四十歲、原籍新加坡,在英、美、港讀書工作多年後,他選擇回到故鄉。
「全球化就是,你會選擇每一個國家最好的商品,譬如你還是要開德國的雙B汽車。新加坡也一樣,只要保持住國際競爭力,還是一樣有很大潛力!」蕭永良說。
就向李顯龍會客是那幅「豬秤」的油畫,大多數新加坡仁的上一代是來自南中國福建、廣東的貧苦農、漁民,國家由貧轉富不過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我們國家小、資源少、政治處在不穩定的區域,」幾乎是每一位受訪的政府、民間企業領袖共同的開場白。
「他們是一個怕輸的民族,夾在東西文明之間,他們實在什麼資源都沒有,危機感和現實感使他們採取務實的態度,」我國駐新加坡代表處副代表酆邰分析。
務實的態度讓新加坡在每一次危機裡,清楚的面對問題、更積極地找出機會;讓全民都明白國家要往哪裡走,政府要如何做,更切切實實說到做到。新加坡有作夢的能力,更有實現夢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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