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能有什麼競爭力？

　產業全球競爭的賽局愈來愈緊張，台灣應該掌握什麼不可取代的優勢？
　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貿全球化腳步加大，台灣想要扮演大中華經濟區的「門戶」，又需要什麼條件？
　更現實的課題，回歸中國大陸近五年，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還有什麼競爭力？又能給拒絕一國兩制的台灣什麼啟示？
　乍看之下，即使在不同的軌道上，香港彷彿台灣的難兄難弟，經濟褪色，成績難看。

台港經濟 難兄難弟

　過去半年來，在香港的摩托羅拉、盈科數碼、東亞銀行、壹週刊等各種行業知名企業，一家接一家裁員，失業率破六趕七，比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還嚴重。
　曾經造就無數「千萬富翁」的地產泡沫化後，房價遽跌近六成，創造數以十萬計的「負資產」階級（賣房還貸後仍負債）；高達700億港幣的財政赤字，更讓報章充斥著「香港會不會是下一個阿根廷」的討論。
　最近，特區政府為了改善財政赤字，強化經濟，破天荒以預算為工具實施產業政策，引發《華爾街日報》等西方媒體質疑，香港是否還能堅持自由市場經濟的傳統。
　但是，在IMD國家競爭力排名上，香港始終領先台灣。以二○○一年為例，香港排名第4（台灣第16名），從法律、稅制、金融、企業活力到文官體系等項目，香港幾乎都是全球排名前三名。
　曾經有「東方之珠」美譽的香港，670萬人，一千平方公里的面積中有67％是山坡地。它曾以亞洲四小龍之一為傲，也以國民所得超過2萬3000美元、全球最大貨櫃港、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雄視亞洲。
　但是，外向開放的香港一如台灣，景氣明顯因為美國、日本、歐洲經濟放緩，加上九一一事件影響而衰退。更嚴重的是，大陸經濟崛起，牽動香港企業北移，消費力降低引發通貨緊縮，甚至大陸長江三角洲地位漸升，使得香港的轉口港優勢漸趨下滑。
　短短二十年，產業北移造成香港的產業結構快速變化，服務業所佔比例由八○年的六成七增為八成五，製造業由三成一降至一成四。在咄咄逼人，既依附、又競爭的大陸經濟體下，回歸後的香港，處境其實與台灣差不多。
　而一國兩制下，回歸與認同的路上，香港人走得比想像更辛苦。
　表面上看，回歸五年，馬照跑、舞照跳；每年300萬人次的台灣旅客，照樣進出赤A角機場；彈丸之地的中環，依然是華洋紳商、專業人士競逐之地；入夜後的尖沙咀、旺角，廣告看板的霓虹燈依然誇張的閃爍。
　只是講實際、重功利的香港人，言談間卻多了犬儒、無奈。
　經濟不好，特區政府得到北京的支持，緊急開放大陸人赴港觀光，刺激消費，結果地鐵公司必須在車廂貼佈告，提醒「乘客」不要隨意蹲，以免影響穿裙子的女乘客心理。

政治公信力全面下滑

　談起政治，港人更是一肚子感慨。中共五年來維持「港人治港，中央不干預」原則，嚴禁副部長以上官員到香港，或對香港事務隨意發言，以免香港人誤會中央政策。但是「中國效應」仍然若隱若現，集會場面「中國化」就是例子。
　在香港居住了十五年、英國人、《香港新貴現形記》（Hong Kong: China’s New Colony）作者韋安仕（Steven Vines）觀察，特區行政首長董建華上台後，很多集會場面就像北京，「他講話時，自己帶頭拍手，然後大家就一起拍手，那是回歸前看不到的，」韋安仕說，「董建華就連動作都要像北京中央。」
　今年一月，董建華表態參選第二屆特首選舉（因無其他候選人，二月底自動連任），諷刺的是，香港大學的民調中，香港人對北京政府的支持度，居然首次超過特區政府。
　「只能說，香港人藉著民調，反應對特區政府的不滿，」香港《經濟日報》主筆王慧麟分析。
　只是，香港人還是很無奈。一國兩制下，如果不是北京充分信任的董建華，替代人選在哪裡？
　民意調查中，下降的其實不只特區政府，還包括主張自由民主，扮演反對黨的民主派，甚至立法會，「整個政治體制的公信力在下降，這是香港真正的危機，」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張炳良說。
　「一國兩制造成一種微妙的影響，」前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現自己創業成立「香江文化交流中心」的江素惠觀察。她指出，香港人其實很矛盾，一方面高唱經濟自由、法治，但心理上又依賴北京：股市不行，希望北京救；房市不行，希望北京救。「一方面政治上希望北京不要干預，經濟有難關時，又希望北京來救，改善香港。」
　不過，繁華與燦爛褪色之際，二○○一年在香港註冊的外商其實不減反增，總數將近6500家，比前年增加364家。
　不久前才與香港機場管理局主席馮國經（Victor Fung）接觸，一位台灣大企業家更感慨地指出，與亂烘烘的台灣相比，香港人其實更知道他們自己該做什麼。

憑「軟體」競爭

　「中國市場潛力驚人，機會非常好；台灣有很多很好的企業，在全球科技發展扮演很重要角色，」在香港首富李嘉誠總部的長江集團中心68樓，全球最大投資銀行之一，高盛亞洲區總裁羅以德（Richard J. Gnodde）有條不紊地分析。但是他眼中的香港，卻有中國大陸與台灣無法競爭的優勢。
　為什麼？
　香港競爭力，其實不在於有形的生產、製造，而是更進步的軟體條件。儘管中港兩地的經濟已形成依附、甚至競爭關係，但是香港經濟仍維持它自立的面向。關鍵就在它優於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法治與國際化。
　法治是香港民心社會不亂的基礎，也是香港持續成為金融中心、各種高級服務業扎根的磐石。
　回歸初期，在一場官司中，香港終審法院判決非法進入香港的港人大陸親人具有居港權。結果引發特區政府不服，請求北京的中國人民代表大會解釋基本法，並推翻終審法院的判決，否定非法入境的港人大陸親人的居港權。特區政府這種一反過去行政機關服從法院判決的做法，一度讓人質疑回歸後的香港，司法是否還能維持獨立。
　不過，幾年下來，類似問題不再發生，不少香港人認為，法治還在持續中。
　「從終審法院後續的判決，完全尊重中共人大的解釋來看，影響當然有，」在牆頭掛滿三○年代上海、香港菸草公司仕女海報、明星照片，濃濃殖民地風味的中環雪廠街外國記者俱樂部，前《華爾街日報》香港特派員秦家驄（Frank Chin）觀察。不過他也指出，整套制度還在持續，看不出明顯變化。
　一國兩制下，沒有人敢預測香港的法治條件真的就不會改變，但是在香港，法治其實是670萬港人捍衛的結果。人民守法、要求政府依法行事，讓整個社會脈動繼續保持清楚而明確的節奏感。
　「你看街角那部卸貨的車，如果超過時間不開走，警察就會來罰款；警察不來，廉政公署就來調查警察，」坐在金鐘地鐵站的商場咖啡座，王慧麟指著窗外很有信心地說。
　這種人人守法、官員絕對依法行事的作風，甚至讓在香港的大陸人回大陸時，偶有不習慣的感覺。去年APEC在上海舉行，中共一聲令下，上海整條街的頂樓統統徵用放煙火。「如果換成是香港，哪個官員敢這麼做？」文革後由福建到香港，打工睡板凳，常為「愛國」與香港人爭得面紅耳赤，香港方正集團總裁張旋龍笑笑搖頭說。
　多次前往香港，一位深圳大學教授坦承：「法律在大陸還是工具；但是在香港，已經是生活價值。」回頭看以二十年闖出現代化硬體面貌，軟體素質仍有一大段距離的深圳，他感觸頗多。
　香港的「執法從嚴」，還包含政府和監理機關對銀行、證券等金融服務業的規範，形成香港經濟穩定，和國際金融服務中心的地位。
　一月下旬，當台灣瀰漫著「樂透」熱潮，位在中環的香港交易所召開記者會，集團行政總裁鄺其志嚴肅宣布，即將公布新的上市公司監管指引，「更嚴格規定上市公司的財務透明化。」
　這份厚厚兩本、近四百頁的「諮詢文件」，鉅細靡遺地規定企業董事會、董事、關連交易、財務報表等各類企業監理項目。
　時值安隆公司破產弊案敏感期間，鄺其志解釋，這項檢討其實從去年上半年就開始進行。「資金的選擇是全球性的，我們的競爭也是全球性的，」坐在眺望天星碼頭港灣的辦公室裡，鄺其志接受《天下雜誌》訪問指出，「改進市場，把標準提高，一定有好處。」

金融制度，嚴格透明

　同樣的，過去幾年，當台灣政府在指揮銀行紓困，創造逾期放款等名詞遊戲時，香港金融管理局（相當於中央銀行）一絲不苟地按照國際慣例，要求香港本地銀行的風險儲備不得低於國際標準，壞帳每年都要清算。
　「這一波泡沫經濟風暴中，房地產價格跌了五成多，但是一般香港銀行的抵押貸款大多在三成以下，所以問題不大，」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董事會祕書朱嘉華微笑說。
　規定明確外，監理單位也從嚴執法，企業調查速審速結，平均一個案子調查時間不超過六個月，絕不拖泥帶水，橫生枝節。去年香港證監會共舉發212件上市公司違規案件，其中103人被告上法庭，並且有47件成案。
　因為金融管理局強調獨立性，一般銀行很難影響，也就不可能出現像台灣，「公家銀行或民營銀行各方利益糾纏不清的情形，」一位不願具名的香港銀行家指出。
　即使面對中資大舉進駐香港，香港人印象中的金融管理局、香港交易所照樣頂著幹。
　「我們告訴北京，你亂搞我，我完了，你連自己的出路都沒有，對任何人都沒好處，」一位外商銀行主管轉述金融局官員的說法。
　「在香港，整個思考很簡單，我們不在乎誰持有資產，而是是否按照資本主義方式運作，」他說。
　因此，有如公開的祕密般，幾乎所有在香港上市的中資企業都曾被證監會警告過。張旋龍每次回北京，總有同業徵詢好律師、會計師、專業人士怎麼找，「因為，找到專業人才，才不容易出錯，」他反映許多中資企業的心聲。
　嚴格而透明的金融制度，事實上也為香港增添難以估計的競爭力。去年底，香港上海匯豐銀行、香港上海商業銀行雙雙取得難得的機會，入股上海的上海商業銀行（香港上海商銀持股3％，匯豐持股8％）。入股，意味著港資銀行可以利用對方在上海的據點，也反映大陸肯定香港銀行在產品開發、風險管理的能力。
　同樣的，台灣英普達資訊科技，去年捨台灣，改在香港創業板上市，財務長鍾國武解釋，除了接近大陸市場外，還考慮香港股市規定清楚、好依循。「在香港，什麼動作有什麼規定，你照著做，一定能在時間表內完成，」鍾國武說。
　法治基礎上累積的專業技能，進而帶動香港對外輸出高級服務與管理能力。憑著二十年來優良的管理技能，香港地鐵公司近年來已經成為技術輸出事業，支援包括台北、高雄、深圳、北京、廣州、澳門，甚至印度的地鐵系統。

國際化拉高競爭門檻

　談起這項業務，英國人，二十二年前來香港，現任香港地鐵車務總監祁輝（Phil Gaffney）拿起適用地鐵、公車、便利商店消費的「八達通」卡，「你們的馬英九市長也來觀摩過，回去就開發出悠遊卡，」有張娃娃臉的祁輝笑著說。
　去年初，大陸為了整頓亂象頻生的股市，還請前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
　法治穩固香港的競爭基礎，國際化更是香港拉高與中國大陸「競爭」的門檻。
　一個半世紀來，香港一直扮演東西文化交匯，領頭現代化的角色。它雖然是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下割地賠款的祭品，但也成為東西文化徹底交流的熔爐，長期扮演市場經濟繁華成功的推手，更是訓練東方人嫻熟西方經濟的展示場。
　在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基本架構、軟硬體、語言能力，完全國際化，就連計程車司機都可以用英語溝通。高盛公司選擇香港作為亞太區總部，理由從開放的市場、低稅率，一直到律師、會計師、法律沿襲英國體系，處處與國際接軌。「這些條件，都讓跨國企業沒有與全球脫節的憂慮，」在香港五年的羅以德說。
　值得台灣學習的還包括香港既有西方強調理性、包容、國際化的精神，又維持勤勞、努力、肯吃苦的中國文化。這種「不中不西」的特色，反應在香港的人際之間，就呈現一種包容的空間。五湖四海、全球各地的移民，只要認同香港，都是香港人。而且只問能力與表現，有如小型聯合國。
　「這一點，香港真的很可愛，沒有人會說誰是真正的香港人，」江素惠觀察。
　這種國際化作風，即使台商都能濡染受益。貿易商、在大陸有六百家自有品牌的「卡通天地」服飾連鎖店、彰化員林長大的林麥集團負責人王祿誾，九三年進入香港，馬上感受到香港國際化的衝擊。
　一開始，王祿誾也是一年出國四、五十趟，回香港則搭地鐵上下班，很能維持原本在台灣做生意的簡樸風格。
　有一回，一位美國中西部老客戶來香港下訂單，先拜訪王祿誾，臨行前去了一趟香港最大貿易商利豐集團，結果被利豐豪華氣派的辦公室裝潢、精彩豐富的多媒體說明吸引，訂單迅速轉到利豐。
　「我只恨英文說得沒有他們好，國際架式沒有他們強，」傍晚，旺角的辦公室裡，自認努力、人才都不輸的王祿誾回憶說。
　王祿誾因而急起直追，推行國際化。如今，林麥集團在東亞，營業額僅次於利豐，除了台灣還維持百來人規模，香港擴充到三百人，在大陸和其他地區多達三千人。集團旗下四個區域董事中，兩個英國人、一個美國人、一個美籍華人，品管主管是丹麥人，就連總裁都是美國人。

跨越國界 引用人才

　在香港，這種「唯才是用」的企業風格，也常常是往前躍進的重要效應。像香港機場管理局商務總監白家雄（Hans C.A. Bakker），原本任職阿姆斯特丹機場，一年多前被香港機場管理局主席馮國經「挖角」，揮別荷蘭家鄉，協助香港打造東亞「門戶」重任。在他的領導下，虧損三年的新機場從二○○○年起轉虧為盈，並且開始構思出「機場城」的新計劃，希望在十年內，結合物流、商展、住家、旅遊，規模如新市鎮，打造香港在商業服務業上的下一波競爭力。
　「別的機場把人當貨品，從一站送到另一站；我們設法讓顧客舒服、開心，」高大英挺，長得像哈里遜福特的白家雄親切地說。
　同樣的，香港大學教授麥可．英萊特（Michael Enright）曾是管理學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研究《國家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Nations）的主要執行人，計劃完成後被香港商界重金聘請，負責《香港優勢》（Hong Kong Advantage）研究計劃。他從此落腳香港，教學、參與特區政府和商界有關亞洲物流中心的計劃。
　經常有各國、各行各業訪客登門請教，英萊特接受《天下雜誌》專訪時解釋，香港是最容易接觸商業、政策、資訊的地點。「要觀察亞洲的動向，新加坡、上海、東京，都沒有香港的優勢。」
　「香港仍然是個充滿機會的地方，如果留在英國，我可能還是個記者，」儘管對香港政商界批評嚴厲，韋安仕回顧自己從記者、作家到餐廳老闆的經驗，坦白說出自己離不開香港的理由。
　這種華洋交匯、共生，共同創造機會的經驗，不僅大陸沒有，台灣其實都很缺乏。一位深圳大學教授分析，今天的大陸是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西方已經從工業文明走向後工業文明，中西雙方差了兩代的文明，而香港掌握了語言優勢，正可扮演居中的觸媒角色。
　香港人努力打造競爭優勢，還延伸到培育下一波競爭力的教育。

人才打造新競爭力

　清晨七時，香港還是一片寧靜，街頭行人稀鬆，嘈雜的城市交響樂尚未響起。香港特區政府教育統籌局長羅范椒芬的寶馬轎車，已經從中環的政府總部開出，往大亞灣方向疾馳，準備視察學校，與教師交流，溝通教改理念。
　「特首認為，競爭就是靠人才，這也是全世界的趨勢；你們（台灣）教育改革起步早，有很多我們可以參考的，」一身素色套裝的羅范椒芬說。
　這一波改革，特區政府以每年四成的預算成長率，大幅翻修香港教育體制。從小學全日制，引進大陸優秀學生就讀，刺激香港學生觀摩比較，到發展成人終身學習。
　今年初才退休的前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劉炯朗，更是被重金聘請到香港，在兩所大學兼課，並出任企業集團的顧問。
　不過，問題明擺在眼前，香港人心頭的低氣壓並不容易紓解。過去幾年來，上海、新加坡的競爭愈來愈厲害；本身產業、經濟、政治各方面的發展，也面臨十字路口般的抉擇。轉型中的香港，路子其實並不好走。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需要香港做中介會減少；兩岸三通後，香港角色也會減弱，」長期觀察香港的秦家驄指出，「香港還在找下一個利基，只是還沒有找到。」
　另一方面，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陸德明研究指出，從改革開放到一九九九年，中國共吸納三千億美元外資，其中港資佔半數。香港企業轉進大陸，賺容易錢，固然造就香港暫時的繁榮，同時也埋下根本競爭力衰退的隱憂。
　例如，十多年來，香港人到大陸賺錢，回香港「消費」的模式，造成整個香港一片炒作和泡沫化的經濟型態。「別人拚命進行產業升級，我們卻說：『hi-tech， 揩也；low-tech，撈也』（搞科技，一身髒；賺快錢，大撈特撈），」分析起香港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形容自己很「悲觀」，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教授曾澍基說。
　更嚴峻的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經濟該怎麼走，意見分歧的港人還缺少凝聚共識的機制。過去幾年來，特區政府各種提議，往往在反對聲浪中無疾而終。像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要發展香港成為「中藥港、紅酒港、鮮花港、數碼港、文化港……，不是說完沒下文，就是後續動作不清楚，」王慧麟說。
　回歸，也造成香港人在政治態度上的劇烈轉折和無所適從。張炳良觀察，八○年代中英談判香港歸屬時，香港人認為自己對未來有發言權；九○年代受到天安門事件影響，香港人仍然關心政治，但態度趨於悲觀；回歸後，香港人發現，中共干預不多，自己能做的也不多，對政治參與的感覺幻滅。
　「表面上，大家照樣過日子，但是對未來，卻是無可奈何，」站在只有在野黨，沒有執政黨的香港立法會前廊，張炳良感慨說，「香港不再是港英時代『租來的土地，借來的時間』，但是中國人的立場是什麼，我們不清楚，香港也變成沒有方向的實體。」
　的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年下來，香港的民主依然有名無實，也沒有清楚的發展時間表。
　法治仍在，只是無人肯定明天是否還存在。
　自由的空氣看似依然，只是變了味。
　不過，當初人人白手起家，靠著勤奮生存的香港人並不容易屈服。
　穿著整齊的西裝，汽車司機Jason林說，香港人現在想清楚了，一切只有靠自己，雖然心理很不舒服，但臉色和服務態度都改善了，希望留給顧客好的印象：「我們只有自己努力增值，否則就會貶值。」
　促成劉炯朗赴香港的港商環康科技主席蔣麗莉，儘管懷孕大肚子，這位擁有兩家上市公司，同時身兼香港總商會副主席的企業家，每天依然在辦公室、會議室穿梭不停。
　「香港競爭靠人才，這個強項一定要發揮，」她實事求是地說。　

高盛公司

為何選擇香港

　高盛亞洲區總裁羅以德：
　高盛在整個亞洲區有3000名員工，其中1500人在日本，香港1000人。亞洲區總部就設在香港。因為香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人才素質。這裡的人來自全球，你可以在香港組成世界級的團隊，無論專業技巧或工作態度都是一流的。
　其次，香港的基礎建設相當好，無論是通信系統、機場，讓你很方便接觸整個區域的客戶。
　軟體方面，這裡沿襲英國的法律，具備可預測性。相關支援體系像律師、會計師都很強。
　第三，香港得天獨厚於它的位置。這裡離台灣、大陸、韓國都不遠，很適合發展區域業務。
　城市的發展離不開經濟。香港是個很棒的工作和生活地點。這裡適合全家居住，也是全球化的中心之一。人來人往，又是中國的門戶。做為單一地點，同時擁有全球化的感覺，這就是香港。
　當然，香港要持續競爭優勢，那不會自動發生，它必須努力。
　香港那麼棒，是因為它的開放市場、法治體系、人才和環境、低稅率的吸引力。能繼續維持這些特質，它才能繼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