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九月十一日象徵帝國主義經濟與軍事強權的紐約與華盛頓,遭受毀滅式的自殺攻擊之後,回教世界的心情就很矛盾。阿拉伯國家的網站、街市,哀悼和慶祝齊鳴,明悲暗爽者有之。但是,即使回教領袖深表痛忱,也不見得表示他們無條件挺美。
或許在那一刻,回教徒想起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一日。當時的帝國強權英國,正式殖民巴勒斯坦,日後同意猶太人在阿拉伯人這塊聖地建國,播下往後數十年以阿血仇的火種。
素以報導中東事務見長、著有《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的紐約時報資深記者佛德曼(Thomas L. Friedman)分析,回教極端份子同歸於盡的行為,完全是出於仇恨,目的不僅是殺害美國平民,更要刺激美國大規模報復回教世界,逼使所有回教徒同站在反美陣線。
回教徒仇視猶太人有歷史脈絡可循,自十九世紀末,在歐洲飽受迫害的猶太人陸續返回聖經中的家園巴勒斯坦,狂熱推動建國運動(錫安主義),就和阿拉伯鄰邦展開血債血還的長征。除了宗教歧異,也攸關彼此的生存,激進的回教基本教義派,甚至認為仇恨猶太人已經內化為他們的基因,世代不解;反之亦然。
可是,他們為什麼那麼憎恨素無冤仇的美國常民?是因為美國過度介入中東,一面倒偏袒以色列,甚至對以色列屠殺阿拉伯人視若無睹?
十字軍餘燼復燃
這是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回到時間的縱座標,回教世界和西方世界早在一千年前就結下樑子。
公元九世紀初,西方國家在教皇光復聖城耶路撒冷的號召下組成十字軍,援助東羅馬帝國到中東反抗土耳其人,十字軍東征前後八次,綿延一百八十年,這是史上東西方首次慘烈的宗教殺戮。之後,在西方人的刻板圖像中,回教徒就是那付一手拿劍一手拿古蘭經(Koran)的「恐怖份子」長相。
不要忘記,爆炸發生後,態度強硬的小布希總統就用「crusade」(十字軍聖戰),形容美國即將展開的反擊。長年反美的伊拉克總統海珊則對美國喊話,千萬不要為了報復,再次掀起一場新十字軍東征。
回教世界的聖戰在十世紀十字軍東征後告一段落,餘燼在一九八○年代復燃。
一九七九年,蘇聯以帝國之姿入侵阿富汗,泛伊斯蘭聖戰運動受美國暗中資助,讓蘇聯陷入十年苦戰不可自拔。然而此時,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已臻成熟帝國的美國,部署在中東的軍隊與機構,開始成為聖戰組織自殺炸彈的攻擊標的。
美國人說回教徒是一群不理性的暴徒,這種一竿子打翻船的指控,不但美國民眾接受,也漸成西方世界的「官方說法」。
事實果真如此?
出生於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薩依德(E. W. Said),素來站在回教世界立場批評美國的中東政策,因此背負「恐怖主義代言人」的汙名。薩依德的後殖民論述開山大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援引西方文學作品,剖析西方帝國如何看待、支配伊斯蘭世界,而西方學術界的東方學研究,恰為帝國的擴張與剝削提供了正當性。在薩依德看來,美國以武力、經濟力與政治力,正對全球、尤其是中東進行一場跨國殖民。
美國鎖定的爆炸事件主謀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自弱冠即投入各種戰爭,國際輿論痛責他濫殺無辜,但追隨者深信,他進行的是反帝國殖民的聖戰。
蘇聯入侵阿富汗,二十幾歲的奧薩瑪和美國攜手抗俄,卻因一九九○年波斯灣戰爭反目成仇。美軍駐紮中東,他視為「佔領聖土」。而美國對伊拉克、伊朗與阿富汗祭出經濟制裁,轟炸蘇丹、巴勒斯坦等國,致使數以百萬計的回教徒、兒童面臨飢荒、死亡威脅,更壯大奧薩瑪的聖戰訴求,正如一位阿富汗人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控訴:「經濟制裁和用巡弋飛彈屠殺回教徒沒兩樣。」
薩依德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是有計劃的扭曲、操縱並殖民中東,這一切是為了服膺「帝國必須維繫、帝國正在維繫」的幻想。回教恐怖主義聲勢不墜,是對帝國殖民心態的反撲,不論這種殖民是以軍事、經濟或文化的形態出現。
封閉的回教世界,對無所不滲透的美國價值深感不安、憎惡。
回顧回教徒的自殺攻擊史,摧毀的對象是象徵現代文明霸權的人與物。以阿衝突中,回教自殺客絕少對猶太教堂或猶太狂熱份子下手,他們轟炸的是披薩店、購物中心、舞廳和以色列的雅痞。這次陪回教徒殉葬的世貿雙塔和五角大廈,也是充滿殖民味道和美國價值的經濟、軍事要塞。
正如一位以色列官員在事件發生後比喻,西方人開飛機,要學會最困難的起降,而激進回教徒根本不必降落。重「謀生」(make a living)的西方世界,實在不能理解那些願「謀死」(make a killing)的回教自殺客的生命觀。
伊斯蘭,和平與服從
其實,抹黑回教徒是好戰份子的「官方說法」並不正確。
伊斯蘭教並不贊成自殺。伊斯蘭的阿拉伯文原意,就是和平與服從,強調內心和平,順從真主。回教徒絕非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虛無主義者,他們只是不那麼在乎物質享受,更重視靈性生活,一天要禮拜五次、每年齋戒一個月,認為現世的生活都是短暫的,是真主的試驗,通過了就可以進天堂。
西方世界口中的「全球恐怖主義主謀」奧薩瑪,雖擁有上億美元資產,卻甘於窩身在阿富汗窮壤,過著苦行生活。
在世界宗教史上,回教徒從未透過武力傳教;西方世界聞之色變的聖戰,也不是想像中的恐怖濫殺,伊斯蘭最高境界的聖戰(jihad,為努力、奮鬥之意),是反抗暴政、彰顯真理。也只有回教領袖,才能號召教徒進行聖戰。當領袖宣示聖戰開始時,就是回教徒用行動順從真主、以身殉教之時。
在中東,宗教力量強過國家機器,這也是回教世界和西方世界最大的歧異。根據研究中東議題達三十年的佛德曼研究,回教國家多半維持部落式政治,家族網絡、宗教力量都高於國家意識的約束。
在部落式的政治,大權集中在幾個威權統治者或宗教領袖手上。因此中東國家幾乎沒有自由選舉,相對落後的非洲國家民主選舉都比這裡多,由一句阿拉伯諺語可得到印證:「六十年暴政總比一天無政府要好。」正是這種家族小群體的綿密網路,讓擁有尖端科技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無法捉摸。
不過,回教國家的泛稱,也不能將所有位在中東的回教國家混為一談。回教世界也存在路線之爭。
打從一千四百年前伊斯蘭教問世以來,就分裂成幾個不同的教派;直到今天,回教國家也有現代派(如埃及、沙烏地阿拉伯、約旦與巴基斯坦)與傳統派(如伊拉克、伊朗與阿富汗)的區別。傳統派信奉極端伊斯蘭教義,禁止婦女工作、受教,嚴禁電視等現代文明產物,不屑現代派的溫和立場,就連數十年來被視為回教恐怖組織鼻祖的阿拉法特,現在也被傳統派歸為媚美的懦夫,在中東聲望暴跌。
以色列外長裴瑞斯在九一一事件後接受佛德曼訪問時就表示,這並非東西方文明衝突,也不是宗教紛爭,而是現代觀點與中世紀觀點的對決。
就在這次攻擊事件後,沈寂多時的美國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衝突理論,一時間又從冰櫃搬出來解凍。杭亭頓直陳,由宗教、語言、歷史經驗、民族血統等共同形成的文化認同,比政治、經濟結構更不容易改變。冷戰雖然結束,人類最終還是要在三大文明(儒教、回教與西方基督教)的角力下過活。
杭亭頓對三大文明的詮釋,未必不存「殖民心態」(他時時提醒西方要注意儒教和伊斯蘭教的挑戰),他的理論顯示,不同文明間仍存有程度不一的誤解。只是,有時誤解雖然很美麗,但不同文明間的誤解,代價通常是昂貴的盲目仇恨。別忘了,一九九五年美國奧克拉荷馬城爆炸事件後,美國政府言之鑿鑿指責是回教恐怖份子幹的,事實證明,那卻是一個最相信美國價值的極右派美國白人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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