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金玉梅—《天下雜誌》總編輯
座談人:
杜英宗—所羅門美邦董事長
吳敏求—旺宏電子總經理
潘燊昌—ING亞太區執行董事
薛琦—金融研訓院院長
主持人:台灣的經濟正在轉捩點,在這過程中,台灣優勢好像在流失,很多人對台灣沒有信心,面對這樣的情勢,企業在台灣發展,到底還有哪些理由?
企業留在台灣的理由
吳敏求:我一直在找答案,好像找不到你們希望我提出的五個理由,這也蠻讓我驚訝。
我想到一個最好的理由是,對台灣的熟悉度。我們對周遭的人、學校、學生、教授、研究機構等熟悉度是最高的,也是留在這裡生根最有利的原因。
對旺宏而言,還有其他幾個理由,譬如,新竹科學園區這樣的單一窗口,其實蠻方便的。不過這方面最近有點退步。舉個例子,兩、三年前,旺宏已經和國防部談遷移篤行營區的事,但這陣子大家為了爭取土地,好像還要動用到行政院長、副院長級的關係。土地這麼小的事,都要大官來做決定的話,可以想像有多少重要的事,不可能有時間來做。
另外,在台灣資金募集還是容易,尤其是台灣企業在海外募資也很容易。
潘燊昌: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理由留在台灣。我覺得人最重要,因為資金、科技可以用錢買,但是人不行。台灣人力素質很好,給個概念,可以執行得很好。人才方面,我蠻有信心。
當然不是說台灣現有的都是國際級人才,有些行業有,有些沒有。但是有心去培養,一定比其他很多地區國家更快。
我覺得台灣已有的東西還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將來夠不夠。所以怎麼去培養人才,是每一個行業都該想。現在大家注意科技這個行業,因為現在科技對台灣經濟貢獻最大,但將來並不一定是這個行業。我們不曉得將來哪個行業會出來,因此要不斷培養人才,每個行業都以國際的水平來要求。
形勢愈困難,才有動機去克服。我們比不過大陸,是因為他們的年輕人積極去做事情。不過,現在是一個好時機,因為台灣人曉得環境不是那麼容易,反而積極去學。
要創業、執行工作,英文是最優先,因為英文是商業語言,也是科技語言。譬如,我們ING集團來自荷蘭,全歐陸只有荷蘭講英文,每個人英文都講得很好,比我的美國老闆還要好,他們從小就培養這種國際能力,在管理、金融方面學得很快,所以荷蘭金融業可以跟美國平起平坐。台灣那麼小,旁邊都是大國,要競爭,只要語言講得好,哪一個行業都有機會。
另外,台灣做事的方法,很容易讓大陸吸收、複製台灣的成功。但是,台灣人如果不要求國際水平,光是去大陸,不會有太大的競爭力。去大陸,只是想降低成本,這樣是沒有辦法長期競爭。
很多外商到台灣,是希望利用台灣培養的人才去大陸,但是我們還要看,台灣培養的人是不是也能夠去其他國家競爭。
杜英宗:上星期我跟一家IC設計公司的總裁談。他說,深圳的工程師和台灣工程師薪水差不多,但是他們產品商業化的能力至少比我們晚三到五年。IC設計,技術上一定要很強,在這方面,台灣還領先大陸三到五年,有些高科技在台灣還是有競爭優勢。
從管理面來看,台灣的中階管理比較有全球視野。另外,這裡的人很有創業精神。在亞洲國家、新加坡或大陸,這是比不上台灣。
但是我也很同意,台灣的勞工被寵壞了。尤其在變化這麼快的科技時代,每個人都想加薪,但沒有想到他的附加價值是否每年增加。在這樣的轉折點上,失業勞工有沒有想到,他的職業也在一個轉折點上?企業、經濟在轉折,勞工也在轉折,要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沈淪。
台灣也應該思考,基礎建設對產業是否友善,人、物、情報是不是很容易進出、傳遞。現在有所謂的反商情結或環保問題,很多官僚體系還是有當官的想法,像以前的衙門。沒有想到他的工作應該是幫助事業,解決問題。
資本市場優勢消失
薛琦:剛剛三位講的我都完全同意,如果濃縮成一個因素,就是台灣的投資環境。過去,大家覺得我們的投資環境蠻友善,產業在這個地方能成長茁壯。
很多人說產業為根,金融為葉,這句話其實應該倒過來說。回想台灣過去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如果沒有資本市場支援,是不會發展起來的。美國也一樣,一九九九年美國的資訊科技產業佔上市公司三分之一,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資本市場,高科技產業如何去哪裡籌募資金。全世界資訊科技領先國,都有一個很好的資本市場。
從這個角度看,現在我們就有一個危機。等到台商有一天可以在大陸上市,他有什麼理由還需要台灣,他在大陸可以籌募資金,我們這邊有些人又好像不喜歡他,那他乾脆不回來。所以金融市場本來是台灣的優勢,可是現在這個優勢似乎慢慢在流失。
另外,企業是在競爭腦力,國家則是競爭如何吸引並留住企業。台灣對大陸投資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為什麼一直到兩年前都沒有所謂產業空洞化的現象,因為出去了,還有新的東西進來。
但是,我們的中小企業在最近這一波幾乎沒有投資,最大理由還不是找不到錢,而是一想到勞基法就停手。因為中小企業找的大多是邊際勞工,如女性、中高齡、低工資,剛好都是勞基法會管到的。
這些問題合在一起時,一個大問題就跑出來,也就是台灣需要很好,而且是軟體的基礎設施,讓勞動市場、金融市場能夠運作。
長期來看,國家和國家之間就是競爭制度。中國大陸現在國民所得才一千美元,但是制度一點一點在改善。
台灣如何競爭未來
主持人:台灣經濟產值最大的其實已經是服務業,從製造業轉到服務業,我們應該做什麼?
薛琦:今天談競爭、企業生存的條件,整合很重要,或說核心競爭力很重要。這不是說做哪一行,而是如何達到一個目標。要動用自己和更多外界的資源,整合起來,達到最有競爭力的狀態。
讓市場決定競爭力產業
當企業開始著力於整合外部的資源時,產業該怎麼分?政府還能用行政指導的方式,決定資源如何分配嗎?政府不可能比產業內的人對那個產業更了解。因此,今天政府不要再去想要維持多少的製造業、最適合台灣的比重是多少,上帝也不知道。重要的是,制度要弄好,讓企業家自己去創造市場。
杜英宗:從美國的上市公司來看,二千年時大約有76%的公司自稱是服務業。這表示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界限,已經很難劃分。像IBM說它是total solution provider(整體解決方案提供者),台積電也說它是服務業。服務業其實就是顧客需要什麼,你就提供什麼。但是如果說我們台灣真的要走到服務業,首先要了解,服務業包含了一對一的行銷,及一定要為客戶需要量身訂製。
至於政府應該要做的,是資本市場的改善。台灣的問題是,政府不只做規範,還做資源調度。企業的投資能力應該讓資本市場本身來決定,而不是由政府。同樣的,現在資本市場的變化很快,不能等。政府的心態應該是協助投資,儘量來配合企業。
每次台灣股票大跌時,政府總是從交易的觀點來拉抬,但基本市場結構沒有改善。只是鼓勵頻繁交易,永遠改善不了台灣資本市場。
想到台灣直接投資的人其實很多,有很多國外的公司想要來購併台灣公司。我跟證期會的人談,但是證期會官員卻說要他們在公開市場買,這是沒有常識的說法,也不是主管機關應該講的話。如果要改善國家的競爭力,企業一定要有經濟規模,就是要鼓勵購併。我們的政府沒有人高瞻遠矚,從結構看問題,是很可惜的。
薛琦:證期會一直盯著股價看,缺少國際化的行動,譬如,鼓勵企業在兩個市場上市。本來台灣和新加坡證券交易所要互通,互通以後兩地股價指數有比較。我們這一步踏不出去,表示股市的監理沒有全球化;不全球化,以後如何跟人家接合?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政府要擺脫管的角色
吳敏求:這正是旺宏碰到的問題。我們是台灣第一個在兩地股市同時上市的公司。碰到的問題就是台灣的法律規定你不能夠來回流通,對公司是不健康的。
其實企業也好,政府也好,失敗通常都是被自己、而不是被別人打敗,這個觀念我們要建立起來。我們必須要檢討自己,我們的政府都喜歡檢討別人。像講了十一年股票選擇權,講說要開始做了,但是十一年過去,nothing changed(什麼也沒做)。
所以政府真正能做的,簡單說,就是要建立一套好的方法,然後讓企業界自己做。政府應該做的,第一個要有信心。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政府沒有信心,所以才要管。第二個是要有遠見,建立出一個對十年、二十年台灣發展可能的架構。台灣的問題都是這一年政府所造成的嗎?不見得。但是沒有遠見,資源分配制度就無法對台灣發展做最大的幫助。
第三個是一致性。這一年大家為什麼沒有信心,就是因為政府的不一致性對企業的壓力很大。所以我認為政府必須把這三樣都建立起來,然後努力建立基礎建設,讓企業界真的發展能力。我一直覺得很納悶,如果台灣要發展全球化企業,當然就是要進進出出。政府管得愈多,愈不容易進出,就會走掉。
我講一個笑話,因為工作關係,我常出國,護照上蓋滿了章。因此只要一進台灣,一定被查,境管局官員大概認為我像跑單幫。其實,他大可以問一句「你是做什麼的?」可是他也不問,就是打開來查。台灣要全球化,政府一定要擺脫管的角色,改成協助的角色。
薛琦:最近聽到一個說法講得很好,台灣的經營環境究竟要做成一個鳥籠,或是鳥巢。我們現在要管,等於把台灣的經營環境看成是一個鳥籠,關在裡面的鳥,只要門打開,就飛出去再也不回來。但是你多做幾個鳥巢,鳥兒到晚上一定會飛回來。現在為什麼資金都往大陸跑,就是因為企業覺得政府歧視我,回來還要被你查,那當然不回來。只有把這個地方做成很舒服、友善,出去的自然就會回來。像荷蘭,出去不管,回來也不管。
制度要變得友善,必須很有耐心,政府應該主動和企業界接觸,有一個對外窗口和對內窗口,不然講了半天都沒有用。
政府要有團隊精神
今天的問題,就是信心問題,信心問題背後是政治,就是政府的作為讓消費者的信心一步一步流失。推出「八一○○擴大內需方案」是對的,但是又說重大工程不能引進外勞,工程要如何推動?你一方面要鼓勵投資,勞委會又要通過大量解雇法,政策邏輯不一致。我有時很同情企業家,假如我是企業負責人,真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
救經濟,短期該怎麼做?
主持人:剛才大家提出的,很多都是長期、根本的做法。要救經濟,短期又應該做什麼?
吳敏求:我覺得,政府最好把所有的政策想清楚,充分整合,設定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規格後,再統一對外宣布,民間的接受度也會比較高,政府必須有一個團隊的精神,個人主義要拋除。
杜英宗:我很同意這一點,政府的整體政策必須一致。我以前的老闆是美國前財政部長魯賓,他下台以後,我問他怎麼把日圓打得那麼慘?他說:「我什麼事也沒做,我只是在不同的場合一直不停地宣傳︰強勢美元對美國最有利。」然後市場就這樣深信不疑。
另外他建議柯林頓,不斷跟華爾街債券交易員宣示政府政策要強力刪減預算赤字。交易員得到這些訊息,債券的利率往下降,美國的赤字也下降,債券無利可圖,這些錢都跑到資本市場,美國的八年牛市,就是因為有這些充裕的資金。
政策一定要堅定執行,不是今天喊一個口號,明天又換一個。
潘燊昌:其實不需要等立法院,政府也可以做很多事,譬如簡化執行程序、高效率做事,這些都對提升政府形象有很大的幫助。
政務官是講話的人,關鍵在事務官的執行。譬如我們空降去管理一家公司,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團隊的士氣弄好,整個公司才會好。我發現,政府現在好像只相信自己的政務官,不相信自己的事務官,但事情還是事務官做的,應該有一個方法去激勵他們,讓他們覺得事情是他們自己在做。士氣提升時,很多改變是可能的,事情都是人做出來的。(李明軒、陳雅慧、施逸筠、王思芹、賴至巧整理)
蕭萬長(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有營運中心的優勢
台灣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信心問題。台灣過去幾十年來也遭遇過能源危機、金融風暴、飛彈危機及全球性蕭條。不過,過去台灣面臨不景氣時,民間投資並沒有減少,表示大家的信心都還在。這一次台灣內部投資減少很多,對外投資卻增加很多,表示大家失去信心,這是這次危機與過去最大的不同,也是最值得憂慮的一點。
現在大家都看不清台灣經濟要往哪個方向發展。過去,在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有清楚的發展策略、龍頭產業。現在,資訊產業面臨很大困境、生化科技業還沒有明確成型,再加上政權移轉後,政策沒有持續性,使得大家看不清楚台灣的經濟要往哪個方向轉型。
對現在沒有信心、對未來方向不明,造成台灣現在危機。事實上,台灣的優勢還是存在。問題在於我們目前的環境缺乏一套機制來整合我們的優勢條件。如果我們能客觀地找到我們的優勢條件在哪裡,再依這些條件來規劃台灣經濟的方向,未來還是很有競爭力的。
我認為台灣未來的發展,是第二級產業(工業)與第三級產業(服務業)的混合,同時是以第三級產業為主。台灣有研發、設計、市場行銷、資金籌措和經營管理能力,都是成為營運中心的優勢條件。政府應該鼓勵、引導企業朝這個方向走,讓這些優勢條件結合。不論名稱是營運或運籌中心,重點都在讓台灣的企業能夠整合以上的能力,展現台灣的優勢,這樣就有發展的方向感,才能做到根留台灣。
外國很多研究機構對台灣的評估反而比我們自己樂觀,因為他們知道台灣的實力,對台灣有信心。相反地,我們自己反而因為看不清優勢而失去信心。
確立台灣成為營運中心這個大方向後,接下來還需要在產業面、勞動市場、金融及兩岸關係各面向做配套改革。
在產業面,要讓企業研發能力持續提升,進一步自動化,減少勞動成本,否則企業就要外移生產。我們應該要設計出一套信用評等的機制,讓銀行對客戶的放款,建立在對客戶經營能力與獲利能力的評估上,而非建立在抵押擔保上。就像是中小企業信保基金的擴大,讓企業自己提出一套營運發展計劃,銀行對這些計劃客觀評估,來決定是否放款給企業。有這樣的機制,有發展性且正派經營的企業就容易得到資金,不至於把資金轉為他用。
第二是勞動市場面,要讓勞資關係和諧、勞動市場彈性、勞工法令鬆綁。目前法令是為三十年前工業為主的環境所設計,必須修改。
第三是金融面,整個體制要改,要合併,要有規模經濟,最重要的是儘快打消呆帳。每個銀行都有準備金,應該先打消呆帳,逾放比才會降低,銀行競爭力才會提高。
兩岸關係新角度
第四要配合的是兩岸關係。現在台灣企業是全球化佈局,全球化一定是從區域開始,並且是從最鄰近的經濟體關係做起,這是地緣經濟的必然發展。在這樣的趨勢下,台灣和大陸的經貿是沒有辦法迴避的問題。我們要基於自己的經濟利益和整個國家未來發展方向,來看兩岸關係,才是前瞻。
因此,兩岸關係要從剛才講的營運中心的角度看。大陸的經濟與市場已經是大家不敢忽視的。我們不必排斥,更要應用,使我們樞紐的地位發揮。因此兩岸經貿關係要儘速地正常化,打開兩邊的障礙。
風險有兩種,一個是政治風險,一個是經濟風險。兩岸關係沒有正常化是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在於企業的經營。政府不能也不需要把企業的經營風險也計算在內。政府要做的是把政治的不確定性解決。
台灣國際化,成為營運中心後,才有真正的國家安全。當外國都喜歡來這裡投資,把這裡當成一個跳板,台灣的安全會得到更大的保障。
從這樣的角度看,整個問題就扭轉過來。基本上我們要以國家的利益為重點,以有利於台灣的經濟成長做為思考。如果我們大格局來看,台灣的經濟發展,未來朝營運中心的角色定位,即使與香港、新加坡、上海比較,台灣還是最具競爭優勢。在這幾個地方,台灣的民間活力最強,產業基礎也最穩,與國際間的接軌也相當順利,有好多優勢條件。所以台灣等於是提供另一個選擇,讓外商覺得這可能是更好的選擇,或是進軍大陸的捷徑。這個經濟功能發揮出來,而榮景可期。
過去幾十年來,我們從無到有。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說失去信心。但是現在不是唱口號的時候,現在政府就是要拿出一套東西,包括產業面、勞動面、金融面、各種配合的措施整理出來。
通常經濟景氣不好的時候,也是產業界調整自己,組織再造的時機,很多企業就在那個時機對自己的生產成本做檢討、瘦身。同樣的,政府也應該把這個時刻當成改革的時機,把過去很多不合理的現象改的更合理化、現代化。因為通常景氣好時,談精簡,大家聽不進去,但是現在不同。政府改革一定會有反彈,但是這個時候,你有勇氣做的話,也是很好的機會。(金玉梅、李明軒採訪,李明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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