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　驚奇領航台北

問：你當選的那晚，家人都在台上一起慶祝，你那時候的感覺是什麼？ 答：十二月五號，開票開到十點，知道得票過半，大家都很開心，總部的人歡聲雷動，只有我一個人笑不出來，面帶淒容。我說你們只要打贏選戰，我還要做四年的市長。 我一向覺得，我的家裡和我的公事分開，所以我太太不出來站台，我還滿鼓勵她的。到最後，差不多十天，我太太也跳出來。其實，早在十月下旬，我開始辯論，她就開始幫我準備。有一幕我最感動，她幾乎通宵在幫我準備稿子，準備好以後，她遞給我的那個表情，就好像二十年前，她幫我打好論文，遞給我的那種表情。那個場景重回，真的回到當年研究生的感覺，那種感覺很好。老夫老妻，二十幾年了，沒想到競選還可以如此增進夫妻感情。 政黨輪政 常態民主 問：你認為你的當選，代表什麼意義？ 答：前天碰到魏京生跟吾爾開希，他們向我道賀，也表示他們對台灣的民主，有更深刻的肯定。首都的市長，四年前被反對黨拿下來，四年後還可以輪回來；同樣的，四年後，也可能被反對黨拿回去。他們覺得這就是民主。他們看到台灣出現這樣輪政的局面，覺得很感動，他們說，在中國大陸，還差太遠。 我覺得從這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民主逐漸成為常態，逐漸成為生活一部份的重要發展。這代表的就是台灣的民主又邁向新的里程碑。 其次，從族群融合上來說，我覺得頗有意義。我認為我是艋舺囝仔，我住過中山區，又住過文山區，跟社區處得滿好的。我是正港的，道道地地的台北人。自然地，鄉親會想支持我，沒有把我當外人。 像那天我去投票，看到一個老先生中風，他的子女推著輪椅來。這個老先生，在我離開法務部，消息見報的第二天，我如常地去公園跑步，看到他站在人行道上大罵說，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我那時真的是熱淚盈眶，沒想到一個平常沒有什麼連絡，只是偶爾打個招呼的鄰居，碰到這種事情，反應這麼強烈。投票時我認出他，中風之後老了一點，我當場眼淚奪眶而出。這一票的價值和其他的票不一樣，因為這代表對過去的肯定及一種關切。 當然很多人說，外省人大部份支持馬英九，但是他們為什麼不支持陳水扁？我覺得這不完全是族群因素。同樣的，也有人問，為什麼本省人裡面，有那麼多人支持馬英九，大概差不多有四成。為什麼會這樣？到市場裡，很多年長的鄉親不會講國語的，向我說︰「你是真古意（老實）的人。」好像這個人做一些公益事業，不是個壞人，還算好人。 所以這又回到另一個問題，是不是人格特質，這個人跟他們想像的市長應該具有的特質，比較接近。 蔣經國的啟發 問：前幾天你到經國先生陵前，熱淚盈眶，要經國先生給你力量，你需要他給你什麼力量？ 答：經國先生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他過世前一年行憲紀念日，中山堂國民大會會場。那時候老代表還沒有全面改選，有十幾位民進黨籍國代在會場拉白布條抗爭。經國先生坐著輪椅出來，已經到了一種心力交瘁的地步，頭都有點低著。抗議的聲音，他注意到以後，講完話就離開了。 那一天，我真的很難過。經國先生這麼費盡心力解除戒嚴，準備開放組黨，交代我研究辦理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事。臥病中，他還很關心這案子，兩次在臥房召見我談進度，想不到卻在這個議題，再度遇到抗爭，讓他擔心。 方案完成時，是他去世前一天，當時李副總統主持，台北賓館通過，可是經國先生根本沒機會聽到。他為台灣做了這麼多事，到了最後的盡頭，還遭到抗爭，對他真的很不公平。 我睹物思人，想到那一幕，痛哭失聲。經國先生把台灣的民主政治開了一個頭，然後李總統被全球肯定，稱為是民主先生。我參選也加入了這個民主化的過程，不管多辛苦，也變成這程序一部份。一年前，我絕對不會想到參選，一年後，我在他陵前佇立良久，真是心潮起伏，百感交集。 問：你要他給你力量做什麼？ 答：我感受他對台灣的關懷，民主化、兩岸關係睿智的開放，代表背後很高的智慧，這是我需要的力量。基本上就是對人民、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我跳出來競選，何嘗不是這種使命感的發酵。 施政從身邊小事著手 問：你的施政重點放在哪裡？ 答：市民最關心的，是身邊的小事。所以，第一，我要做到安全；第二，生活品質；第三，便利的交通。我有一整套的做法。以交通而言，前市長開了個很好的頭，主要是執法嚴格。但是台北市交通真的要改善，我們必須要有個目標，不光是便捷舒適而已，目標應該是「綠色交通」。 所謂綠色交通，是以台北市的環境要永續發展為願景。要達到這目標，城市能夠忍受的污染程度有多高，以這個指標倒過來規劃：多少人開小客車，多少人騎車，多少人開大車，承載量是多大。交通的幹道由捷運來解決，公車就要跟捷運來配合。所以我提出一票到底，轉乘免費的觀念。除此之外，還要公車八年不漲價。 這八年物價漲的話，我就用補貼的方式。如果補貼之後可以提高大眾運輸工具的承載量的話，就可以使得台北的空氣污染和環境保護比較好，比較少人駕駛機車和汽車，交通會比較順暢，社會成本減少，用納稅人的錢來彌補是合理的。 問：透過這些施政，你企圖為台北市塑造什麼樣的願景？ 答：我的目標是世界級的首都：前瞻的都市發展，多元的都市文化，公益的都市社會，參與的都市政策，安全的都市生活，永續的都市環境。 前瞻有一點很重要，就是網路城市。到公元兩千年以前，市政府會整個電子化，我的口號是多用網路，少用馬路。我們真正要改革的，不只是讓公務員來奉茶，而是減少流程，真正便民。 看人划船，自己也要划 問：你的內閣有幾位一般認為立場比較激進的學者和社運工作者。你是要改革什麼？ 答：我離開政府這一年時間，參與很多公益活動，做電視節目，廣泛去接觸，才理解到台北市多元的社會風貌。有很多人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他們的聲音，不管你如何親民愛民，聽到的都有限。 所以，何不直接找一些長期關懷弱勢的知識分子，讓他們不要只是在岸邊看船，自己也來划，做角色的新認知與調整，讓他扮演一座橋、窗口的角色。這個城市有這麼多問題存在，他們參與市政，能反映這個城市的真正風貌，多帶進一份關懷。讓不同的看法在內部整合，而不是在街頭爆發。同樣是解決問題，但不用付出太多社會成本。 這份名單，有人說中常會還有意見。事實上我沒有任何包袱，沒有任何人給我提過一個名字，或反對任何一個名字。這份名單，李主席之前是知道的，但他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國民黨重新獲得台北市執政權，大家都知道應該放手讓馬英九做事。當然我責任就很大，壓力也很大。 問：你以改革者自居，說過「改革不能慢」，但是前任市長有七六％的施政滿意度，你如何超越？你覺得台北市民最想改革什麼？ 答：改革的問題相當複雜，我秉持一貫原則，站穩腳步，不會迴避問題。我自認是改革者，但有人認為我是應該被改革的，我要用行動來證明。做事的人，市民會肯定。 市民要求的其實並不多。颱風不要淹水，婦女出門不要心驚，小孩上學不要被綁架，上下班不要塞車，假日出門有地方旅遊，以及對外國朋友說起台北市時，不會自卑。這些很卑微的要求，也是一個國民所得一萬三千美元的國家應該要有的。對我個人的理想，這些當然不夠，但我最起碼要滿足這些。我可以講更多，出門不要踩到狗屎，走人行道不要像超越障礙，講起來是身邊小事，卻是市民的大事。 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問：你以前管的都是國家大事，現在管的是人行道、停車這種日常事物，會不會需要調適？ 答：以前我主管兩岸關係、全球議題；現在管攤販、人行道紅磚等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英文有一句話，我常常引用：「All politics are local politics（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何況，「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 問：你如何和工商業互動？對經濟發展有何願景？ 答：過去台北沒有一個明確的財經政策，都是跟著中央走。但現在亞太營運中心有四個在台北，媒體、金融、通訊、製造，因此，勢必要有財經政策。 過去，這些都放在都市發展局、建設局，但是我請到了行政院公共建設委員會主委歐晉德當副市長，有公共工程、交通、都市計劃的專業背景，可以做系統整合，不要讓都市計劃多頭馬車，各說各話。 祕書長陳裕璋學的是企管，又從事財經多年，將來我要成立經濟發展委員會，成立專責單位，以任務編組幫助中小企業。我想運用台北銀行民營化官股釋出所得資金，補貼中小企業的利息或房租，因為台北市有九六％是中小企業。 此外，以後都市計劃變更，工業區改商業區、住宅區改商業區，廠商是不是要回饋？廠商可以選擇以折現回饋或提供樓地板面積，這些樓地板就優先提供給中小企業，因為台北以後的發展不太可能是大型製造業，而是服務業或高附加價值、低污染的產業，譬如說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內湖原本也說要從輕工業轉做軟體園區，我覺得可以變成資訊業下游的組裝，把南港和內湖變成台北矽谷，和新竹矽谷南北輝映。 培養社區意識 問：宜蘭的成功經驗顯示，對土地有強烈認同的居民，積極參與，是地方政府施政最大的助力。但是台北市是一個都會型的城市，很多是外地人，你在推動市政建設時，要如何克服這個困難？ 答：推動市政，有很多問題要整體解決，譬如說捷運。但也有很多問題可以社區化，包括教育、治安、環保、甚至於某些交通問題，例如說社區巴士，連結社區和捷運站的。 社區意識的培養不那麼難，不一定要靠里民大會，有時候幾個議題就可以把民眾結合在一起。比如說公園裡要不要蓋地下停車場，讓大家表達意見。竊盜多，要不要設巡守隊？如果有人出來奔走的話，社區意識就形成了。我不排除在必要的時候，在社區議題舉行公投。但前提是，當爭議比較大時，大家要有共識，投完以後大家要認帳。 所以將來市政的推動，會相當程度的權力下放，讓區跟里有更多的討論與決策空間。 問：宜蘭透過很多活動，提供想為鄉土做事的人一個發揮舞台。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問：宜蘭很窮，預算不夠，所以必須發展它的特色，像冬山河划船。 大都會有時要靠像辦亞運、博覽會這樣的國際活動，來凝聚共識。我覺得應該可以辦一些跟生活有關的活動，而且是在各區辦有地區特色的文化活動。像我是萬華小孩，從小看花燈，青山宮的花燈是最有特色的，但是現在大家就不曉得。如果每一個社區都像這樣各有特色，也能辦成一個國際節慶。 有一點是台北市過去比較忽略的，就是結合台北的國際社區，很少學校跟台北的美國學校、英國學校交流。我們將來一定要跟台北市內的外籍人士打成一片，甚至於包括外勞，然後再擴大我們的視野，找姊妹城。 例如我們找巴黎做姊妹城，請他派藝術家到台北來當駐市藝術家，待個二、三個月，甚至更長。或者請他們派學者來研究台北學，研究台北的文化等等，我們也一樣出去研究。城市外交，有這個籌碼做基礎，就有資源讓外交部去玩。 寧可撈過界，不要踢皮球 問：你最想對台北市民說什麼？ 答：我覺得壓力十分沈重。因為前面有陳市長的表現，但我的風格不同，我會全力以赴，再加上整個團隊有相當的水準，有相當的信心。我對議會有相當尊重的態度，府會和諧，希望將來市政的推動能更順利。 挑戰擺在前面，但是可以跟台北市民保證的是，絕對是全心全力，而且是無怨無悔，做牛做馬。 問：你要帶進什麼新風格？ 答：最主要是我會有魄力，該做的不會優柔寡斷。不一定表面溫和的人，就一定是乖乖牌，我兇起來會很兇的。四書裡講︰「武王一怒安天下之民。」武王不是經常生氣的。你可以很溫和，但是很堅定。我在法務部，就怒過很多次，例如，我不能忍受買票，起訴的民意代表，破歷史記錄，甚至有時得罪同黨的同志。那時是官派的，我都敢這樣，現在是民選的，我有什麼好顧慮的？ 但我不會因為得票超過一半，就變得跋扈，因為在市民面前，我們應該只是謙卑的公僕而已。我給自己的定位，是共識型的領導風格，要徵詢後才做決定，而且會考慮全貌。我希望今天獲得的權力，能不要腐化。所以我會設計一些機制來監督我，而且要很有效的。 我告訴各局處首長，各單位有專業職掌，當然要謹守分際，可是遇到灰色地帶，橫跨兩、三個局處的，「寧可撈過界，不要踢皮球」。特別是涉及人民權益的事情，寧可先接下來，市府內部再來分工，不要在人民面前踢皮球，民眾會非常反感。（金玉梅、蘇育琪、游常山、林玉珮採訪，邱花妹、洪懿妍、楊淑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