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 從戰鑑到商船

世紀初的期許

再也沒有一個地方像長江三峽那樣，包含著所有近代中國人的理想、願望和跨世紀的夢想。三峽建壩的過程，正是近代知識份子、政治家心路歷程的寫照。
二十世紀之初，在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中，三峽是中國大陸南方最重要的交通樞紐，三峽如果建設大壩，西南地區將順流而下，直通上海，中國大陸的建設會有全面的布局。
孫中山的三峽之夢與他的革命一樣，尚未成功就結束在軍閥戰亂裡。接任者蔣中正擁有一樣的夢想，他聘請美國專家，到三峽勘察，開始規劃一個全世界最雄偉的水壩，夢想中的水壩，足以供應南方所有的電力。但抗日戰爭讓這個夢想冰封在檔案裡。抗戰結束後，內戰來臨，這個夢永遠未曾實現。和他的革命一樣，他帶著資料撤退到台灣。
一九五０年代，毛澤東變成夢想的新擁有者。他召集所有專家，論證三峽建壩的可能。試圖讓中國大陸擁有世界最大的水壩，不僅是一個防止長江水災、豐富電力供應、打通長江交通樞紐的重要建設，在心理的意義上更是中國大陸終於在世界上「站起來」的象徵。它意味著革命的成功，不是只有政治意義上的，更是國家建設和國勢富強的表徵。
但由於正反專家的論證無法取得一致意見，毛澤東不敢動手興建這規模與影響範圍超越世界極限的工程。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國大陸開始與「紅色祖國」蘇聯交惡。中國大陸的真正恐懼是：萬一戰爭發生，蘇聯核子飛彈首先攻擊的目標可能是三峽大壩，屆時下游的水災將使中國大陸南方完全崩潰。

未曾實現的夢想

三峽的建設與中國現代化一樣，它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條件、中國與世界沒有戰爭的時代，但直到毛澤東時期都未曾實現。
如果說，孫中山、蔣中正、毛澤東所共同擁有的夢想是讓中國富強，則他們分別代表著三個階段。孫中山是讓中國脫離封建帝國統治，建立初步的共和政體，雖然國家未統一，是未完成的革命，但至少在政治架構上已有了雛形。蔣中正所繼承的是一個分裂的中國，他夢想結束軍閥分裂的局面，完成中國統一。歷經北伐、抗日戰爭的勝利，原本蔣中正有最好的時機開始建設，卻未曾來得及開始，就因內戰而結束。
毛澤東，以革命繼承中國最大國土的新領導人，原本有良好的機會開始建設，但在五０年代開始就捲入韓戰，和美國的戰事延續到五０年代末期，而後和蘇聯交惡。中國大陸要對抗的，不僅是來自資本主義陣營的美國及其外交圍堵，還有來自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孤立、中蘇邊界的武裝對立。為了突破封鎖，外交變得比內政重要，建設被國際環境擠壓在角落裡，用毛澤東式的「土法煉鋼」取代現代的建設手段，用「超英趕美」取代現實的經濟發展，用文化大革命取代政治體制的改革，壓抑權力集中後的官僚化傾向。
在全面革命化、軍事化管理的社會裡，毛澤東完成中國大陸走向國力強大的道路。犧牲的是民間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安定，但近代知識份子希望中的「富強」，至少已完成「強」的部份。
鄧小平的時代和毛相反，他不再使用政治手段，而是以非政治化的經濟手段，開啟農村開放改革的「包產到戶」，而後逐步向城市推進，最後轉而推動企業、國有經濟、金融、財稅、物價等的改革。原本由國家控制的經濟體制，在這一切改革過程中有了「量」的變化，同時更起了「質」的變化。
鄧小平時代即將終結的一九九五年，如果仔細回顧中國簽訂馬關條約以來一百年來的歷史，人們將不難發現：中國只是走在現代史上知識份子所曾夢想過的道路——「富強」。現在的中國大陸，擁有強大的武力，是唯一可以和美國抗衡的國家，也是亞洲最大的軍事力量。
孫中山理想的「民族、民生、民權」彷彿一個遙遠而清醒的鏡子，在世紀開頭就映照著發展的道路。現在的中國大陸有了國家民族的完整主權，在民生的經濟發展上，也逐步有了安定的基礎，但「民主」，卻依舊是未曾實現的夢想。
這或許才是孫中山到蔣中正，毛澤東到鄧小平，以及百年來無數中國知識份子思考、追尋的答案。然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從孫中山以降，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革命還沒有成功。未完成的革命不僅在等待鄧小平的繼任者去完成，做為另一個對照的台灣，在憲政改革的過程中，也還存在無數的問題，等待著歷史走向它最後、且最艱鉅的任務，走向下一個世紀。
兩岸同樣面對著一個跨世紀的期許：「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文化無法革命

然而，什麼是現在中國大陸人認知的「民主」呢？它和西方有差距嗎？
一九八九年五月，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是一個最好的詮釋。
在那一場百萬人以上參與的群眾運動中，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停留，絕食、搭帳篷，宣稱要長期抗爭。現場的信條上，鮮明地寫著「民主、自由」。而且為了宣告對民主的熱烈追求，中央美術學院還製作一個民主女神像，高達十公尺以上，做為精神堡壘。
然而，廣場上所播放的歌曲卻一貫是共產國際歌及義勇軍進行曲，用以鼓舞學生與一般市民。在人民所最熟悉的旋律中，在共產主義革命歌曲的高亢節奏裡，中國大陸人以共產黨的革命精神，要求自由民主！這是最大的矛盾。
學生運動原本是要求一個民主平等的社會，但愈到後期，愈變成一場打倒腐敗、打倒貪官污吏、打倒鄧小平，甚至打倒共產黨的訴求，它能受到的容忍就愈少。而在激烈對抗中，民主逐漸演變為革命式的衝突，雙方失去妥協的可能。
學生運動領袖不斷轉移。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午夜的天安門廣場，閃爍的路燈安靜地照亮著一個一個帳篷；因為未換洗而衣著髒舊的學生，在黑暗中彈吉他，唱著民謠，歌聲閒散而悠然，是少男和少女特有的稚氣與單純，有如這是青春和愛情的家鄉。即使四周有汗水與食物垃圾腐敗的氣味，有中共即將鎮壓的流言，以及小販在周邊賣著蛋餅的香味，但在安靜的午夜裡，這裡是這樣平和的青春。
然而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前方台階上，背著巨大的大理石碑的陰影，一個剛剛成為廣場總指揮的學生，以堅毅的神色，不眠地站立著。他的身上披著毛澤東、中共軍事領袖常常穿著的解放軍綠色大衣，像一個領導人一般。
這個新起的學生領袖雙手環抱胸前，低頭用堅定雄鷹的目光，環顧著四周的一切，注視著廣場上散置的帳篷、學生聚會歌唱的地方、在夜色中閃爍的民主女神像，以及更遠方的百萬生靈一般。那一剎那間，他彷彿變成是百萬雄兵的領導者，一個偉大崇高的革命領袖，像中共早期的領袖那樣，像毛澤東早期的想法那樣：要把一切推倒重來，改天換地。那時，這個學生似乎變成另一個人。

文化中缺乏民主思維

那是一個令人難以遺忘的場景。一場政治反對運動的領導者，卻和他所反對的對立面，有著一樣的精神。它不能不令人想到這樣一代人的成長文化背景：他的一生從來都未曾體會過所謂「民主」和它的文化，是一種有衝突、有妥協、逐步改革的社會運動。它不同於革命的地方在於：民主運動不是革命式地推倒一切，重新來過。而是在衝突與改革中，一點一滴建立的。
但北京的學生也罷，外地來的學生也罷，他們都未曾有過這樣的經驗。他們所有的教育，只是中共革命歷史的書本知識、革命人物的偉大形象，以及推倒腐敗政權的中共黨史。這文化背景，使得他們的思維中根本缺乏民主概念與民主思維，而只有「革命概念」。他們正試圖用僅有的中國共產黨式革命的思維方法，去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權，而自以為要推動民主的理念。
當時被查禁的「世界經濟導報」的記者朋友，在私下的談話中，也印證這樣的看法。他們說：當時有些「不成器的學生」，在私底下還互相爭權奪利，尤其外界的捐款太多，一些人根本就是宣稱要去買什麼「祕密武器」就把捐款私下拿走了。有些學生還有保鏢，以避免其他學生檢查到貪污行為。而有些人還在學生運動最艱苦的時刻，就忘記原來的目標，開始互相宣稱未來掌權後，誰當什麼部長之類的。「悲哀啊！」知識界的這些朋友說。
一位在五０年代受到共產黨栽培而成長起來的知識份子，回顧這段歷程時，無限悲涼地說：「對上一代的知識份子而言，我們的一切都是共產黨給予的，它包括理論、價值觀，甚至是生命認知。西方式的民主從來就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更不用說社會運動了。」
從流亡海外的大陸知識份子身上，也可以見到這種歷史的烙印。他們基本上不是西方式訓練下的產物，而是中國共產黨政策變化下的產物。
文化無法革命。即使毛澤東曾在一九六六年發動文化大革命，但它所捲起的不是新的思維方法，而是人們以舊的思維去適應新的情勢，它所要破除的封建文化，只燒毀了舊的形式，卻反諷地以內在思維方法，保留在拉幫結派、地方勢力、紅衛兵武鬥等活動裡。中國大陸反而回到更集權的政治權力架構裡。
文化是一種思維的方法、一個民族思想深層的積累、歷史與現實結合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它無法革命，只能在時間中，透過一代人和一代人的生死交替，完成轉換。而在大陸，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接受來自共產黨的教育，他們的感性與理性認知，都無法脫離歷史的限制，這便是中國大陸的認知與政策的基礎。
一些年輕學者批評被西方視為改革派的朱鎔基，他們說：朱的做法還是中共傳統的思維方法，一亂就收，用緊縮、控制、計劃經濟的訓練與思維來處理問題。這是準確的批評，因為朱就是這樣的訓練出身。但朱的做法，在現實上卻可以有效運轉，這難道不是這種社會基礎的結果嗎？

知識份子有責任

教人難以遺忘的是李洪林，那蒼老然而深沈、堅毅的面容。胡耀邦時代理論界重要人物的李洪林，早年就到延安參加革命，歷經文革時代的災難，以及胡耀邦時代擔任理論組組長的職務。一九八九年四月，他在回顧自己一生時，曾說：「文革初起時，我們都沒有想到毛澤東也會犯錯，所以我們認為一定是自己錯了，一定是自己的出身、思想、階級成分有問題，所以我們真的誠心在文革中改造自己。直到文革結束，我們才發現毛澤東也會犯錯。那麼當時，如果我們知識份子出面阻止，或許文革不會演變成這樣吧！我們自己也有責任啊。」
「中國能不能實行民主？人民有沒有這個條件？其實不是看西方式的做法，或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而是中國共產黨有沒有這個誠意去做。延安時期，當地老百姓還不認識什麼叫民主投票，大部份人都不識字，但我們照常舉辦。用的辦法是把候選人照片放在投票箱前面，而票也不是現在的選票，而是一種染過色的豆子。要投誰的票，就把豆子放在他照片前的箱子裡，最後還是可以計算豆子，完成民主投票，」李洪林帶著深沈的思考，回憶延安時代。
「當然這是延安時期的經驗，但它證明中國可以做到，它無關貧窮富裕、教育水平，而是民眾也需要教育。關鍵在於我們要不要認真去做，」李洪林說：「如果有心去做，即使再遠的路也有走到的時候。」
現代社會如果是一種生活、一種思維方法、一種文化，則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之路，至少還有長遠的路要走。它不是來自一場革命，也不是一場群眾運動就可以獲致的。它將是一代人又一代人，由思維到生活，由教育到心靈，緩緩改變後，才可能實現的。

國際權力的「新三角」

當李登輝以「私人訪問」的名義到達美國時，中國大陸出現前所未有的憤怒。
一位北京的資深外交官說：「中國在去年（一九九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遭到美國阻撓，現在又有菲律賓在南海挑釁，加上李登輝的訪美，美國的目的已昭然若揭。它的目的就是在試探中國在後鄧小平時代的政策底線何在，有沒有能力處理這些外交上的原則問題。中國再也不能軟弱，得強硬起來，甚至和美國對著幹都必要。這是原則問題。中國早晚要面對這一天的。」
如果說孫中山所期許的「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可能實現，那麼，它必然也包含著更大的危機：和國際力量對抗。一個強大的中華民族組合，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都是令其他國家恐懼的事。不僅在亞洲的日本或東南亞國家，美國、俄羅斯、歐洲國家都在注目，因為它將不僅是軍事意義的，更在經濟、市場、人口、環境等問題上，驚人的數量佔有。
一九九四年底，中國大陸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卻因美國的阻止而無法達成時，中共內部即有一種聲音認為，應該對美國採取強硬態度，但聲音不是太大。直到李登輝總統訪美時，中共內部對美國的批判聲音突然明顯起來。他們認為美國正是用台灣為籌碼，「和中國政府公然幹上了，」一個中共高幹說。

美國和中個公然對上？

中共內部認為，美國將可能利用幾個問題和北京政府對立：第一是亞洲的南海主權問題。它的工具可能是菲律賓、越南等國家；第二是香港問題。讓香港問題國際化、嚴重化，可以阻止中國大陸在亞洲的主宰地位，否則中國大陸將使美國在亞洲失去影響力；第三是台灣問題。利用台灣為籌碼，在國際社會和中共進行對抗，可以困擾其經濟發展，更符合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同時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可以有更多的條件和中共談判。
這將是一場世紀的對決，在中共已經走上國際重要強國的地位時，如何處理和美國關係，便成為美國、中共、台灣的三角習題。中共如何應對？
證據是明顯的。就在一九九五年六月，俄羅斯有為數上百的軍事訪問團到達北京，雙方就軍事合作如何進行展開會談。具體的結果當然不會是表面可見的公報那樣明白，而同時中共總理李鵬訪問俄羅斯，雙方並就外交關係發表聲明。這些都不是一時性的做法，而是中共政策轉變的跡象。一個新的政策顯現在中共外交的構圖上：「聯俄制美」。
中共在美國的刺激下，開始了強硬的外交政策。這是和鄧小平時代完全不同的政策。原本鄧小平的外交政策採取的是低調策略，為了讓中共有和平穩定的環境發展經濟，鄧的外交策略定位在不出頭做國際強權、不對抗其他國家的立場上。但這樣的政策顯然受到美國的試探與挑戰，中國大陸只能被迫在國際上扮演足夠強硬的角色了。
美國所無法理解的，可能是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思維方法。舉凡外在壓力愈大，則內部就愈團結，外部的壓力反而是促成其團結的基礎。以政治情勢來說，中共原本為了反腐敗案件逮捕北京市長陳希同，造成北京政局的謠言與不穩，但由於美國的壓力、李登輝總統的訪美，反而促成北京緩和了內部矛盾，讓槍口一致對外，以全面性的批判取代內部的討論。在大陸，甚至有學界的人認為：李登輝的訪美和美國的外交壓力，反而幫助江澤民鞏固權力、促成內部團結。
以大陸的語言來說：外交問題成為主要矛盾，而內部的權力問題反而變成次要矛盾，這對後鄧小平時代的權力接班，反而是有利的。而江澤民也確確實實利用了這次與美國的衝突，將矛盾對準台灣和美國。
在美國壓力下，未來的中共外交政策將開始走向強硬，並在國際關係上採聯俄制美、等距外交的三角策略。
而在內部關係上，隨著香港一九九七的來臨及台灣內部台獨聲浪的升起，中共將大力提倡民族主義。這不僅針對台灣，更是對香港而發。同時在外在的國際壓力下，民族主義將是凝聚內部團結、建立國家共識、反抗外國意識形態的重要力量。它將超越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成為中共走向下一個世紀最重要的意識形態。

從戰艦到商船

一九九０至九三年，日本曾針對大陸留學生做一項調查：認為中國大陸未來將走什麼道路。結果顯示，近五成的人認為會走「中國式的資本主義道路」；有三成的人認為會走「中國式社會主義」；只有一成的人認為中國大陸會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其他則回答不知道。留日的大陸學生以上海、北京佔最多數，他們的觀點代表南北兩個最重要城市的看法，但卻出奇的現實：中國大陸不可能走西方的道路或俄羅斯模式，更有趣的是，多數人不認為中國大陸會像宣傳的那樣，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從這個調查來看，大陸人真正關心的反而不是什麼主義，而是現實的生存課題。北京政治權力核心的看法也與此相同，在後鄧小平時代，務實的政策將比意識形態重要。關鍵是中國大陸的建設和政治秩序要符合民意的期望，如果無法符合期望，即使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任何招牌，也無法改變現實的困境。
從百年來的近代史來看，中國與世界的思潮有著難以分割的關係。孫中山晚年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受到蘇聯革命成功的影響；而蔣中正的威權主義性格，受到德國和日本的影響；毛澤東則是共產主義革命思想的代表。即使在建立共產主義中國後，大陸的政治仍然受到蘇聯史達林的影響，直到中蘇交惡，中共才開始走自己的道路。但這是一個鎖國年代，中共被封鎖在外交孤立裡。直到文革結束，鄧小平執政，才在開放改革的政策下打開門戶。

國勢重大轉變

而中國的國勢也有重大的轉變。清朝時期是以割讓和不平等條約維持可憐的主權。台灣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中國在當時像一條十九世紀的破船，航行在二十世紀的惡水巨人之上，船體慢慢剝裂分離，土地和主權陸陸續續喪失。孫中山的夢想是改造這條古船，打造一個完整的船隊，但時間和社會條件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蔣中正和共產黨則在北伐中完成孫中山統一國家的初步夢想，讓船隊終於有初步的領導核心。但真實的內核都是空虛的，以至於後來還是由其他帝國控制了各個省份的軍閥。抗日戰爭則是古船最後的掙扎，它標誌著這個船隊終於在外力侵略下，被迫打造成新的戰鬥結構。而在隨後的內戰中，毛澤東以共產主義將這艘古船徹底改造成戰鬥的機器，一艘只有老舊機器，卻頑強無比的戰艦，甚至和美國在韓國對抗，以人海戰術打成平手。
然而隨著時代的遷移，這樣的戰鬥船隊也無法適應時代的需要了。明確地說：現代所需要的已經不是一艘戰艦，而是一艘商船。一艘可以航向國際社會、市場的商船。而中國大陸卻還是戰艦的結構，甚至連領導人與船隊的配備人員都是戰艦的思考。這便是問題的核心。
這不是比喻而已。在毛澤東所建立起來的人口結構中，人們只能是兩種人，一種是農民，它佔人口的八０％，而其他則是工人或國家幹部。這樣整個國家便由統治的核心進行全面的控制，它包括人口流動、城市人口與鄉村人口的轉移、身份的變更等，都得由政治領導者加以決定，而國家資源也全面由國家分配主宰。它形成一個徹底軍事化的社會。
這樣的結構卻不利於經濟發展。鄧小平用農村的「包產到戶」政策打破這個結構，促進了農村的生產力，但相對的，原來的軍事控制系統也被打破了。一個新的社會結構在流動的勞動力、農村人口外流、城市體制改革之下，宣告來臨。而同時，改革需要的外資與技術，也帶來資本的變化，戰艦的內在結構當然產生根本性的轉變，這一艘戰艦等於在未曾準備齊全的情況，就被迫轉型成商船了。
而且，無論中共願不願意，這樣的轉變已經是無可逆轉的趨勢。從戰艦變為商船，這是中國歷史的大逆轉。而這條商船正在航向國際社會的大浪之中，它必須按照國際約定俗成的商業規律辦事，按照經濟的原則交往。這便是中國大陸不足的地方，這一艘戰艦還未徹底轉型，內部的法律和商業原則都沒有建立起來，還無法用現代的商業規律去看待分析，而只能用轉型時期的混亂去形容。甚至為了維持船上的秩序，有時，戰艦的規律還會比未成型的商船法律有效，雖然人們明知它是互相矛盾的。

改造工程無比浩大

然而這就是現今的中國大陸。一個由大戰艦向商船轉型的國家。它的改造工程無比浩大。包括硬體的工程（交通、通訊、基礎建設、空間設計的轉換、生產設備的更新等），以及更重要的軟體管理的改造，它更需要更新管理人員的觀念（鄧小平的說法是「換腦袋」）、社會規範與法律的轉變等。
同樣的，這一艘船的外觀形象也要改造。它要由戰艦的戰鬥形象，變成商業利益掛帥的、和平的商船船隊，即使人們都知道商船的背後都有戰艦保護，但直接用戰鬥形象畢竟不利於貿易。即使是這樣，人們仍難以忘記這是一艘戰艦，而不能不提防。這便是中共不利的地方，也是美國處處提防的關鍵。
在美國政治、學術界裡，討論中國問題已無法擺脫「大中華經濟圈」的陰影。由於華人資本，包括香港、台灣在內，以及東南亞的華人資本數量太龐大，因此，美國學界有人認為這是中國人世紀的時代，美國必須注意提防。原本為了打開中共大門而興奮的美國學界開始擔心，如果中國經濟圈崛起，以現在的成長速度，加上中國大陸眾多人口，則世界恐怕無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可以比擬。屆時美國將成為不再那麼重要的國家。
孫中山在二十世紀初的預言，像一個準確的符號，讓中國大陸感到興奮，但也感到憂慮。大陸的學界和政界避免提及中國經濟圈，為的就是怕引起其他國家的緊張。但不談也無法消除疑慮，大逆轉的時代已經來臨，中國大陸這一艘戰艦已經改造成商船，避免它再度成為戰鬥機器的辦法，只有讓它徹底成為商船，再也無法回復為戰艦。
至於如何徹底避免它的回復，這恐怕不僅是台灣要思考，並化為政策去協助中國大陸，才能真正保護自己，也是美國、日本或其他國家的中國政策，都必須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