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 權利的再結構

人就是權力所在

北京有「三０九」字開頭的電話號碼，它是屬於中南海周遭，國務院和中共中央機關重要部門的電話。舉凡從「三０九」打出來和打進去的電話，不用懷疑，它全部監聽。為了國家機密不會洩露，也為了保護首長行動的安全，當然更為了監視國家是否有不法的事情。至於它的國際電話，更不需要查證，它將全部錄音監聽。
統治中國十二億人口的權力核心在北京，而北京的權力核心，則是在中南海。「三０九」這個號碼，不僅意味著國家權力核心的電話，更是所有機密進出的關鍵，權力的代號。
但是隨著中共黨政機關的擴充，「三０九」電話號碼的區域內無法容納，一些黨政機關開始將辦公室外移，中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就由中南海移到西區，一棟新的大樓裡。電話號碼開始有變化。這在七０年代是少有的事。它意味人員編制的增加，機關功能的改變（由簡單的黨政向一些功能性機構擴充），以及權力向外的擴散。
透視中共內部權力的核心，空間是一個有趣的觀照點。早期中共的權力核心在中南海，尤其是毛澤東辦公室。雖然中共內部有對權力、國家職務的規定，但實際上，權力核心跟著毛澤東個人而轉移。毛到處巡視的個性，使中共必須適應其活動作息而做全國性移動。
尤其毛好游泳，夏日就在避暑聖地北戴河度過，重要的黨政軍人員只得跟隨前往，以便開會做決策。八二三砲戰就是毛在北戴河做出決策，並進行指揮的結果。而整個中共中央、國務院為了配合毛的作息，也只能跟著移動到北戴河。

權力隨人移轉

每年夏天七、八兩個月，由北京開往北戴河的火車是以專列的名義安排，沿線有各個安全單位的保護。而重要官員則全部移往北戴河辦公。整個夏天，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重要人員必須往返兩地。從官員食宿安排，到官員家屬生活休閒，耗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維護。
一些重要的領導人還有個人專屬的別墅，他們平日不來這裡，只在夏日度假使用，但還是由大量人員在這裡維修。其他為了讓官員避暑兼辦公用的建築更不計其數。而海濱游泳地區也劃分為幾個區，有的只是專供高級領導人用，有的供部級以上幹部使用，有的則是共青團的地方。這樣，權力便在避暑上也有完全的劃分。
而這樣的模式印證一個事實，中共權力的構圖是跟隨人而轉移的。它不在固定的行政空間、機構、職能部門上，而是以領導人的行動和意志為中心而移動。它無所不在，詳細到生活的細節裡。
毛澤東如此，鄧小平的統治模式也沒有兩樣。
當鄧的身體還可以游泳時，每年夏天的北戴河會議是最重要的權力核心會議。在夏日的休閒氣氛中，所有領導人都集中到這裡來，早晨一齊游泳、喝茶、聊天，用中共領導人習慣的用語是「大家把國家大事議一議」。什麼問題還不清楚，則可以立即把主管官員找來，由他當場做報告。這樣就有可能決定了新的人事、新的政策。等到回到北京，這些決策就變成一群官員忙碌的要務了。
然而隨著鄧小平身體的日漸衰弱，兩年來已不復上北戴河避暑，這樣中共中央、國務院就只能跟著鄧而留在北京。正如當年毛澤東不再是國家主席時，依舊是中國權力核心一樣，毛的晚年在游泳池畔度過，而權力核心就在這裡。鄧小平即使退休在家裡，鄧小平辦公室依舊是權力核心。即使換了新的政治局常委也一樣。
這便是中國權力的本質——人治。

權力中心難以聚焦

隨著老革命一代的政治人物退出舞台，中共的權力核心也改變其面貌。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物家中成為新的權力核心，他們的孩子也在政治舞台上有一定的影響力。而新的領導人，雖然鄧小平宣稱以江澤民為核心，但由於權力不是建立在一個聲明上就夠了，因此呈現一段時期的分散狀態。尤其隨著鄧小平身體日薄西山，權力核心既不是在鄧小平家中，也不完全是在以往的中南海，更不是在國務院（它從來就不是中國權力的中心）。
但權力中心在那裡？
這便是全世界都在問的話題。由於中國是人治政治，而人治又不容易找到真正的焦點，人們已無法由空間、辦公室、政府機構、黨中央等找到權力的明確核心了。
後鄧小平時代的揣測也跟著這樣展開：權力鬥爭會如何演變？中國會不會在其中演出政變？權力在軍隊嗎？在國務院？還是黨中央？以後會是集體領導？或是新的集權？誰會崛起？太子黨？還是上海幫……？
正如「三０九」的電話所代表的權力核心在向外轉移一樣，中共的權力核心也在轉移之中。中南海和北戴河談論「國是一盤棋」的時代，恐怕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太子黨的悲哀

做為海外矚目的太子黨，在權力轉移中被視為最有希望接班的人馬。但他們真的是這樣嗎？
「那一天，我和鄧的女兒毛毛見面，她問我，最近有什麼想法。」這位曾經被一部份海外媒體列入高幹子弟行列的黨政幹部說：「我說，我自己倒是沒有什麼事，但對妳的事，倒有一點想法。我說，第一，我和妳的家人一樣，我們都希望妳父親身體能夠健康長壽，這不僅中國人關心，連海外都在不斷猜測。大家都希望中國能夠穩定、繼續改革。」
「但是，人畢竟是人，老爺子已經九十高壽了，人的生命總是會有極限的。有些事，我們就不能不多想想。第二，因為這樣，妳自己心裡也該清楚，早一點準備後路了，想一想毛家的後來，想一想以後要怎麼辦，不要到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會怎麼樣。」
「毛毛聽了以後，沈默了一下，忍不住一直掉眼淚。」他安靜地吸著香菸，看著窗外，沈思著說：「我想，這種話，在這種時候，是不會有人對她說的。但我是她真正的朋友，所以必須提醒她一下，講講真話。以免到頭來，自己都不知道怎麼辦。」
他說完，望著窗外。一九九四年歲暮，北京的冬天，下雪的夜晚。雪終於停了，長安大街上有無數車輛以緩慢的速度移動，恐懼在雪地裡打滑，發生意外。移行閃爍的車燈，恍惚地打亮了瑟縮在大衣裡行走的人群，一個個黑影在夜的大街上移動漂流，如同一條時間長河裡，沈默地隨波浮沈的人的生命。
「毛家」指的是毛澤東的後代，毛去世後，他的家族在改變的政治風雲中，沈默下來，甚至失去各種政治地位。即使是權傾一時的毛澤東侄子毛遠新，曾經是毛身邊最重要的人物，負責傳達毛晚年的各種指示。但在毛死後，毛遠新的影響力卻不斷下降，現在連北京都無法住下，被迫到內地西安退休。

命運隨波逐流

小名叫毛毛的鄧榕，從小跟著父親鄧小平，看著中國政壇風雲詭譎、升降浮沈的人，在身染帕金森氏症且有重聽的鄧小平身邊，傳達給鄧各種外界的意見和請示，並對外傳遞鄧的想法和指示，有如當年毛遠新在毛身邊的角色。
但她也深深明白，有一天，當鄧過去以後，鄧家的下場，在六四事件的陰影、政治權力的傾軋下，會是什麼模樣，她都難以逆料。她流下的眼淚其實是整個中國政治體制在權力轉變繼承過程中，缺乏制度性規範，所必然衝擊到個人命運的體現。
就在這位幹部在北京說過二十天以後，毛毛在赴法國、美國宣傳其新書、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即表示：「父親的身體已確實衰弱，無法自己行走，必須有兩個人扶持，但他不願坐輪椅，因為他認為這樣會再也無法自己走了。人的生命總是有極限的，父親已經九十高壽……。」
現在被大陸政界人士稱為「老爺子」的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復出時，曾在反省毛澤東所犯過的錯誤結論中，明白表示：這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過錯，而是中共黨內沒有建立一種體制去制止這種錯誤的發生，我們大家都有責任。這樣誠實的反省曾引起中共黨內政治體制改革的聲音。如何防止錯誤因為政治體制的不健全而再度發生，曾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而魏京生也曾用「第五個現代化」來概括中共如何建立民主體制。但他對鄧小平的批判卻導致自己入獄。
在胡耀邦擔任中共總書記時，政治體制改革畢竟也曾提上討論的日程表上。但在隨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政治體制改革又無疾而終。
對知識分子而言，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場烏托邦之夢。
中共終究沒有能夠建立一個足夠的民主政體，以及公開、透明、民主的監督體制，還有最重要的，國家政治體制的轉換與權力轉移的黨內民主或社會民主的制度。鄧小平早期反省的言語，對比於如今被稱為「老爺子」的稱號，反而更像是對現在之，太子黨用又不好用，得罪也得罪不起，很難擺。但起用沒有背景的人就不一樣，他會因為獲得提拔而終生感激，成為嫡系的幹部。這是最大的不同。江澤民也一定有同樣的考慮。這是玩政治的人最基本的認識。」

江核心VS.太子黨

這便是為什麼即使北京政界都認為江澤民起用自己的人馬太明顯，甚至連上海的吳邦國、黃菊都準備一個個上調到北京，那樣著急的部署自己的班底，引起一些批評流言，但江還是堅持到底。北京的政界當然包括高幹子弟，他們是最不平的人。
「江根本不會『玩兒』政治。」他們用北京話批評說：「手法太粗糙了，這樣明顯的搞。」而這些議論絕對足以構成江澤民接班的阻力，同時是江的權力能否穩定的重要因素。
被外界所認為的「太子黨」，在高幹子弟看來，其實更像是一種無端的揣測，他們反而認為在未來下一波的人事中，太子黨將不可能在中國政局產生重大影響。
「你說，如果照現在這樣的情勢發展下去，還會有什麼太子黨嗎？」一個幹部子弟說：「現在就只有江核心。什麼太子黨，根本是不存在的狗屁！」
對政治有一種無由言說的虛無，對權力有一種本能的需要，對環境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慨嘆，這種複雜心境的交織，絕對不是幾個所謂太子黨的心聲而已，而是共同的心態。
我仍能記得北京下著雪的夜晚，在臨近長安大街的飯店裡，桌上有西式的燭光。搖曳的光影中，這位幾經位置的浮沈、看過政治變局、已經中年的高幹子弟，面容上有一種成熟的嘲諷式的微笑：「我們在北京已經看過這一家、那一家的起伏，政治以後會怎麼樣，也很難說。想一想，毛毛都會流下眼淚，更何況其他的人。」
「但是我們也有點不一樣，從小跟著父親的革命隊伍走，在邊疆念書，受的是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還有一點革命年代的理想主義色彩，總是希望能為國家做點什麼。現在，要改變這性格也很難了。而且自己身在官場中，要完全脫離政治也不可能。所以我最希望的反而是做個民間的研究機構什麼的，像一些國外的政策研究、智庫一樣，幫政府做點長遠發展的研究。有用的研究，就採用了當政策。不對的，不用的，就丟到垃圾埇也沒關係。而不是現在這樣，每天做的是事務性的工作。或許這樣會對國家有用一點。」
他轉頭望著窗外，長安大街上有一家新開的綜合娛樂城，其中當然吃飯、跳舞、卡拉ＯＫ應有盡有，霓虹燈閃閃爍爍，在寒冷的雪夜裡，發出奇異的紅光。
「你看，北京的變化真快，這種新的東西，一個一個出現了。」他在燭光下出神的說。

「京官」難為，利益不絕

北京官場有一句普遍的話：「到下面看看。」這是指從由北京到省市地方去。但為什麼叫「下面」呢？這便是北京，做為中國首都的特殊性格所在。
一個地方幹部嘲諷的形容說：北京有一股「王氣」，這「王氣」特別地「尊貴」，以至於我們叫「下面」，他們是「上面」，我們是地方，他們是中央。連你在路上走，北京的人都會不自覺的認為外地人就是沒有水準，口音不同，他們都能辨認。他認為北京人的這種優越感使得北京難以建立商品意識，而只要是「做官」，即使只是一個小小的幹部，都要比經商高貴多了，這只要觀察北京的流動攤販都是外地人就可以明白。
但這也不能怪北京的人。做為中國的首都，在下班的時間，你只要站在中南海外面觀察，那些騎著自行車，男女老少都有的眾多進出的人之中，可能每個人都是重要部門的幹部，甚至是局長、處長或重要職能部門的負責人。這些平凡的路上行人，極可能就是一個國家關鍵政策的研擬者、研究者。

官場次文化

但更有趣的，毋寧是一種流傳在高幹子弟之中的口頭禪。在北京，只要問：「你是幾中畢業的？」就可以明白他的身分。因為那幾個重點中學（四中、一０一中、景山中學等），就是高幹子弟專屬學校。而這些中學生因為家學淵源、耳濡目染的影響，便形成一種議論政治、人事、政策，比較家族浮沈的氣氛。
這種議論，反映著一種官場的次文化，一種貴族般的特權階層才會有的自傲感。有不少外地來到北京工作的青年人，就不能不感到自卑了。即使他們一樣是國家幹部，但在身分上就是有不同。一個有自省能力的高幹子弟形容，這是典型的高幹子女「次文化」，做為互相辨識高低的風氣。
這樣的北京，因此有一種和地方上不同的氣氛。商品意識與現代經濟認知的缺乏，正是這種次文化和大量國家幹部影響下的產物。而一個經濟意識缺乏的首都，要做為推動全國開放改革政策中心就倍加困難。
正如同古代中國的京城有其王氣的傳統一樣，現在的北京在「上面╱下面」、「中央╱地方」關係中，也仍然是國家政策與資源分配的中心。因而，它的關係和活動，便成為觀察中國政治權力關係與性格的重要所在。
每年春節前十天，北京就進入節日前的癱瘓狀態，交通幾乎無時無刻不堵塞。市民提早休假購買年貨固然是原因，但北京通往外地的飛機也完全客滿，卻已不是市民因素，而是因為春節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送禮節日，各地到北京進貢、送禮的人絡繹不絕於途。交通都因外地人的進出而堵塞了。
這不是誇張的描述。一位台商在北京、上海的人際網絡，使他聲稱自己送禮時，是以一輛軍車運送，禮品上已標示著各個人的名稱和職位。北京做為大陸黨政軍的中心，充塞著重要部門、重要關係人物，地方如何能不全力巴結呢？一個住在北京旅館中的地方國營企業副總經理，有一個酒精過度的紅鼻子。每天忙著上下打點的他說：「沒有辦法，每年就這個時候最適合來做這種工作，別人在放假過年，我們在忙著替別人過年。目的就是我們也會有好好的明年可以過。北京有太多京官了。」

「京官怎麼當？」

不僅是外地人必須進北京，北京人本身也忙著送禮、上下打點，京官也不是這麼好當的。想想北京有多少權勢老人，有多少老幹部，有多少佔據各個關卡的重要關鍵，有多少幹部子弟和「關係戶」。
作家高陽筆下的「胡雪巖」為了打點「京官」，上京時，禮品是派專人置辦，數量以船舶運送的。現在的大陸，接近過年時，也沒有多少差別。而外地進京為官的人也必須將如何當「京官」視為最重要的大事。即使是中央領導人指定的人也不例外。
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前中共內政部長曾山的兒子曾慶紅，由江澤民祕書轉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時，到北京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求教一個相當要好的高幹子弟朋友，「京官怎麼當？」他問。
「慢慢看，各方面多交一些朋友，多聽聽別人的意見。」這位朋友說。聽聽意見不是難事，真正難事是交一些朋友。誰是可以交的朋友，誰是真正有影響力的人，誰是關鍵，誰是可以上達「天聽」的人等等，這些都不是一天可以打聽清楚的。而且，正如所有的政治生態一樣，朋友和關係是一個圈子套著一個圈子，一個圈子和一個圈子之間有時是利益相連、但又互相矛盾的存在。那是極其微妙的人際網路。
曾慶紅在到達北京當「京官」時問的問題，正說明這是一個中國官場的必然慣例。
京官的難為之處還在於利益如何平衡，尤其各地的利益矛盾，造成中央資源分配不均，京官既擁有權力，自然就成為各方要求的對象。而每個要求的背後，都可能有人撐腰，如何不得罪人而拒絕，如何平衡權力與利益，還有如何保有官位而八面玲瓏，這都是「學問」。沒有幾分本事和上下關係，甚至在不同派系間搞平衡，京官就無法長久。曾慶紅則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但也不見得人人都精通。朱鎔基就遇見這樣的困難。

朱鎔基的難題

被國際媒體描述為「中國的戈巴契夫」的朱鎔基，正是在上海的地方基礎上，建立起他的信譽和威望。上海人提起他的作風，最常常引用的故事是：朱有一次在和下屬見面，討論開發問題時，突然見到一個地方官員手上戴著一個進口的高級手錶。他看看很不順眼，覺得可能生活作風有問題，便要他交代，交代不清楚，他就找人調查他的生活和收入。果然是在接觸外商的過程中，收了這個禮品，但是沒有交給國家。依照中共的規定，外商贈送的禮品一旦超出一定金額，必須上繳國家。但很顯然的是，這位官員並未這麼做。
朱鎔基的決定是立即撤了他的職務。
這樣的鐵腕作風，立即而有效的遏止了上海腐敗的風氣，「做得不好就撤職」，這是朱鎔基的一貫說法，也是建立官員政治責任的表現。但在上海也引起一部份地方官員的不滿。這樣的作風在上海可以行得通，但到了北京就不見得有效了。
一個權威的消息說：朱鎔基剛剛到達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時，還保持他的一貫作風。在一次會議中，由於某一位部長在金融和物價問題上因牽涉較複雜而無法有效配合，這引起朱的極大不滿，他以一向嚴厲的口吻說：「做不好就撤職。」但這位官員卻以無所謂的口吻道：「對不起，副總理，我的職務是國務院提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職務的撤消與否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
碰到中央體制的朱鎔基，除了為之語塞之外，一點辦法也沒有。也因此，朱鎔基的作風引起北京一些官員的批評：完全是地方官的作風，動不動就要撤職，根本不懂中央的體制。

動彈不得的巨人

同樣的故事，發生在朱鎔基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做報告上。引述的官員說：由於全國人大代表對地方利益看得特別重，在會上準備反映，但朱一到就開始說明中央的政策，同時「教訓」地方應以中央利益為重，不能只看到地方利益。這時，地方上選出來的人大代表終於不滿的說：對不起，我們是代表人民來這裡質詢的，不是來聽教訓的。
重視科學、果斷、剛強、充滿強人氣息的朱鎔基，在面對中央體制、地方利益、北京複雜的人際關係上，終於像一個被各種繩索糾纏綑綁的巨人，陷入動彈不得、左右為難的困境。他終於不得不逐步改變自己的作風。
在討論中國大陸的金融問題與通貨膨脹時，曾有人提出：按照目前金融部門貸款的做法，由於利率是照國家規定辦理，停留在一０％左右，比市面通貨膨脹率二０∼三０％低太多，因此國營企業或民間企業當然拚命想貸款。只要能貸到款，利率的支付比通貨膨脹低，平白可以賺到約二０％的利率，誰不想賺？
而銀行的各種暗盤，例如回扣、佣金等，可以達到一０％以上，那麼，銀行的行賄之風就永遠不可能遏止。同樣的，通貨膨脹也不可能遏止。僅僅是靠目前中央宏觀調控，根本只是一時的控制，未來一旦又放開，同樣的通貨膨脹還會加劇，甚至更難控制。
一位海外著名的經濟學者，向朱鎔基建言：有效的控制唯有通過利率的調整，即以市場目前的情況，建立浮動利率，甚至讓它高達二０％都是必要的。
但朱鎔基的考慮是：如果以浮動利率二０％來計算，則一些向銀行大量貸款、甚至是靠銀行貸款度日苦撐的國營大中型企業，都將面臨無法支付利息，只有倒閉一途的命運。國營大中型企業是支撐中國維持「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重要關鍵，同時又擁有中國最多的勞動人口。如果國營企業大量倒閉，則這個責任就絕對不是朱鎔基一個人可以擔當的，它將是一個社會安全的危機、一場政治風暴。

程序性的困難

最後，朱鎔基給這位海外學者的答覆是：我知道這樣做可以有效的遏止部份通貨膨脹，也是控制金融危機的有效辦法，但如果真的這麼做，那麼不僅這個政策無法執行，連我自己的位置、社會的安定都會保不住了。
朱鎔基的政策難題正說明：在改革的過程中，「目標」固然重要，但改革的「程序」卻更是不可或缺的考量。否則再有益的改革都可能撞在糾纏不清的程序性困難中。
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中，面對的不僅是經濟現代化的諸種課題。更重要的是：在諸種課題中，即使知道應該這樣、那樣的改革，但改革的課題與步驟，如果存在著互相矛盾時，程序就變成最重要的考量，它不僅是改革進行難易的考慮而已，更是改革能否進行下去的關鍵。
在這種處境下有不少人開始懷疑朱鎔基在台上的時間有多長。甚至有一些大陸學界的人，認為朱鎔基是江澤民政策的執行者，但在一定時候，他會因為自己的政策過度強勢、或一點失誤而成為犧牲者。
這一點，連朱本人和他的幕僚都深有體會。但他們也同時明白，朱的功能即是在這裡，而中國的改革時機，目前是最關鍵的時刻，他們必須趁機向前衝。否則，鄧小平一去世，支撐的背景消失，連這樣的可能性也會沒有了。而「改革的歷史時機卻可能永遠消失了，」一位朱鎔基的幕僚說。

北戴河五號浴場

夏日北戴河最重要、最神祕的是「五號浴場」。這是專門為中共極少數領導人專設的浴場。以前，這個浴場有五個最重要的人在這裡出現，他們分別是：鄧小平、彭真、萬里、楊尚昆、陳雲。五個人之中，喜歡下水游泳的人是鄧小平、楊尚昆、萬里等。而陳雲基本上不游泳，頂多泡泡水而已。
但現在，這五個人之中，只剩下楊尚昆還下水游泳。深諳養生之道的他，下水的要求非常特別：由警衛在海邊測量水溫，等待水溫在攝氏二十四度時，警衛火速跑步向楊尚昆報告，然後楊才換上游泳衣，披著浴巾，下水游泳。
許多警衛都知道楊有這個習慣，認為這是他養生的獨家之祕。
而其他人，彭真的身體已經在風燭殘年的邊緣；陳雲則已經去世。至於鄧小平，即使他還非常想游泳，一如毛澤東晚年那樣，但帕金森氏症使得他根本失去這樣的力量。鄧的女兒鄧榕在接受訪問中已表明鄧的身體狀況是必須由兩個人扶持才能行走。但這個原本是可以估計的身體狀況，依舊震動了北京、大陸、香港、台灣和其他國家關心中國政局的人。
「現在，大家都知道啦！」一個北京人在國際電話中說：「毛毛的訪問，在紐約時報登的，大家都看了。等著吧！大家都在等著他過去，再看看情勢。誰也不敢動，誰也不想動。大家在等著瞧！情勢複雜著呢。」這是一個國際長途電話，由北京打到美國，如果在平常的情況下，人人皆知國際長途在大陸一定有監聽，因此講話特別謹慎。
但在毛毛接受訪問後，鄧小平身體的情況，像突然來臨的地震，大陸人，尤其是北京的知識分子，竟放開了一般，在電話中，毫無顧忌地說起來：「看來是拖不過今年了。也就是幾個月之內的事。」

萬般艱難唯一死

「萬般艱難唯一死」，死亡之於鄧小平，真是未曾有過的艱難啊！幾乎有十二億的中國人在等待這一天的來臨。還有，台灣和香港的股市、投資者在觀望，他們的心與股票一樣，跟著起伏。最重要的還是香港的未來會跟著鄧小平的死亡而變化嗎？
台灣的前途會跟著鄧小平的死亡而有變化嗎？
一九九五年會是一個轉捩點嗎？
中共會以武力犯台嗎？
而全世界的投資者與政治觀察家也在等待。「在鬥爭中有聯合」的中美關係，在亞洲有競爭但又互相倚賴的中日關係，以及俄羅斯的邊境，亞洲的情勢……。這一切都會跟著鄧小平的去世而變化嗎？死亡，這一天對鄧小平和中國人一樣艱難。
「全中國的十二億人都活在等待狀態，這就是中國現在的狀況，」北京知識分子說。
相較於政治派系的靠邊站的氣氛，各種改革政策的研究、制訂、出台和執行，竟變得不再重要了。中國的改革遂進入一種等待死亡的停滯狀態。真正的改革政策根本上已經停頓，只剩下派系和權力運作的考量。人人都知道，權力勝負的關鍵在提早布局，等到時機來臨時，也就是鄧去世後，決戰終究是不可避免的。
這些難道鄧小平自己不知道，不會感到悲哀嗎？
「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一位退休的部長級高幹說：「對鄧老爺子而言，真正關心的事，其實與毛澤東晚年一樣，只剩下他過世以後，會不會有人翻案。翻什麼案呢？只有兩條：開放改革和六四的歷史責任。」

打造歷史評價

「鄧小平一生最大的功勞就在於開放改革，這一點不容別人動搖，無論是任何一派，都不能翻案。所以，他要在十四大之中，將市場經濟列為共產黨的政策原則，一百年不變，以防止極左派翻案，讓經濟和政治上倒退回去。而接班的考慮也是以此為重點。」
「另一個他最不想讓別人翻案的是六四事件。這一點，他自己恐怕都不見得有把握，所以，他把張震、劉華清都派出來，主管部隊，這就是要保證部隊在他過世後的安定，不能有任何政變。同時，也是用部隊來保證不會有人為六四翻案。」
「對鄧小平而言，他要的已經不是改革的具體事務，而是歷史的評價，歷史的定位了，」這位退休的部長說：「這一點，毛澤東晚年一樣重視啊，全世界的政治家大概沒有比中國更重視身後的，這便是中國領導人的特殊性格。」
無論是為了領導人自身下一代或是所有的中國人，擺在面前的最嚴肅課題因而依然是：如何建立政權的和平轉換體制，也就是政治體制的改革。然而這一代的中國領導人有這個可能嗎？

集團領導的過渡性

現在，大家都在等待觀望，誰是中國下一代的領導人？
許多揣測在市面出現，人選包括了現任的江澤民、朱鎔基、李鵬等人，以及已經較為離開權力核心的喬石、李瑞環等人，甚至連已經下台的趙紫陽都在名單上。每個人都像是一張牌，被人在其中排列組合，以構成具有解釋意義的一副搭配。而最為普遍的說法是各派系間的「集體領導、聯合執政」。
但中國五千年歷史從未出現過「集體領導」的政治體制、政治文化，海峽兩岸都一樣。難道它可能在大陸出現嗎？

虛妄的理想

集體領導的第一個難題是：制度何在？事實上，目前談到集體領導時，沒有人能提出「集體」之間用什麼制度來加以保證。西方的聯合內閣還有民主制度做為體制的約束，但依舊問題叢生，內政不穩定，更何況中國人的政治制度中，並未有這樣的設計。
在中共內部，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權力的核心。但各人有主管的範疇，且由於分工不同，權力的大小不一，而真正的決定者還是在總書記。因此這個領導核心的實際運作不是建立在體制上，而是主管與分工。用大陸知識分子的語言：「這是民主集中制，但是先集中後民主。而不是先民主後集中。」是以，在中共的歷史上，政治局常委和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從來就不是權力運作的真正核心，而是由個別領導人來決定這個核心的運作方向，人治色彩濃厚。
一九九五年，中共中央在決定如何處理北京市土地開發弊案的東方廣場案，以及當時北京市長陳希同腐化案之前，曾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中討論。對於是否逮捕陳希同，並未獲得多數同意，案子還在討論中，江澤民已自己下決定逮捕。因江是司法領導小組的真正領導者，他有權指揮司法系統採取行動。
集體領導如果建立在人的領導而非制度上，它的虛妄在此可見一斑。
集體領導的第二個難題是：要維持集體領導的平衡，必須靠集體內部的成員對一定資源的支配程度，如果不是對一定的國家資源有支配的權力，無法成為集體領導的一員。
但相對來說，這個支配的權力難道就不需接班嗎？例如，中共現在黨內主要的軍方支配者是掌握在劉華清、張震等人的手上，但他們的年紀已經大了，未來又由誰來決定接班的人呢？同理，行政系統固然是掌握在李鵬、朱鎔基的手中，但實際上雙方的關係並非如此密切，未來的權力爭奪仍不能避免。還有，更重要的是這些權力系統在鄧小平在世時，雖然可以維持平衡，這是由於爭議雙方，仍有一個最高的仲裁者，而一旦鄧小平不在，由誰來做最後的裁奪呢？

國家資源爭奪戰

「集體領導」的權力結構，因而是建立在一個微妙平衡上，但任何一方的權力，卻可能因為對資源的爭奪而擴充或者喪失，這時，權力的內部平衡就會失靈。從而，只能以擴充權力來完成權力的保持，而原來的平衡基礎就會喪失。無論由行政系統、黨內系統、軍事系統來看，「集體領導」本來就是利益和國家資源的爭奪戰。
「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因而只有一個發展的過程：由「集體領導」的鬥爭時期，向權力重新集中的階段過渡。
一般外界在評論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大陸時，最常有的態度是權力鬥爭將會使中國政局不穩，因而對大陸局勢採取不確定的態度。
由「集體領導」和鬥爭時代的角度來看，這卻不是絕對不利於中國政治發展的事。任何權力的再集中，必須有雙重基礎：第一是舊有組織的力量，即黨政、軍事、法律等既定社會組織；第二是開發新的支持力量，即民間的支持。有效的新領導者必須擴充新的社會支持，才能更有效取得政權的合法性。
人們不應遺忘，即使是蔣經國，在接班之前，有一段時期也曾以「大學雜誌」做為吸納社會精英、擴大社會支持基礎的陣地。當時的蔣經國雖然已經有蔣介石的「欽命」和權力布局，但仍不能免於要擴大社會支持的考量。李登輝則是藉由省籍、憲政改革、國際外交等，擴大社會基礎，以做為自己權力合法性的來源。至於鄧小平，在毛澤東之後繼承的權力基礎是以經濟開放改革所建立起來的。
任何一個權力鬥爭必須由更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才會看見它包含著擴大組織內部、政府部門及社會基礎的轉變，也就是擴大權力的合法性基礎。由此觀之，權利鬥爭也有正面的基礎。

第三代領導人

現在兩岸的領導人，江澤民和李登輝，有什麼相同和相異的地方呢？
一九八八年，李登輝剛剛上台時為了穩定權力，贏得老一輩國民黨內元老的支持，曾在蔣經國安葬前後，不斷拜訪請示，態度謙卑而執禮甚恭。等到權力穩定後，他的時代終於來臨了，歷時大約三年。
一年後，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澤民接任中共總書記，他也一樣向元老請示，執禮謙卑，過年過節的禮物和拜訪少不了。等到十四大之後，權力基礎穩固，楊尚昆也下台，江的作為便不同以往，他開始布置自己的人脈、組織，並收編相關的人馬，展現強勢的作為。
雖然兩岸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但比較兩岸的三代領導人，也許是另一個透視大陸的窗口。
第一代領導人：蔣介石和毛澤東政權，都是建立在槍桿子上。二者的差異在於：一個失敗，一個成功；一個相信三民主義，一個相信共產主義。而他們的固執則完全沒有兩樣。
第二代領導人：蔣經國和鄧小平，同樣擁有現代史革命的個人經歷和血統證明，有一定的國共鬥爭經驗，有相當的權威，都是由經濟建設的成長、社會基礎的改造、民間生活的改善等，贏得民間的支持。他們同時也打破上一代的絕對權威，讓真正的成就建立在務實的基礎上。舊的三民主義權威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都在他們手上式微，而民間卻有了更好的生活。
務實，改革，不僵化，是這二者的共同特色。
第三代領導人：李登輝和江澤民，他們一樣缺乏革命的偉大血統，缺乏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被任命為接班人，所以只能用自己的力量，努力建立政權的基礎。他們也面臨一樣的難題：舊的權威已經消逝，新的權威有待自己建立，在權力的掌握與平衡上，在老一輩與新一代之間，他們必須扮演傳遞者的角色。他們也一樣都宣告著「集權時代的結束，威權政治的來臨」。

權力鬥爭有利社會進步

兩岸同時走入第三代領導人的時代。
江澤民與李登輝將可能遇見相類似的困境。也就是沒有組織上逐步建立的細密基礎，權力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做為被「指定」的接班人上。這時他的權力基礎就必須建立在和既有的權力（無論是保守的或改革的），保持合作或至少是尊重的關係上，也就是玩權力平衡遊戲。
另一方面他們還要尋找既有組織之外的社會支持基礎，增強其合法性，如此才能擴大權力基磐。由這個角度來看，第三代領導人權力轉換最佳的結果可能是：社會與民意的重要性會因此增加。對社會整體發展而言，內部的權力鬥爭反而是有利的。而由大陸的社會來看，目前對開放改革已形成一個無法逆轉的趨勢，只是其速度、步驟、進程的差距而已。
在總體方向不會有太大變化時，鬥爭將不至於出現全面性毀滅的局面。而不至於導致毀滅的鬥爭，對社會整體的進步反而是有利的。
由歷史視野來看，更應該看見的是：無論是台灣或大陸，如果不是社會基礎轉變，或政治鬥爭的轉趨劇烈，則建立政治轉型的制度都不可能由領導人自己出發來完成。因而，李登輝目前在台灣所進行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雖然是完成一個制度性的政治規範，但台灣的社會壓力與反對黨的成立都是其必要條件。在大陸，目前雖然仍缺乏反對黨，但社會的壓力已因為不滿而增強，它將要求社會改革和政治體制的確立，以確保社會的穩定發展。
這對中國大陸的總體歷史而言，其實是一個進步的過程。
當然有人以鄧小平當年接班時，曾發生打倒四人幫的「軍事政變」來懷疑中共內部會不會有同樣的情況發生，從而使中國大陸的政治轉向極度的不穩定，並影響台灣、香港和世界局勢。但即使政變也發生過的最壞情況下，結果卻是鄧小平只能順應社會需要而轉變政策，採取今日所看到的種種開放改革措施。
因此，如何在鬥爭、妥協/轉換、集中/平衡、分配的賽程中，建構新的權力核心，可能是兩岸第三代領導人世紀末的課題。

反腐是最後的王牌

兩岸第三代領導人都懂得使用民心民氣。但什麼是大陸的「民之所欲」呢？
「反腐敗，打特權」，任何人都會這麼說。
無論對江澤民或者其他接班的領導人而言，後鄧小平時代只有一個最重大的課題：保持穩定、繼續改革、鞏固自己的政權。而政權的穩定與否又與將要面對的社會要求有關。第一是，如何使社會穩定；第二是六四是否平反。而中國大陸內部最不穩定的因素，來自改革過程中帶來的腐敗。
基本上，反腐敗卻不是政治問題而已，而是中共生死存亡的鬥爭。它要消除的是特權，但這特權不是來自下層，而正是中共本身。

向自己開刀？

那麼，江澤民敢於向中共本身開刀嗎？
人人皆知，中共內部的腐化已經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眾多擁有權力者的通病，如果認真追查，可能誰也脫不了干係。即使有不少官員是清廉而正直的，但在他的屬下之中，誰也不能保險不會出現違法犯紀的問題。因此反腐敗變成是一把有力的匕首，在清除政治對手時，可插向對手無可逃避的心臟。甚至，一些政治人物將在這個問題上遭到牽連，成為犧牲品。
對江澤民而言，反腐敗是解除民怨的最佳策略選擇，但另一方面來說，也正是清除政敵的有力武器。
在一九九五年二月底，中國大陸最著名的首都鋼鐵公司（首鋼），一個有十幾萬工人的國營企業，卻在江澤民的整頓下，將首鋼的負責人周冠五的兒子周北方予以逮捕，罪名是貪污。周的兒子曾藉由首鋼轉投資為名，與鄧小平的兒子鄧質方在香港開公司，名為「首長四方」，而周冠五本人則因此下台。這對大陸的腐敗有極大的整頓作用。其後發生的逮捕北京市長陳希同也是一樣的道理。
而對江來說，這種未完全清查的腐化內情，更是一個政治上的有力匕首。他可以以此收服不聽話的政治派系，或示之以好處說：「你看，這些我都知道，但不會處理。」對方除了感激與恐懼之外，更必須完全效忠。這種政治上未完全用盡的力量，把證據扣在手上，做為永遠的威脅，便是反腐敗之外的弦外之音，一種政治鬥爭手段。
正是如此，反腐敗是一把雙面刃，它將由權力的大小、司法工具的運用、整頓手段的派系牽連等，來決定其效用。但可以預見的是：無論誰當權，反腐敗都是最有效的武器。既整肅了對手又可以符合民間期望，這才是權力遊戲的生死之戰。當然，反腐敗也是一個當權者合縱連橫的機會，在中國人所熟悉的「拉一派、打一派」的作法下，它不可能徹底而全面。
然而，無論誰當權，這都是必要的權力遊戲。

民主運動會來臨嗎？

歷經六四之後，後鄧小平時代會像當年鄧小平為天安門四五事件平反一樣，出現平反風潮嗎？新的民主運動會出現嗎？它會以什麼形式呈現呢？
無論後鄧小平時代如何演變，權力鬥爭如何變化，正如一九七六年天安門四五事件，是接班的華國鋒必須面對的課題，六四事件將永遠是中共歷史上不能不面對的課題。在後鄧小平時代，無論誰接班都將面對如何處理六四歷史定位，是否為六四平反，以擺脫歷史困境，重新塑造統治合法性基礎這樣的課題。
對六四事件，中共內部一直存在相反的兩種意見。其一是以趙紫陽班底為核心的、與六四事件有關的人，他們希望未來仍有機會平反。由於它涉及個人在官場的升遷、現實上的位置，這不僅是一種現實的必要，同時在心理上，更認為這是追尋歷史正義的必要。
對絕大部份的知識分子而言，後者更重要。
但另一種意見卻認為，當時的事件是由於中共內部在處理群眾事件缺乏經驗，加上內部對現代的民主運動缺乏認知，以至於動用軍隊來處理，而處理上又不具備現代化的鎮暴手段，才會造成這樣的悲劇。因此，中共固然必須負責任，但相對而言，當時卻有其必要性。這只是手段成熟與否的問題。
不可忽視的是：一九八九年後，東歐蘇聯的解體，及其後的經濟衰退、國力衰弱，也會造成人們對六四的不同反省。中共內部即存在一種認知，他們認為如果沒有鎮壓，中國就會變成今天的東歐、蘇聯的後果，對老百姓的生活不見得是有利的，開放改革帶來的利益也會消失，這樣的說法是「鎮壓有理」論。而中國只要維持開放改革，生活就會日漸改善，老百姓要維持上升的經濟生活，就不能造成動亂，尤其是政治的動亂。這也是一般中共官方維持其統治合法性的說法。

平反的弔詭

在認為必然要平反的人當中，以知識分子居多。
然而現在的知識分子卻得面對矛盾的難題：現在的經濟改革是由鄧小平及被視為改革派的人所推動的，而正是鄧小平堅持以強硬手段處理一九八九年民運，終至於造成六四事件。相對的，反而是被視為保守派的陳雲等人，他們在六四事件中，雖然意識形態上一直是趨向保守的，但因為不當權，和六四事件的處理無關。如果真正要追究六四的歷史責任、歷史正義，則真正該負責的人反而是改革派的人，尤其是鄧小平。
這樣的追究，在後鄧小平時代的內部權力鬥爭過程中，必然會造成保守派對改革派的攻擊。六四事件的平反，可能變成保守派的武器，最後甚至造成改革派下台，整體經濟與政治改革情勢倒退。他們固然不希望鄧小平的改革出現倒退，但六四事件的歷史正義又不能不面對。
對知識分子來說，六四平反變成是兩難的課題。
尤其在六四以後，由於政治改革的無望，也使得知識分子關注的話題有所轉變。在北京原本三句離不開政治的知識分子，現在一談到政治，大多興趣不太。「這是中央那邊的人在玩兒的，咱們老百姓犯不上，」他們說。這種「非政治化」傾向，帶有政治冷感的味道，使人不得不懷疑，後鄧小平時代知識分子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一九九０年，六四後的北京知識分子在回顧民主運動時，曾以「太不現實」來反省當時的訴求和行動。它意味著知識分子再度進行一場撼動人心、熱情熱血的政治運動，已經難以在短期內實現。

未來的構圖

任何一種政治權力，都是現實需要與政治文化（思維方法-way of thinking）的體現。有什麼樣的領導人就會有什麼樣的政策。未來的大陸政治構圖其實也正是這樣的產物。
當第一代革命家逐漸凋零，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也風燭殘年，第三代的領導人就必須接替起責任。現有的大陸政治架構，其實與世代之間思維方式具有相當的代溝息息相關。
目前的中共中央部長級及主要地方領導人年齡都在六十歲上下，他們是大陸革命完成初期，受到中共教育培養成長起來的一代。在思維方法上，受到當年蘇聯體制的影響深遠。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人，都是蘇式教育的產物。即使在六０年代，中蘇交惡後，他們有意擺脫，但在深層的思維方法上，還是受到舊有訓練的束縛而難以改變。
以朱鎔基來說，他雖然被西方視為「戈巴契夫」式的人物，是最具有西方現代經濟理論與管理認知的中共官員。但遇見問題時，他的處理思維還是會回到社會主義式計劃經濟手段，以整體的控制，做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宏觀調控就是明顯的例證。
在現有中共官員中，局長、司長級幹部則在四十至五十多歲之間。他們的性格與上一輩又有所不同。文革的衝擊經驗使他們的人生更具有現實感，不好空想，更冷靜和無畏，甚至下海做生意也顯得精明而強悍。但相對來說，文革中所曾經期待的理想主義的歷史使命感，卻又不曾消逝。這使得他們的內在有一種矛盾，彷彿僅僅做生意是不夠的，還應該追求更崇高、更有意義的人生。
對國家民族有強烈的自尊和使命，但卻又有時顯得無力。在內心深處，他們彷彿還在期待一場重大的巨變來臨。現實，冷靜，而有無法遺忘的夢，便是他們的寫照。

思維方式的質變

至於現在的處長、副處長一級幹部，年齡大多在三十至四十多歲之間，他們是典型文革後受教育的產物，雖然有文革的經驗，也有上山下鄉的體驗，但畢竟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思維方法上便不具備文革那種理想主義燃燒的熱烈，也沒有蘇聯教育的教條。他們是已經現實主義後的教育體制下的產物，也是經濟改革浪潮中的新生兒。
這樣的一代人更現實，也更少集體主義的理想，反而多了個人主義的色彩，追求個人幸福多於集體。對外在世界有一種開放改革後的認知，也更多嚮往。移民到西方社會者，最多是這一代的人。
中國官員的年齡構圖及其思維方法，事實上深刻地標誌著年代、歲月、政治的烙印。這種回歸到「人」的觀察，將使人更深入中國政治人物的內在世界，看見一種思維方法的存在。而思維方法正是決策的深層來源。
在這樣的思維構成中，希望中國政治會有重大的變革，其實是忽視了「人」的因素。而「人」才是政治的核心。
而官方管理階層的轉變是上層的變化，如果民間的下層構造，在政治文化、心理層面、政治觀點各方面未建立自主、自立的思維方法，則民間仍將無法揮別對威權的依賴，民主制度仍難以建立。這才是中國政治的深層問題。
由這個觀點來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中國大陸還有極其長達的路要走。
中國政治將在人治的政權鬥爭中，緩緩變化；在接班的權力考量下，擴大社會基礎；在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轉換思維；而後才會有新的政治構圖。

和平的鴿子會不會離去？

中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孫曉郁，小的時候跟著父親郁文的部隊一起長大。在國共內戰的時代，部隊轉戰南北，他只能跟著走。休談起小時候記憶最深刻的一件事是：由於部隊的家庭親屬非常少，孩子當然就更少了，由此即使在戰爭中，孩子都特別受到部隊戰士的疼愛。
有一次，父親侍衛在戰場的前方，不知道什麼地方，撿到一隻受傷的小鴿子，就把這隻鴿子帶來，送給他。在他細心的照料下，這隻小鴿子復原且漸漸長大了。他並不用籠子或房子去關著它，反而任它自由飛翔。鴿子也不怕人，反而像個小孩子一樣地停在他的手上肩上，跟著他嬉玩。即使放開手，鴿子只會自己繞著圈子飛，不久就又回到他的手上。鴿子變成了他最好的玩伴，每天生活在一起。直到有一天，戰爭又發生了，隆隆砲聲後，鴿子不知去向，部隊向另一個地方轉移，這鴿子終於不再飛回到他的手上。
「也許是被子彈、大砲的聲音給嚇壞了，它終於消失了，」孫曉郁不無遺憾的說。「但也沒辦法，在那種戰爭的年代，人都害怕砲彈了，鴿子當然也會離開。」
鴿子害怕戰爭，人類也一樣。但人類應該有這個智慧去避免戰爭。今年四十九歲的孫曉郁，是中國大陸典型在戰爭年代中長大的人。他形容中國現在的領導人普遍都有戰爭的經驗，因而沒有人希望中國走向動亂或者戰爭，所謂「後鄧小平年代」的地方割據或者內戰，在這樣的普遍心理下，因而是不可能發生的。更何況中國正在走向開放改革，人們希望的是一個和平建設的時期，而不是一個戰亂的時代。「任何人都難以逆轉這種社會的基本心理。民意才會是最後的依歸，」他充滿期望地說。
鴿子是和平的象徵，一個和平建設的中國，較諸於一個動亂的中國，應該更符合老百姓的需要和世界的現有條件。而唯有一個政治體制建全的中國，或許才是保證鴿子將永遠不會離去的環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