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守中：釋放城市的活力

面向二十一世紀，台北要成為國際大都會，必須面對周邊城市的競爭。
但台北人口有逐步外移的傾向，去年就移出了五萬人口，說明了台北做為謀生的環境和生活的空間，吸引力不再像過去那麼好。
另方面台北市今後的發展繫於亞太營運中心，不論要做為亞太營運中心，或是要改善居民生活品質，台北市的軟硬體設施仍有很多有待調整。
想做亞太營運中心，目前商業區面積顯然不足。早五年、十年，台北市商業地區面積只有五五四公頃，不到總面積的五．二％，現在也只有八％，今後，我的目標是商業區要巨幅放寬。
商業區的另一個問題是多集中在大同、萬華、中正、中山區這些老社區，而且都是沿著馬路邊的線型發展，線型的商業區帶來大量車流、大量停車問題和大量攤販，阻礙了交通，造成商業區不能發揮整體效益，並讓大家感覺到公共設施不足。
香港和新加坡的大街廓開發，值得台灣學習，在一棟大建築物內，同時有旅館、辦公大樓、購物中心、遊樂中心和大型停車場，發揮更大的效能。但我們現行法令不鼓勵大街廓的開發，使得老社區的畸零地，很難集合在一起開發，做都市更新的工作。
就生活在台北市的居民而言，我們需要更多的公園、綠地和更好的下水道系統，目前台北下水道的覆蓋率只有二三％，難怪河川變得這麼醜陋，不論是想讓台北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或是適合市民居住，這些都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現行市政府各部門的體制規範和組織架構，遠遠不符合做為現代大都會的需要。例如建設局的業務，橫跨農、工、商，其中商業科，涉及中央的法令總共有一百多種、人手只有四十個人，只能負擔商業登記的任務，不但談不上進一步的規劃或服務，對違法的人也無力取締，造成現在台北住商、工商區混合。

釋放活力

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法規，也需要檢討，地方政府的法規一般都沒有罰則，中央相關的法規又不能加速來配合，對台北這樣一個充滿工商活力，變化無窮的有機體，傳統的組織結構，已經不符合現代的需要。
台北的另一個問題是特權的介入，本來是要掃蕩三種特種行業，碰到市議員的阻力，結果改為掃蕩七大特種行業，這樣就模糊了焦點，也就等於沒有了，很多只要涉及到建設部門的、工務部門的，只要涉及到利益的、利害的，馬上就有各種特權、民代介入關說，施予壓力。
瑞典一個研究所在世界競爭力的報告裡面，提出一些指標，值得警惕：在政府清廉的程度、不受到利益團體扭曲政策的情形、政府體制對經濟挑戰的適應力、政府施政的透明度、還有執法的公正性，這五項，我們都不及格，都只有四十幾分而已，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的市政發展建設，受到各種扭曲和資源的浪費。政府投資所以不能有優先順序，不能有會計成本的觀念，就是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
我覺得台北市的生命力，要能夠釋放出來，市政管理應該要企業化，市政服務應該要民營化，引入民間旺盛的企業管理精神、成本效益的觀念。
我一向主張小的政府，大的社會、政府不是什麼都去管，政府只要設定法規就行，政府提供的很多服務，能讓民間經營的，就盡量開放，讓民間經營。許多市政服務業，應該把它開放，讓民間來，政府只要設定法規，有一套公平合理的規範，能夠有公平競爭的標準和保護公益的規範，訂定下來以後，盡量讓民間來作。

吸引人才

更重要的是要能吸引人才到政府裡面來，像工務局局長就可以由各種技師工會、土木水利協會等民間團體或企業界推薦，讓真正有實務經驗、有績效的人，能被引導到政府部門來。
但政府的縮小和人員的裁減不應該是齊頭的，最適規模、最適有機體的政府，應該要能符合民眾的需要而調整，落伍的、過時的機構可以盡量裁員、但需要的新增服務不能因為總體要縮小，使得政府應該要規範或提供服務的責任，有所萎縮。
在民意代表的特權方面、我覺得可以從整個法制方面來改善，像現在在談的行政程序法，把程序公開透明，盡量減少不當的特權介入機會。另外像反貪污條例，讓自首的人免於刑責，而咬出其他的人，再追溯既往，這樣對特權、關說都有打消的作用。
過去的台北市長，下面有一群有民意基礎的市議員，上面有行政院，一切要按行政院的組織章程、相關的規範來辦理，凡事要報行政院核准才可執行，現在的直轄市自治法，市長至少要六十萬票才會當選，任期四年，因此有法律的保障，「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我要對我的市民負責，我要對市民有政績的交代，不許各種特權進來，我本身不用特權，你也別想用特權，你用特權，我把你公布，大家一起訴諸民意，讓民眾檢驗。

統一規劃

當然，政治人物本身領導統御的風格，也非常重要。政治人物要具備溝通、合作和妥協三種能力，除此之外，要讓決策更透明，更不受到利益團體的擺布或扭曲，這就必須要有法制規範，因此在訂定直轄市自治法的時候，賦予行政部門更大的執行權威，賦予議會更大的立法和組織調整的權威。
未來台北市一級的主管，應該跟市長同進退，負政治責任，不然市長的底下，都是一群因為文官體制而在那個位置、理念卻和市長隔隔不入的人，這樣市長很難做事。
現在將進入二十一世紀，不應該再強調單一的主義，而應該是多元的利益，多樣的變化、隨機的調整。但仍不能完全任由各社區的市民自行決定自己的發展，過度的社區主義並不是有益的，市政建投仍要有通盤的規劃、像供水、電力供需、聯外道路、學校等問題，還是需要政府由大都會的發展做統一的規劃。
台北市的人文的活動和生態應該追求一個平衡，台北人情淡薄，不相往來，大家因為擠、壓、不足造成沒有禮義、不和諧的社會，我們講「倉稟足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公車、停車位不足造成大家爭先恐後，用搶的、擠的，外在的條件造成我們變成沒有尊嚴的生活，這些都要改。
都會風格的保存是很重要的，台北市怎麼樣在面對二十一世紀時能結合中國傳統的人文思想，禮儀、好客的精神，再加上現代化、高科技的都市發展，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同步的前進，這是應該要做的。
今天都會的發展，要強調總體、協調、規劃、前瞻，讓群眾參與、體現民眾的需要，列為任何一個政府官員做決策的依據。（胡世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