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四十歲,學術界
剛回台灣時,我對台灣的前途樂觀、悲觀各五十,經過三年,越深入了解,越覺得答案要改成四十比六十。
最重要原因是,我發現台灣兩千萬人不知道自己前途在那裡,為了解決這種不安全感,大多數人就忙著創造自己的安全感。忙著掙房子、車子、地位,卻不理會建立整體制度的安全感,其結果反而不能凝聚命運共同體,創造不出長遠的安全感。
香港人也如此,每個人都力爭上游,想要做最有錢有勢的一%的人,後來卻發現香港的命運竟然由另外一種一%的人所決定,以致他們拚命掙來的財勢,轉瞬間不值錢,他們變得跟其他九九%的人一樣的命運。
我擔心如果我們再不自覺,也會走上類似香港的命運。
我在德國唸書時,觀察他們做到了建立制度的安全感。他們關心政治,並且大家認為這是件好事,因為那表示他關心公共事務。在台灣,我們卻立刻想到那代表某種褊狹,因為這個社會還沒有成熟到政治是「眾人之事」,卻只是「權勢」、「抓權力」的代名詞。
以前強人時代,國家的命運全交在一個人身上,他智商多高,這個國家智商就多高,現在改用人民投票選舉,把國家的命運交給一群平凡的人,而其中有些人是靠賄選坐上位子的,我們居然把國家命運交在這種人手上,他們會把台灣帶到那裡去?有沒有人思考過這個問題?
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如果兩千萬人有命運共同體概念,每個人把這攸關全體命運的問題拿在手上,挺身制止賄選,不冷漠,那麼台灣全體人民的前途就樂觀了。
又比方如果再不改變階級式教育,將來會使台灣演變為階級式社會。因為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將會造成財富分配以及階級意識。像有些學校裡採行能力分班,小孩子看老師和校長用不同態度對待不同班的學生,國家花比較多錢,栽培少數會考試的學生,心裡會忿忿不平。到了社會上,我當工人,你當企業主,而以前我們還曾經做過同班同學,會不會發生社會階級鬥爭或互相仇視呢?
又像財政部長王建煊在默默實行第二次土地改革,這一定需要人民有共識的支持他才可能完成,否則土地集中到少數資本家手中,極易使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以致治安惡化,將來的台灣不堪想像。陳誠第一次土地改革成功,是一批無土地的官員,靠威權完成的,現在沒有威權體制,可見困難有多大。
既然明白這麼重要又這麼困難,我們怎麼會任憑財政部長一個人孤零零站在那裡呢?如果大家把這個公共事務放在自己手上,好好支持王部長,至少那些地主的聲音可以小一點。
但是,大家反而在注意一些相對而言,既遙遠又不重要的問題,像台獨應否列入民進黨章程,刑法一百條應否廢除?有必要花這麼多時間在這些小事情上嗎?
我曾經估算過,如果台灣不出亂子,而且每年循經建會所估算的七%成長率發展下去,等我五十八歲(十八年後)退休時,台灣富裕安康,我能拿到的退休金,足夠我在台灣或世界任何地方,安享晚年。但是如果中華民國亂掉,那我的晚年美夢就很難實現了。我多麼希望ROC不要亂掉啊。(李瑟採訪整理)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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