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城法網擠下包青天！ — 檢察官出庭開打

二月十五日，星期四，該是正常的上班時間。
來自台北各地方法院的一百多名法官，卻排排坐在陽明山上的一個大房間，聚精會神地看著好萊塢演員湯姆漢克主演的奧斯卡得獎影片「費城」。現在進行的是最後的法庭高潮戲，黑人明星丹佐華盛頓主演的律師，將賣弄他「卓越」的法庭辯論技巧，打贏官司。
台上，來自美國加州的華裔檢察官崔展業按下遙控器暫停影片，對著台下的法官解說：「像這個時候他應該抗議，可是他就呆呆的坐在那裡，」崔展業搖頭，對丹佐華盛頓的表現非常不滿意。「該抗議的時候不抗議，不該抗議時亂抗議，」他補充，真實的美國律師並沒有電影裡這麼笨。
「接下來會問好幾個有意思的問題，大家用心看，」他按下播放鍵，在旁坐了下來。
美國檢察官教台灣法官法庭辯論，這景象並不常見。
法官們是來特訓，週一到週五連續五天，吃住都在陽明山。到了星期六，崔展業又得趕場為台北律師公會的律師上課，這樣的緊鑼密鼓，只為了一件事：
三個多月後，也就是六月一日起，台北地方法院開始推行「交互詰問」。也就是說，加上去年六月就開始推行的士林地方法院，未來台北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將進行交互詰問，司法院院長翁岳生甚至誇下海口，要在五年內推行到全國。未來，全台灣法庭裡，檢察官和律師就會開始熱烈辯論了。
檢察官不出庭
難道以前的法庭是不辯論的嗎？
說來挺荒謬，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有出庭提起公訴的責任，但絕大部份的時間，檢察官都在法庭裡消失了。
台灣的檢察官並沒有違法，他們會在第一次開庭時出庭，站起來，口吐六字真言：「依起訴書所述！」
而電影裡最精彩的法庭高潮，也就是雙方慷慨激昂的結辯，台灣的檢察官仍是照例起身，再一句五字真言：「請依法判決！」
檢察官有充分的理由這樣做，因為他們都在外面率隊搜查犯罪，甚至還得去襄驗屍體。
法庭的主角從律師和檢察官落到法官身上，法官一人要分飾兩角，一方面要扮演檢察官身分審問被告，一方面要當「中立客觀」的法官。於是有了「接棒說」，來合理化檢察官不出庭的情況︰檢察官和法官是第一棒和第二棒，兩人分工，檢察官在庭外查到的證據，交棒給法官繼續調查。
但在被告看來，便是法官幫著檢察官打他。
面對幫檢察官提出證據的法官，律師很難去質疑證據可信度。「你質疑他，他不高興啊！」民間司改會發起人、人權律師林永頌說，結果是，「說服法官也是輸，不說服也是輸。」
更誇張的是，某些「過於信任」檢察官的法官，不用閱讀案卷就已形成「心證」。林永頌舉他過去承辦的案件為例，案卷送上來一大捆，放在法官桌上，用繩子牢牢綁著，「結果法官連繩子都沒有鬆開，就把你判有罪。」
這是另類的「台灣奇蹟」，原本法條寫的是「洛城法網」的戲碼，台灣的法庭硬是演成了「包青天」。
檢察官成為掃黑代表
戲碼演錯，角色自然也出了問題。
於是，不曉得從甚麼時候起，台灣的檢察官就成為掃黑的代表。不論是掃黃、掃黑、查賄，都一馬當先，率領著警員趕到現場，搶走了名警探應有的光芒，塑造出高新武、劉惟宗、陳瑞仁等無數個「犯罪剋星」。
積非成是之下，很少人思索，法律系畢業、司法官考試及格的檢察官，當真是被訓練來做「犯罪剋星」的嗎？
法律規定，檢察官的工作有「偵察、公訴、協助自訴」三種，然而，台灣的檢察官，大部份只做第一項。
苗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劉異海解釋，檢察官制度是法國發明的，因為早期法國警察太過濫權，於是創設檢察官介於法官和警察之間，「在中間監督警察不要亂來。」
然而，台灣的檢察官卻由監督變為指揮，說穿了，要檢察官事必躬親的源由，是來自對警察的不信任。「說明白點，就是因為老百姓不相信這些人，」司法官訓練所所長林輝煌說。
司法院人事處處長呂太郎認為，警察和地方勢力糾結，導致要求警察去掃黑時，「經常空手回來，逼得檢察官不得不率隊。」他也認為，檢察官應該是屬於法律顧問的性質，告訴警察辦案的重點：「哪一點在法律上是重要的，重點在哪裡，查出來才有用。」
<也就是說，檢察官該扮演的角色，該是「警察的律師」。
「我們檢察官不是跑得比較快，還是跳得比較高，」正在加緊操兵的台北地檢署公訴組主任檢察官張熙懷說，外出辦案畢竟不是專長，「還是應該先盡本分把出庭的事做好。」
現在重新回歸交互詰問的審案形式，最大的好處是，起訴不再浮濫了。「現在犧牲打的案件大概看不到了，」苗栗地方法院庭長陳鴻斌說。以士林地院實施後的下半年和上半年比，新收件數減少了兩百多件。
上訴是原則不是例外
這是連鎖反應，檢察官出庭辯論，預期會受到律師攻擊，不大有把握的案件便不敢起訴，連帶也會要求警察查案的嚴謹度，很難再濫刑逼供了。
法務部部長陳定南認為，過去刑求的風氣的確很盛。更可怕的是，這些屈打成招的案件還會被一層層的往上送。陳定南解釋，檢察官和警察交情深厚，案子送上來也不便拒絕，「檢察官就想，反正到法院，法院可以救濟啊！更糟糕的是，地方法院的法官看到檢察官，既然大家都在一棟大樓上班，於是大部份都判有罪，反正還有二審三審可以救濟啊！」
這樣的惡性循環，使得大部份刑事案件都會上訴。「以前上訴是原則，不上訴是例外，」民間司改會執行長王時思說，造成我國司法制度最惡名昭彰的「水桶型」審判體系，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的案件數相差無幾，不但大量浪費司法資源，而且容易造成冤獄。
實施到現在，交互詰問的效果明顯可見。從去年六月到現在，士林地方法院上訴的比率的確明顯減少，大約佔35％，比實行前降了將近七個百分點。
理由是訴訟程序較嚴謹，讓被告較能心服。「該說的話都說完了，該提的證據也提了，他們會想，再上訴也不能多做什麼，」林永頌說。
雖說長期來講，案件量的減少可以節省司法資源，但短期來說，要推動交互詰問，得投入相當大的成本。
首先，需要更多的檢察官。
美國檢察官和法官大約是三比一，在台灣卻是一比二，僅及美國的六分之一。
這樣有限的人力還要上法庭辯論，當然捉襟見肘。
苗栗地方法院主任檢察官劉異海說：「以士林經驗來講，就是千萬不要有人生病。」有回，劉異海加班閱卷到晚上十點多，結果接到一通電話，另一位檢察官流產住院，拜託他代班第二天的開庭，他只得整晚熬夜研究案情。出庭之餘，連續兩天晚上還在熬夜指揮農漁會選舉查賄工作的他，談到這裡也只能苦笑。
不堪負荷的情況下，士林地檢署第一批推動交互詰問的檢察官，十個中有四個轉任法官。
人力不足的困境，法務部也了解。檢察司司長蔡碧玉表示，法務部有提出實行公訴檢察官的人力需求，結果因為政府財政困難，主計處大筆一刪，變成「比打對折多一點」。
「檢察官是非常高成本的人力，」蔡碧玉強調，若要未來將檢察官和法官的比例提高到一比一，或是理想的二比一，那龐大的人事成本不是法務部可以負荷的。
要發現更深刻的真實，除了更多的人，還要花更多的時間。
不怕花時間，就怕弄錯
實施交互詰問，雖有保障人權的優點，但開庭時間就會相對增加。蘇建和案便是最好的例證。蘇案發回高等法院更審後，成為「交互詰問」的示範案件。
十年前為蘇建和辯護的律師傅雲欽被傳為證人，在被檢辯雙方詰問了兩個多小時後才步出法庭，「問得有夠詳細，」他搖頭感嘆，「如果以前就這樣，這件案子就不會搞成這樣了。」
上一次開庭的時間更長，被懷疑刑求蘇建和等三人的刑事組組長陳瑋庭，被辯方律師一詰問便是一整天。司法院長翁岳生解釋：「現在不怕花時間，就怕弄錯，要讓人民對司法有信賴。」
隨著出庭辯論的難度提高，加上耗費的時間長，台灣原先堪稱價廉的律師費也面臨飆漲。日前，台東縣一個工程弊案起訴了四十一位縣議員，因為案情重大，所以也將仿造蘇案模式，全程交互詰問，結果為台東的律師界帶來「無限商機」。「聽說律師費總共要一千兩百萬，全台東的律師去分，一人少說分一百多萬，不得了，」一位曾在台東地方法院待過的庭長笑著說。
六月就要交互詰問，擁有兩千多名會員、佔台灣六成以上的台北律師公會將率先漲價。根據民間司改會針對台北律師公會所做的民調，有八三％的律師認為應該調漲收費，台北律師公會刑事法委員會召集人顧立雄表示，未來調高多少還不一定，但是，調漲總是免不了的。
同時，律師的體系也面臨衝擊。原本台灣律師以「個體戶」為主，大型事務所比例遠低於歐美國家，但實施交互詰問後，案件動輒連續開庭半天、一天，「不像以前一樣可以一個早上排個三、四件，」苗栗律師公會理事長魏早炳說，未來律師勢必走向團體合作，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多位律師不約而同的強調。
更值得注意的是，愈精密的訴訟系統，雖然愈能發現真實，但所耗費的社會成本卻是極高。
正義的代價昂貴
例如，自負為當代最完美的美國司法系統，台灣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林鈺雄便批評，「太複雜，太精巧，只有有錢的被告才玩得起。」
最明顯的例子，當然就是美國的辛普森案，身為運動明星的辛普森雇用了「夢幻團隊」來為他的殺妻罪名辯護，「辛普森就是用錢把案子砸掉的，如果換做一般百姓，律師早在開庭前就勸他認罪了，」曾到美國進修刑事審判制度的士林地方法院主任檢察官陳瑞仁說。
美國教授保羅．坎伯士在著作《法律狂》中批評美國的司法體系：「正義是昂貴的，這體系又變得如此考究、複雜、龐大而無法控制……，最後變得如此昂貴，以致在現實狀況下，幾乎只圖利那些上流階級。」
那些請不起律師的百姓呢？
在交互詰問的法庭，面對精明幹練的檢察官，如果要保障窮人的權利，就要設置更多的公設辯護人。
民間司改會指出，我國的司法預算只佔GDP的0.78％，比台灣大學一年的預算（約1％）還少。預估如果要為貧窮的被告設置充足的公設辯護人，可能要追加數十億預算，再加上需補足的幾百名檢察官和法官，代價驚人。
還記得美國警匪片，警察逮捕嫌疑犯後必宣讀的米蘭達警言：
「你有保持緘默的權利，你所說的任何話將來都可能對你不利，你有權請律師，如果你請不起律師，政府會指定一位律師給你……。」
在台灣，會不會就變成「如果你請不起律師，就只有自認倒楣？」
真有這一天出現，我們打算花多少錢來維持正義？

小辭典︰甚麼是「交互詰問」？
交互詰問就是，開庭時可以由被告（或其辯護律師）、檢察官分別對證人直接問話，誘使當事人講出對自己有利的證據，或是提出質問，讓證人的證詞不被法官採納。
過去因為台灣的檢察官不出庭，律師失去對手，變得極少有直接詢問證人的機會。演變之下，法官判案的依據，往往只有案卷上的口供，律師的答辯也是書面資料，證人極少被傳到庭上作證。
一旦檢察官出庭，交叉詰問就成了控辯雙方的比賽，一方面自己提出更強力的證據，另一方面努力抹黑對方的證據，看最後法官相信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