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流氓當道　公權力何在？

惡化的環保爭議，似乎已是企業大舉出走的最佳推手，並且成為台灣社會升級的首要障礙之一。
「企業最怕的，不是嚴格執行的環保標準，而是各種uncertainty（不確定），」工研院環安中心副主任楊致行，極為感嘆地說。
聯電出走新加坡之後，一位園區負責環保工安的主管私下評論：「難道新加坡的環保執法會比台灣寬鬆嗎？為什麼聯電受得了新加坡，卻受不了台灣的環保規則？」
廠商不好過，連民眾一樣感受不到環境品質的好轉。
台中高檢署檢察官吳文忠，半夜站在大安溪畔高地，看砂石車公然開大燈進出河床盜採砂石、回填廢棄物。數十輛卡車綿延數公里長，「不知情的人會以為是另一條高速公路，」他嘲諷地說。
台灣的環保制度到底出了什麼毛病，同時綁架了企業和人民？

政府無能引爆環保危機

過去的經驗，將廠商視為污染的製造者，民眾視為無辜的受害者。這種簡單思維已經無法理解，遑論解決新的環保危機。
譬如，兩星期前剛在桃園縣觀音鄉保障村爆發的衝突。對峙兩造，一方是合法申請的廢棄物處理場預定地；另一方是已經有兩座公有垃圾掩埋場、又要設第三座私人掩埋場的悲情村民。
雙方對峙四年，一群高齡七十的歐吉桑、歐巴桑搭起陋棚，架起路障，不捨晝夜、不分寒暑地監視、圍堵工程車進入。
公權力一直軟弱地不介入，也不裁決。直到業者虧損數億元，再也無法忍受，請來三百名疑似「不良份子」，護衛工程車進入。
公權力先前不能排除民眾抗爭，維護廠商的合法權益；繼之又聽任廠商以暴力方式「自力救濟」，沒有保護村民人身安全。難怪兩方都在浩嘆：「是不是沒政府了？」
會走到今天的僵局，幕後其實反映更多的是非不分、公權力不彰。

政府與人民失去互信

位於觀音海邊，荒瘠的保障村有一項冠軍紀錄。此地可說是全台灣盜採砂石、回填廢棄物的發源地。
外來的環保流氓大多打通地方關節，橫行無阻。曾有民眾向警方報案之後，尾隨員警行蹤，發現竟是向盜採砂石的流氓通風報信。
在這種惡劣環境中，居民不信任政府，傾向自力救濟，毋寧是正常的反應。「觀音文化工作陣」總幹事王朝儀，是保障村的退休教師，多次代表村民出席協調會。
他平心而論說：「居民激烈反對（設廢棄物處理場），跟當時『公權力不彰』的背景有絕對關係。倘若是在現在的時機，大家對事業廢棄物了解更多，可能就不會有這樣激烈的抗爭。」
保障村民的憤怒，也與政府的背信有關。當保障村蓋了第二座鄉有垃圾掩埋場時，鄉長曾向村民保證，不會再有第三座掩埋場。言猶在耳，縣政府沒多久卻迅速批准再設私人掩埋場。
廠商的合法權益固然要保障，但是保障村民能夠容忍的污染總量是多少，確實也被忽略。
廠商同樣無辜。「觀音工業區兩旁滿坑滿谷都是非法傾倒的事業廢棄物，為什麼村民對黑道就不敢吭聲？專門找合法業者的麻煩？」現場監工范揚城激動地說。
苗栗以北，還沒有一所合法的掩埋場。清運業者卻有上百家，合法收進來，非法倒出去，大量的事業廢棄物就棄置在山邊、河谷。「為了環保，應該還要鼓勵我們才對，」股東之一黃明進說。
理論上，應該有三贏的可能。但現實上，政府、企業與人民之間已經失去了互信，政府做「公親」的角色破局，不再具備溝通協調，凝聚民意共識，形成政策的功能。
新的環保危機是：台灣政府與社會，都沒有能力設計出一套合理且周詳的制度，來控制、預防各種環境風險；在面對相互衝突的利益時，也沒有公正、可信的解決機制，能夠解決問題。
中央的環保法規，也有同樣問題。個別的標準表面上訂得超級嚴格，看起來非常環保，符合政治正確。事實上，整體來看，卻造成更大的資源浪費。

焚化爐，還是水泥窯？

自從高屏溪水污染事件之後，竹科園區廠商的廢溶劑去處，就成為一個頭痛的問題。當時行政院的決策是，兩年內，竹科要設立自己的焚化爐。
但是，直到現在，沒有一位業者可以明確地說，兩年後，園區的廢溶劑是在自己的焚化爐中燒掉，還是進水泥窯中回收熱能。
原來，規模不大的焚化爐，也會造成污染與浪費。園區業者後來發現，廢溶劑可以送到水泥窯中當做輔助燃料燒掉，回收熱能。這是美、日等國採行已久的環保做法。
在台灣要這樣做卻困難重重。
首先，在廢清法中，不是產品或原料者，一概視之為「廢棄物」，必須按照嚴格的程序「處理」掉，不能送到水泥窯回收熱能。
其次，水泥窯大多設在東部的宜蘭、花蓮兩縣。當工業局會同環保署多方奔走，好不容易就要打通「資源回收」的道路時，卻又卡在地方政府的顧慮上。
中央政府說可以做，地方政府卻手握申請許可權，是否真的可行？還在未定之天。即使現在可行，「以後遇到民眾抗爭，還可不可行呢？」華邦電子工安衛處長林俊男質疑，語氣大有保留。
也正因此，園區的焚化爐計劃仍在進行，只是沒有人確定會不會真的蓋。林俊男形容業者的心情是：「沒有一個出路有十足把握，所以每一種可能都不能放棄。」
一個全球佈局的企業在評估投資風險時，這種不確定性，比嚴格的環保標準還可怕。
這種環保的干擾，跟水不足、電不夠的問題是一樣的，都是政府應該提供而沒有提供的基礎建設。
政府有義務告訴企業，你要處理廢棄物時，有哪幾條安全的路可以走，「不能今天要我自行處理，明天告訴我送去哪一家，後天又告訴我那一家有問題，要我負連帶責任，」工研院楊致行沈痛地說。
如果說中央法規定得太嚴格、僵化，地方的執行能力則是太彈性、隨便，呈現截然不同的景象。
「那是一個派系黑金與民粹政治當道的世界，」一位檢察官說。

地方上黑金與民粹當道

無論政策規劃得再好，一到地方執行時，就可能完全變了樣。中央與地方的兩極化，也是目前環保的重要亂源之一。
以中國石油化學在苗栗頭份興建的汽電共生發電廠為例，廠房、設備安置好一年多，遲遲不能運轉。
因為頭份工業區內的五個里當中，四個里同意，一個里反對。即使這是中央「核能替代方案」中的重要建設，但是苗栗縣政府仍可以不發各項執照。
縣政府要求「所有里長都同意」，才准運轉。即使經濟部次長尹啟銘親自拜託，還是不行。
「以前省長有補助款可以扣住，讓地方聽話，」工業局七組林志森抱怨，「廢省之後，部長說話都沒用，大概只有總統出面才行。」
企業一踏入地方政治生態，運氣好的，只是困擾於民眾抗爭與回饋金的利益分配；運氣糟的，則是地方黑金藉環保抗爭之名，行勒索承包工程之實。

企業為中心的黑金模式

台塑汞污泥案，就是最知名的例子。由於兩派人馬爭相要標得汞污泥清運工程，以南部某民代為首、沒有標到的一方，才告國際狀，掀起軒然大波。
檢察官葉清財以其豐富的辦案經驗發現，另一種黑金模式不再以公務員為中心，而是以大企業為中心：「大企業是利潤發配中心，與民代、立委勾結的環保流氓是利潤分配中心。」大企業只要有一次花錢擺平，就像與魔鬼打交道一樣，以後永遠得花錢擺平。
有些人鼓起勇氣要對抗這種勒索，卻付出遍體鱗傷的代價。
四年前，全台灣的醫療廢棄物由少數一、兩家代處理業者所壟斷。業者隨意漲價，曾在一個月內調高價格將近三倍，一般的小型醫院完全束手無策，任人宰割。
於是，某縣、市的醫師公會發起共同處理體系，以合作社的方式，自行經營醫療廢棄物焚化爐，也得到各級政府的輔導與許可。
就在此時，各種黑函湧到法務部、地檢署、縣市政府……，檢舉共同處理體系設置在工業區內，不能燒醫療廢棄物。
雖然公會向各方奔走、拜託、協調，但在議會紛沓而至的壓力下，去年八月，地方政府仍以「地目不合」為由，強制斷水斷電。
「每次要叫人阿公，實在有夠艱苦，」小兒科執業、同時也是公會核心成員的陳醫師說明當初創立時的想法，「求人不如求己，沒想到求己也這麼困難。」
公會可以跟寡佔業者妥協，回頭接受高價格；或是繼續尋找替代出路。一群醫師們決定選擇後者，因為「業者把我們當做肥羊在宰，妥協一次就有第二次，後患無窮！」
沒想到尋求替代出路，竟是處處碰壁，異常艱辛。中央政府從工業局拜訪到環保署，地方政府從市長到民代，一家一家向有焚化爐的大型醫院尋求支援。
有些卡在民眾抗爭，有些是地方本位主義作祟，有些是民代杯葛，有些是怕圖利醫界，有些是上令無法下達……，到現在仍然毫無結果。
但壟斷的業者竟然可以在全台灣到處亂倒醫療廢棄物。該家公司不僅被民眾圍廠抗爭，也曾經被勒令停工。但是都有辦法安然生存。
「如果想清清白白開一家環保處理公司，會粉身碎骨，」這是陳醫師在心力交瘁之後的肺腑之言，「沒有兩把刷子，不能做這行。」
他很想大聲問：「我們到底還有沒有政府？還有沒有公權力？」

環保流氓孳生的空間

先存在了制度上的漏洞，才有這些環保流氓孳生、蔓延的空間。
譬如，所有進入鄉鎮公有掩埋場的垃圾，都不必依據廢清法的規定申報，每年到底有多少量，有沒有夾雜有毒廢棄物？「這是一個謎，很難估計，」新官上任的環保署廢管處處長鄭顯榮坦承。至於為何不用申報？「這是基於地方自治的精神，加上廢清法沒有寫。」
在鄭顯榮口中，這些「可能只有一個小學畢業的看門人，連管理能力都沒有」的簡陋公有掩埋場，卻經常大開方便之門，收受各種有毒、無毒的事業廢棄物。
台中高檢署檢察官吳文忠，就抓到一個以「小胖」為首的「傾倒廢棄物團隊」。這個團隊共有一百多位司機，載運砂石北上卸貨後，回程就順帶載各種事業廢棄物，「全台灣哪裡可以傾倒、哪裡抓得緊，都一清二楚，」他說。
進入公有垃圾場的事業廢棄物，還分許多種類。「滷肉飯」是垃圾摻雜一般事業廢棄物，「排骨飯」是垃圾摻建築廢棄物，「高單位」則是有害及醫療廢棄物，隨著污染程度不同，分級收費。
還有一些鄉鎮掩埋場，「垃圾就像永遠也倒不完，」辦環保案件知名的高雄地檢署檢察官葉清財說。這些掩埋場其實早已額滿封場，卻還是不斷賣證明給清運業者，讓他們「合法地」亂倒在偏僻的地方。
環保署廢管處正準備以行政命令，要求公有掩埋場申報廢棄物進場的數量，不過「不確定地方願不願意接受，」處長鄭顯榮說，「地方不聽，最重的處分也只是移送監察院而已。」
此外，由地方政府許可發照的清運業者，更是容易滋生弊端。
像震驚社會的高屏溪水污染事件，就是由一位專門清運（其實是亂倒）廢棄物的卡車司機開始。
夫婦倆人，外加一兩輛卡車，就能成立一家清運公司，「這種情形，全世界只有台灣才會發生，」工業局七組組長林志森說。
這些小公司既不可能有專業人員，更是與鄉、鎮公所清潔隊有特殊關係，才能取得執照，等於變相壟斷的運輸業者。
這些清運業者專門替企業「找垃圾出路」，也就是亂倒在外縣市的偏僻所在。而企業與環保機關只在乎這家清運業者是否有合法執照，並不想管他最後倒在何處。
半年前在南部產業界廣為流傳的一個話題，就是清運業者將廠商交付的廢棄物亂倒，被環保流氓拍下照片，登門勒索。受害廠商只好忍氣吞聲，付出上百萬元。
「這些小公司應該合併成二到三家大型的清運業者，提升專業能力，」外商太古昇達在台機構總經理舒成光認為。他長年在美國環保、能源界任職，知道美國的清運業者一家「動輒上千人，卡車好幾百輛，還有專門的化學分析人才。」
各縣市放縱自己轄內的清運業者往他縣市傾倒垃圾，更促使地方封閉門戶，不准跨區清運垃圾。
「結果就是有些縣市太多垃圾無處去，另一些縣市空有焚化爐，卻沒有垃圾可燒，」廢管處長鄭顯榮述說著這種怪誕的現象。
舒成光營運的高雄仁武焚化爐，總設計量是一三五○噸，但是高雄縣政府的一般垃圾保證量卻只有五○○噸，閒置率達到60％。
他寄望能燒一般事業廢棄物，卻受限於高雄縣政府不准他接受外縣市的垃圾，「這是違反廢清法規定的，」無奈於混濁的台灣地方政治生態，不像他長期工作的美國，有清楚而透明的規則可循。
「全台灣所有大型焚化爐的閒置率，都在50％以上，」舒成光說。由於大型焚化爐幾乎集中在南部，北部垃圾南運將是最經濟、必然的趨勢，「應該將全台灣當做一個整體來考慮。」
在舒成光的觀察中，地方執法不嚴，上令不能下達，是台灣環保體制最大的問題，「地方政治人物素質又相當低，政治動機經常大於環保理念，」在嚴重的環保爭議上，就好像進入無政府狀態。
看來，惡化的環保爭議拖住了台灣社會的腳步，而最後的癥結，還是在政治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