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熱七月,北京街頭,韓國三星電子與一家大陸廠商同時展開家電促銷活動。
三星電子安排辣妹勁歌熱舞,聲光效果吸引大批圍觀者。對手只有產品展示,加上接待人員的口頭說明,場面門可羅雀。
這場土洋火拚,最後以三星電子的攤位「意外」停電,觀眾湧向本土攤位收場。
渤海灣南端,薄霧輕掩美麗的青島市。面積將近兩萬四千坪的海爾工業園中,水藍制服的工人一絲不苟地進行生產線作業。這裡生產的智慧家電不僅是大陸第一品牌,還打進歐洲、美國市場。
沿著就以這家公司命名的海爾路,十分鐘車程,來到青島新市區寬闊的香港中路,人潮從早到晚川流於日商百貨公司、法商家樂福量販店之間,街景一片繁榮熱鬧。
熱鬧歸熱鬧,陪訪客參觀的青島市政府台辦劉建國處長心頭有點沈重。
「他們來了,老百姓買東西更方便,問題是,本地百貨業的營業額馬上掉一半,」上海人,但在青島住了三十年的劉建國很感慨。
世紀末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前夕的中國,土洋產業對決戰場,正決定大陸改革開放的成敗。
僅僅三年前,大陸才出現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通貨緊縮,買氣低落,商品削價競爭也賣不出去。
去年底起,隨著中美、中歐雙邊協議,甚至美國眾議院通過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等進展,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全球經濟接軌的動作,又如弦上之矢,緊迫地令人喘不過氣。
與全球接軌是福是禍?
喊了好多年,一度沈寂的「狼來了」口號,又在人民口中出現。
儘管加入世貿組織是利是弊、是福是禍,市井間從來沒有定論,中共中央領導心中卻自有定見。
領導人的定見是,威權體制的行政效率,適度鬆綁的制度,加上打著「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中國科研實力,未必不能打贏這一仗。
於是,配合科技產業發展需要的法令制度配套,像風險投資、股權制度、新的會計法紛紛出籠,就連第二類股市場,也可望在今年底、明年初成立。
原本基於相互補貼需要而合在一起的郵政、電信事業,僅僅花四個月就分家。
「兩個月討論,再兩個月處理,就解決了,」信息產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劉彩不掩得意地說。
中國電信公司從獨大到一分為四,原本經營行動通訊的中國聯通,加上由中國科學院移轉、發展寬頻的中國網通,大陸電信市場一口氣變出六家競爭廠商,過程也不過兩年。「在美國,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分家,足足花了二十年,」劉彩說。
結合科學研究、產業化、企業創新三大目標的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去年六月才通過成立,今年底就有北四環快速道路通車。
就連沿海地區,傳統上自搞自的城市,都能感受到中央發展高科技, 迎戰WTO的風向,設法在傳統做法中找出新意。
在傳統做法中找出新意
像北京一百六、七十公里外,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氣派明亮的會議室裡,管理委員會主任李勇興奮地介紹,「吸引外商投資、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兩條腿走路」發展方針。
這座才從鹽鹼地整理出來,原本只是像台灣加工出口區般吸引外資生產製造的天津工業區,一口氣推出三家企業在美國那斯達克股市掛牌,比台灣還多。
在大陸投資十年,統一企業總經理林蒼生觀察,「省長市長腦中想的,也是如何與世界接軌。」
另一方面,產業舞台的重心,也轉移到以科技為主的企業身上。無論是做個人電腦的聯想集團,或成立一年就有四到八億人民幣市值的網路公司珠穆朗瑪(8848.Net),從一個省產品牌變成全國品牌的山東海信集團,甚至在美國那斯達克股市展露頭角的新浪網,只要走上高科技路線,往往就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它們背後,也不乏科研機構助陣。
像製造電視、電腦的山東海信集團,不僅與山東大學合作,委託代訓中層幹部現代管理方式,同時還是西安交通大學的博士後工作站,有十多位博士後研究員參與三年後產品的技術研發工作。
「今天外面提起海信,是可以和技術劃等號,」由山東大學借調支援海信集團訓練工作,進而加入公司,瘦瘦高高個子,三十五歲就當到副總裁的程開訓驕傲地說。
從上而下的共識
要形成這麼大的推力,動能主要來自大陸政府旗下龐大的科研體系與人才。
就在宏偉的軍事博物館附近,中國科學技術部,去年才主導二四二家隸屬政府的科研機構與官方脫鉤,成為企業法人。而第二批科研機構的脫鉤名單,馬上又要公布。
「從各部門到領導層次,都是一個共識,促進中國科技業發展,促進中國科技對國家社會經濟各方面的發展,」科技部長朱麗蘭說。
就連類似中央研究院和工業技術研究院總合的中國科學院,也火速成立兩家風險投資公司,審查院內兩千多項研究題目,結果針對二十幾個案子,投資一億多人民幣。這些案子送到國外招商後,又吸引到八千八百萬美元的投資。
「我們講了十幾年科技與經濟結合,這就是科技與經濟結合,」白淨斯文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嚴義塤笑著說。
分析這一波波動作,一位退休的司級官員解釋,「過去,我們是拿錢換科技,現在,我們要把科技變成錢。」
在中國,高科技領頭闖難關,有其歷史沿革。早年,中共發展科技,原本是為緊迫的建設與國防服務,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大陸在六○年代,集合全國科研菁英,獨力發展「兩彈一星」(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的故事。
改革開放後,科研機構的目標轉為應用科技,又出現「八六三計劃」,集結、編組大陸大學、研究所的科研專家和相關企業,設法從無到有追趕西方先進產業技術。
有實力,才有合作
「關鍵是你得先有實力,你要沒有實力,尤其是高科技,你要跟人家合作,沒門,」朱麗蘭部長直率說明她「瑪瑙換珍珠」的理論。
就憑這股氣勢,大陸鎖定重點突破的中小型電話數位交換機,不僅已經自製,拿下七成大陸市場,而且還開始進軍海外。
被大陸視為成功典範的海爾集團,年平均成長率為八一.六%。而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統計,相較去年台灣資訊硬體產值居全球第三位,大陸已以三○%成長速度,追到全球第五位。
這股科研力量,即使西方國家也不敢小覷。惠普大中國區市場客戶業務部總監黎德光認為,大陸的高科技水準,大約只差美國半年。在台北、上海、北京都工作過的麥肯錫公司大中華地區董事長兼總裁歐高敦(Gordon R. Orr)更直接指出,大陸人才豐沛,而且成本遠低於台灣。
「大陸很容易趕上來,因為歐美最新的技術都會拿到這裡較勁,」在北京國際展覽中心電子商務展會場上,忙著與來往參觀者交換名片的黎德光說。
從惠普、IBM等世界科技龍頭齊聚大陸,反映大陸發展高科技的另一項籌碼:以市場換技術。
強勁的冷氣隔開了戶外攝氏四十度的高溫,在與中南海新華門只有數十公尺的信息產業部裡,劉彩不疾不徐地說明,大陸行動電話用戶已達五千六百萬戶,居世界第三位;有線電話一億兩千萬戶,居世界第二位;今年底的上網人口,也將有八百九十萬。
「假如每年以翻兩番的速度進行,信息網絡化,網絡經濟就要誕生了,當然,我們歡迎海外資金進來參與,」長期參與大陸電信體制改革的劉彩說。
以市場換技術
面對這場加入世貿組織、與西方高科技直接交鋒的競爭,大陸也沒有忘記台灣的高科技與資金。
談起兩岸經貿發展,多位大陸官員口徑一致,鎖定台灣半導體產業。「台灣這一塊發展得很不錯,有很多值得大陸學習的地方,」北京市政府會客室,也是民國初年袁世凱簽二十一條款的同一房間裡,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說。
在此同時,中共國務院發布《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文件,明定以優惠政策,讓大陸軟體與積體電路產業在二○一○年追上西方國家。
問題是,技術換市場,不等於攫取市場。最早進入大陸發展無線通信的美國摩托羅拉電子,儘管投資高達十五億美元,市場佔有率一度高達五成,但是因為企圖壟斷市場,中共硬是引進歐洲系統,形成易利信、諾基亞與摩托羅拉三分天下的局面。
「外商要聰明點,有那麼大個餅,你還想咬那麼大口,」談起摩托羅拉電子,一位中共官員口氣尖銳地說。
「中共的想法是,當全世界的蜜蜂都集中在中國這塊土壤上,肥沃的基礎研究土壤上就能長出茂盛的應用科技產業,」一位台商觀察。
本位主義是最大障礙
儘管動作積極,大陸的高科技產業究竟能發展到什麼程度,卻很難判斷。普遍現象是,科技成果多,新產品少;成果獲獎多,但是產品落後。根據大陸報刊調查,只有二○%的科技成果可以商品化,「比例遠低於西方國家的六○∼七○%。」
中科院的調查也顯示,中國的企業要走到科技領域,仍落後世界工業國家的平均水準,技術進步的貢獻率,「至少需要提高二十至二十五個百分點,」報告中指出。
發展科技產業帶動競爭力的更大障礙,還在政府部會的本位主義。一位中共官員就感慨,今天檯面上的技術官僚,年輕、專業,理念開明,而且關注全球發展變化,只是每個部門各有自己的利益。
譬如,一個科技補助專案,審批是科技部、撥款是國家計委、管理是國家經貿委。計委批准後,才能有財政部撥款,這不是一個部委就能做的。如果科技部認為好,國家計委說不行,或是經貿委另有預算,案子都可能弄不下來,最後就必須國務院出面才好辦事。
刀劍棍棒對洋槍洋砲
更令人憂心的是,高科技帶動的產業雖然走得快,但是距離提升全面競爭力還差一大截。
相對於聯想電腦、海爾家電、製造電話交換機的華為集團,還有零星散佈各地的一些成功企業,正在亞太、甚至全球市場發光發熱,但是與整個大陸經濟比較,它們猶如漆黑的夜空中,微弱的星光。
不少知識分子從大格局思考,擔心加入世貿組織後,一旦先進國家挾高度生產力發展的物美價廉產品進入,整個大陸經濟遭遇的衝擊幾乎無法想像。
「整的來看,就好比清末刀劍棒棍對抗列強洋槍洋砲,落得門戶洞開、割地賠款,」一位多年來遊走兩岸高層的台商觀察,「當年的八國聯軍與今天的八大工業國(G8),幾乎如出一轍。」
不少關心世貿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也指出,大陸一旦開放農產品進口,原本已經穀賤傷農的農村可能破產,釋放出大量民工湧進勞力已經過剩的城市,進而造成更嚴重的失業問題。
即使是發展有年的傳統產業,能否撐得住,也引人懷疑。像加入世貿組織,大陸必須大幅降低關稅,像麵粉進口關稅從四五%降至一五%,汽車取消進口配額,並在七年間將關稅降至二五%,產業能否擋得住,其實大有疑問。
《解決》的作者之一梁鋒估計,在金融、服務業開放後,外商銀行在大陸的外匯存款將從四十五億美元,遽增為一○四億,相當於目前大陸外匯存底的十分之一。
一位跨國企業高層主管不諱言,跨國企業的資訊化,已經到了下班時當天帳目就已出來的程度,絕大多數大陸企業還欠缺整體數字管理能力,有些甚至停留在不知道自己有幾部車、有多少人領薪水,有多少存貨,又有多少應收帳款。「落差那麼大,這場仗怎麼打?」他焦急地反問。
中關村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任冉齊承認,一旦土洋交鋒,「肯定是大浪淘沙。」但是他分析,大陸人口壓力那麼大,用老方法不能解決問題,「唯一的道路是靠科技。」
嚴義塤更提醒,加入世貿後,在中國市場競爭,就是在世界市場競爭,這會迫使中國往前走,否則只有滅亡。「中國人遲早要過這一關的,不突破,我們也沒戲了,因為人才都給外國人弄走了。」
從中國全面競爭力的角度思考,科技部長朱麗蘭指出,中國發展高科技,是走平民化道路,而不只有菁英得到好處。因此,科技部動員的學者專家,不僅協助產業,還遠赴雲南等「刀耕火種」的偏遠村落,協助建立農業的電腦專家系統。
世貿壓力下,這樣的努力,會有多少成效,沒有人能夠回答。
其實,同樣的問題,也可以回頭反問今天的台灣。
一方面,政治人物可以為文字語義、芝麻小事吵成一團;但是從經貿政策、科研政策到兩岸政策,卻處處留白。
另一方面,高科技產業可能已經與矽谷連線,農村鄉鎮卻還飽受土石流威脅肆虐,甚至有毒廢棄物濫倒河川,污染水質,大地變色。
台灣的科技實力,究竟在哪裡?
台灣的競爭力,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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