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第三條路怎麼走 — 千禧年新社會

十二月一日，全球目光都聚焦在美國西雅圖街上。許多人對於WTO談判竟會引發大規模暴動，感到不可思議。想想看，上一回合在烏拉圭海邊度假小城舉行的世貿談判（一九八六年），沒有電視轉播、沒有報紙報導，更別說有任何一位示威者，「我們好像住在火星，」加拿大貿易談判代表如此回憶。
　同一天的報紙，卻有另一則鮮為人注意的消息。英國和愛爾蘭當局終於雙雙鬆手讓北愛爾蘭自治，停止一場殊死鬥爭，象徵「大英帝國」跳完最後一曲探戈，走進歷史墳場。
　兩件看來毫不相關的事情，卻由同一個「全球化」的力量推動，其間的對照，可說是再鮮明不過了。一邊是舊衝突的落幕：過去神聖無比的主權爭議，現在看來像是無謂的鬧劇；另一邊則是新滋生的不滿：全球資本的快速移動，帶來貧富差距、人權、生態破壞和社會文化撕裂等諸多問題。
　在新舊交替之間，全球化帶來全新的政治課題。跨世紀的政治人物，怎樣回應全球化帶來的政治挑戰？環視國際，有什麼樣的政治方向，可以寄予希望？

全球化的政治挑戰

　著名的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 Habermas)在《新左評論》中，分析三種對全球化的政治回應：一、毫不保留地贊成全球化，這通常是右派分子；二、將全球化等同於邪惡的化身，這通常是老左派分子；三、認為全球化彷彿一匹脫韁野馬，對人類是好是壞，端視有無良好的政治管理，這是歐陸目前正在摸索、實驗的「第三條路」。
　第三條路企圖超越傳統的左派，因為從搖籃到墳墓全包的福利國家，無法適應全球快速變遷的新局；第三條路也企圖超越主張資本自由流通的右派，因為全球化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都是右派所忽略的。
　八○年代是右派的全盛期。美國總統雷根和英國的柴契爾夫人聯手推動自由化政策，打下今日全球化根基。然而，到了九○年代，人民又開始尋求新的平衡，中間偏左的思潮橫掃歐美，今日歐盟十五國中，有十三國由中間偏左的政府執政，加上美國，第三條路可說是當今政治的主流。
　為什麼歐美民眾對第三條路寄予希望？第三條路契合人民在新時代中的需求嗎？
　「第三條路」理論的主要建構師、英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季登斯(A. Giddens)，在一系列的著作中都指出，全球化改變了通訊與決策的速度；改變了人類面對風險的性質；也改變了人們對社會福利的需求。　因此，第三條路基本上就是追求速度和彈性的政治；有效處理新風險的政治；以及創造新福利模式的政治。
　速度、風險與福利，構成了全球化對當代政治的三大考驗。

速度的政治

　通訊速度使個人展現前所未見的活力與能量，甚至能與國家相抗衡。
　季登斯在新著《脫韁的世界》(Runaway World)中分析，過去政府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和權威，建立在國家對資訊的壟斷上，其速度就像恐龍的神經中樞一般遲緩；在全球化的時代，註定遭到民眾更嚴厲的挑戰。
　民眾的需求與生活經驗變化，愈來愈快速，遠遠超過傳統政治管道的處理能力。近十年快速崛起的議題，如性自由、生態保育、同性戀人權等，都無法在體制之內解決爭端。
　如何才能加快政治的速度？季登斯提及「民主制度再民主化」；另一個對策則是「分權自治」(devolution of power)。
　在全球化的世界裡，許多事情由國家之外的團體來做，更有效率。因此，英國首相布萊爾上台之後，發動一場憲政體制革命，將某些權力下放給地方議會、社區，甚至是市場；某些權力又上繳給歐盟。法國總理約斯平上台後，也有類似的舉措。在第三條路的構思中，國家應該與各種民間力量形成合作關係，實驗多層次的權力分配方式，重點在於「什麼樣的層次及合作模式，最有效執行什麼樣的功能。」
全球化打破固定疆域。當原本侷限一地的事物（如污染、病菌、科技或價值觀）散布到全球時，就會產生全新的衝突與風險。

風險的政治

　傳統社會的風險來自外部─大自然不可預知的災難，如洪水、瘟疫或飢荒。現代社會的風險愈來愈多是來自人類的行動本身─人類利用科技干預大自然，造成不可測的結果。
　譬如說，焚化爐排放的戴奧辛，長期對人體造成多大的潛在傷害？核能安全嗎？台灣每四人就有一人罹患癌症，環境毒素是潛在原因嗎？
　這類「人造風險」最大的特色是，後果難以評估，連專家也爭論不休。譬如某些科學家提出，基因食品可能會污染生態，同時對人體有潛在的危險。但是另一批科學家卻警告，目前人類高密度的農作方式無法繼續維持，殺蟲劑、除草劑造成環境負擔，也已達飽和點。如果不趕快發展基因食品，下一世紀初人類很快就面臨大飢荒，而最大的受害者將是第三世界的窮國。
　如何衡量利弊，評估風險？
　正因為這些風險都沒有明確、科學的權威答案；管理這類風險的政治，也不能再理所當然依賴專家的意見。
　就像「速度的政治」一般，「風險的政治」從廣泛的民主參與中獲得力量。更因為「人造風險」經常跨國界發生，民主參與還要從國內擴大到國際，才能有效防治。只有透過健全的公共討論，才能決定我們要不要承擔一項科技的風險，以及風險發生時，如何分攤責任。英國的狂牛症及台灣核能電廠興建的爭議，都是錯誤地想用技術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結果引起更大的政治爭議。

福利的政治

　有風險、有快速變動，就有相應的社會安全需求。這也是第三條路最受爭議的部分。第三條路已經放棄傳統左派最核心的價值：平等，　而改採自由主義「機會均等」的概念。在制定福利政策時，第三條路側重幫助個人發展潛能、「自主獨立」(autonomy)的能力，不再強調普遍的社會權(social rights of citizenship)。
　在第三條路的構想中，這種社會福利政策，其實也是人力資源的政策。一個國家在全球競爭中決勝負的關鍵，將是「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的強弱。當知識取代資本，成為財富最主要的來源時，第三條路極為強調「社會投資」（如基礎教育、職業訓練）的重要性。
　這項左派的大逆轉，也出自資本全球化的現實。
　資本能夠全球移動，使得國際金融界對任何國家的財政政策，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如果一個國家用財政赤字來兌現選民的福利支票，隨意擴大貨幣供給以「刺激需求」、不顧通貨膨脹的危險，國際資金都會選擇「外流」以懲罰這個國家。因此，第三條路的福利政策，受到平衡財政赤字與平抑通貨膨脹的雙重限制。
　這些限制，往往成為右派刪除福利預算的藉口。然而，在歐洲左派的思考中，有一項偉大的政治計劃足以超越這些限制，這即是「歐洲政治整合」。
　當歐盟走到單一貨幣這一步時，歐洲的社會民主黨派擔憂一件事情：如果資本能夠在歐盟的範圍內自由移動，它會不會競相湧入工資最低、福利最少、環保標準最弱的國家？或者光是資本威脅著要離開，就足以使高工資、高福利、高環保標準的國家，不得不接受資本家開出的條件？
　這個顧慮就是歐盟社會憲章的由來。凡是加入歐盟的國家，都採納相同的社會標準，如最低工資、每週工作時數上限、臨時工的權利等。
　憂心經貿全球化帶來社會災難、又不相信個別國家有能力約束跨國金融的人，可以從這裡找到希望。歐盟的擘畫者一方面在廣大歐洲的範圍內，撤銷所有市場限制，讓資本更有效率地創造財富；另一方面，共同制定符合社會需要的規範，讓資本替所有人（而不是少數人）謀福利。
　歐洲政治整合，也為其他地區有遠見的政治家，提供範例和希望。　在全球化的殘酷賽局中，弱勢國家若不能團結自保，便經常淪為歐美強權的俎上肉。受到東亞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刺激，最近十個東協國家，加上中共、南韓及日本，在馬尼拉發表共同聲明，揭櫫建立東亞共同市場，以及區域單一貨幣的合作遠景。
　倫敦大學比較歐洲史教授薩松(D. Sassoon)，在一場討論「歐洲社會民主黨派的未來」的研討會中樂觀期待，第三條路若能進一步打通歐洲整合的障礙，其他國家就能更清楚地看到，除了美式資本主義之外，還有另一種更人性、更兼顧社會正義的發展模式，而且也同樣成功。
　台灣在國家安全戰略上、在經貿談判議題上、在社會發展的價值上，都不自覺地以美國馬首是瞻。身在亞洲，卻以美國的眼光看全球；與大陸零和鬥爭，一廂情願想要聯合美、日圍堵中國。未來台灣在東亞區域主義興起的過程中，該如何自我定位？這是在台灣也趕時髦號稱「第三條路」的政治人物，應該以「超越統獨」的態度，予以嚴肅思考的問題。
　從歐洲到台灣，在極為不同的政治環境中，第三條路到底意謂著什麼？在歐美的實踐中，第三條路有上述高遠理想的一面，其實也有糟糕之處。不知台灣學到哪一種？

第三條路，媒體化妝術？

　當媒體提到第三條路時，一般人腦海中立刻浮現三個人的面貌：美國總統柯林頓，英國首相布萊爾，德國總理施若德。
　這三個人的確有許多類似之處。他們年輕時都是激進的嬉皮：柯林頓逃兵兼吸大麻；布萊爾蓄了一頭長髮在地下酒吧搞搖滾樂；施若德則是在德國黑森林中與警察玩捉迷藏。他們都在壯盛之年，便爬上了政治的頂峰。
　除此之外，他們也都是善變和搖擺的人物，精於媒體公關的塑造。美國《新聞週刊》曾經諷刺柯林頓是一個沒有政治信念的人，說他每天早上看完報紙的民意調查之後，才決定今天該採行什麼政策。一家德國租車公司在廣告中放了兩張施若德的照片，一張向左看，一張向右看，廣告內文說：「本公司專門提供車輛給那些不知要往何處去的人！」
　布萊爾有太右的毛病，既強調人力資源是國家競爭的關鍵，又刪減大學助學貸款經費；為了交換媒體的正面報導，不惜放出諸多特權給英國最有權力，也最惡劣的媒體大亨梅鐸。
　施若德有太左的毛病，強調要建立「更競爭、更有效率」的經濟環境，又不讓外國公司購併德國公司，也不讓德國最大的建築公司「該倒閉就倒閉」。
　許多人懷疑，第三條路究竟是可長可久的政策路線，還是政客為了戀棧權力而祭出的形象花招？
　如果跳脫個人風格和政治謀略，第三條路其實一直延續歐洲長遠悠久的社會民主傳統，企圖在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尋找一條可實踐的路。
　這個傳統強調掌握權力的重要性，以及理想必須在現實中有實踐的可能。然而，路線的折衷不代表妥協，實事求是也不意味著媚俗。英國工黨受到右派的抨擊較強，因此總是有往右轉的壓力；歐陸諸國的社民黨則往往感受更左勢力的施壓，因此總是表現得比實際更激進。
　當台灣的政治人物也在密切注意第三條路時，中正大學勞工關係研究所助理教授黃瑞明指出，台灣從來沒有出過左派，政界也從不關心社會政策辯論，政治激情全消耗在統獨爭議上了，奢談什麼新中間路線？
　反過來說，如果政治人物現在開始注意歐陸左派在全球化困局下的思考與實踐，對台灣如何因應全球化的變局，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最怕的就是變成競選花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