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五十年怎麼走？

紅色中國走過五十年。她的表現，在在令人驚訝。
一九八九年，蘇聯解體，東歐掀起民主化狂潮，北京發生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許多人預期，中國是否也會步入蘇聯及東歐的後塵？
然而，中共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讓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政治上，她採取高壓手段，彈壓所有異議人士；經濟上，她卻持續改革開放，鼓勵人民追求私慾，「發財致富是光榮的，」鄧小平如是說。

令人跌破眼鏡

國家猶如跟人民簽下一份隱形契約：不要搞政治，其他做什麼都行。每年八％以上的高經濟成長，維繫了人民對政權的認同。
沿海城市富起來了，繁榮程度跟新加坡、香港、台北幾無二致；社會也出現有限卻可喜的多元化發展。
看來只要再給中國二十年時間，她的實力就能與美國不相上下，一九九七年世界銀行出版的《中國二○二○》如此預測，許多西方分析家也開始推銷「中國威脅論」。
接下來是東亞金融風暴。相對於台幣突然貶值與日本的萎靡不振，大陸堅守人民幣顯得相當突出，美國總統柯林頓及當時的財政部長魯賓，都稱讚中共是「區域穩定的重要支柱」。
大陸機械電子類產品的發展，也令世人刮目相看。在美國許多家電行中，隨處可見大陸製的冰箱或冷氣，與奇異或惠而浦等西方品牌的產品並列。英國《經濟學人》近期大力稱讚大陸的海爾家電，並將它的發跡過程與宏電腦相提並論。
就在中共聲威如日中天之際，她再度跌破所有人的眼鏡。
金融風暴中撐起穩定大局的中國，卻在風暴結束後出現危機。九八年經濟增長率為七．八％，當九九年大部份東亞國家皆調高經濟成長目標時，中共卻主動將目標下調為七％；但專家預估，要實現這個目標，難度依然很大。
過去高速發展中累積下來的弊端一一浮現。
國營企業受到過度保護，如同扶不起的阿斗，外資一旦駐足觀望，就洩漏虛弱的底細。大部份國營企業效率低落，負債累累，卻佔用國家大部份資源，連帶將金融體系也拖入深淵。
經濟高速發展卻未進行政治改革，豢養出一批貪官污吏，形成新特權階級。
當經濟不再高速發展，滿足每一個人；當失業率急速攀升、貧富差距拉大；攀關係、走後門的人成功，奉公守法的人反遭欺凌，各種反抗運動便風起雲湧，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再度出現裂痕。
環境破壞也帶來了大災難。《紐約時報》報導：「歷史上從沒有一個國家，以如此驚人的破壞生態速度，來進行一場工業革命。」

未來五十年：前景樂觀？

然而，樂觀來看，中共若能小心處理上述弊端，未來實力仍不容小覷。
首先是中國人勤勞節儉的本性。大陸每年用於投資的金額高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四○％，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
其次是，大陸擁有「技術後進」的優勢。日本從五○年代以來，利用模仿或購買先進國家的技術，維持了四十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大陸也正走向相同的道路。
最重要的，或許是中國的人才。許多台商都對大陸勞工的學習毅力，感到驚訝。他們往往學會了本事，便跳出來與台商競爭。中共當局近年來也積極提供各種誘因，鼓勵高科技人才創新，「這是中國前所未見的事，」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范錦明說，「至少他們已走上歷史正確的道路。」
未來五十年，中國何去何從？是吉是凶？
台灣人民是否也該關心呢？
政治上，兩岸似乎愈來愈趨向零和競爭；然而，十年來的兩岸貿易和社會交流，已經建立了千絲萬縷的共同利益，再也難分彼此。美僑商會估計，台灣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金額在四百億美元左右，以台灣兩千多萬人口計算，大約是每人一千八百二十美元。
台灣帶給大陸豐沛的資金、技術和就業機會，大陸也回饋台灣每年一百六十多億美元的外匯。
在全球化時代，兩岸基於彼此需要的自發交流會愈來愈擴大。不論政治上如何對立，都改不了經濟上互補共榮的事實。
兩岸的長遠前途早就綁在一起，關心大陸的未來，也是關心台灣的未來。

經濟
「新階級」拖垮競爭力

兩位劉先生，代表今日大陸兩種典型的人生際遇，也是兩股經濟勢力彼此交錯消長的縮影。
劉分桐，三十九歲，原本的職業是北京第三大國營煤礦場的焊接工。去年他所屬的單位虧損太重，實施「下崗分流」（亦即裁員）以來，他每天傍晚在停車場內教人跳社交舞，一個學生收費二十五元人民幣，這是他所能找到最好的工作。
在一千公里之外的上海，另一位法蘭克．劉的際遇全然不同。他在新成立的「外高橋自由貿易園區」任職，專門負責招引外商來此地投資設廠。四十二歲的法蘭克．劉總是身著深色昂貴西裝，坐在原木裝潢的豪華大辦公室內，每日接觸的人士，不外乎英特爾、惠普、ＩＢＭ或戴爾電腦等高科技大廠的代表。他屬於新中國少數最前端、開放的一群人，不論在專業知識和物質生活上，跟全世界的經理人相比，都毫不遜色。
這是美國《商業周刊》六月份的封面故事報導。兩個家庭的興衰起伏，也象徵中國正在進行的深刻轉變。以國營企業為主的舊經濟逐漸被歷史淘汰，市場經濟如旭日一般東昇。大部份人都樂觀地預期著：等到市場經濟擴散到全中國，繁榮將指日可待。劉分桐默默忍耐的痛苦是有代價的，因為新中國會有愈來愈多像法蘭克．劉這樣的人出現。
然而，計劃經濟消失以後，一定是由市場經濟來填補制度上的空白嗎？大陸人民的期待會不會太過天真？

「新階級」興起

前大慶市長錢棣華代表另一種快速崛起的人生典型，或許比前面的兩位劉先生，更左右了中國未來的命運。
大慶市以生產石油聞名，號稱東北首富之地。當地龐大的國營化工、煉油廠經營效率低落，虧損連連。幾年前，當大陸國營企業流行股票上市，以改善企業體質時，一家由市政府控股的國營化工廠以「大慶聯誼」之名在上海上市，一炮而紅。
事實上，「大慶聯誼」的國有資產，早就以原始股名義大量外流到各級市府官員手中，等到股票上市飆漲後，這些官員們一夜間都成了暴發戶。
據香港媒體《前哨月刊》的報導，前大慶市長錢棣華在今年七月以涉嫌經濟犯罪被拘捕時，仍包養情婦二十九名，並為她們每人購屋一棟，買車一部，生活極盡荒淫之能事。
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即不斷提倡「國營企業自主」，想盡辦法在不變更「公營」的社會主義原則下，讓國營企業自尋生路。於是，國營企業改頭換面成為股份有限公司，在股票市場上市；中央政府不再隨意下達營運指令，財政支援也切斷了。與此同時，地方官員和國營企業經理階層的職權無限擴大了。
中共的原意，是希望國營企業在市場化的過程中，自行尋找適當的市場位置，提升營運效率；卻料不到，此項「放權讓利」的過程，竟創造了一個政商勾結、追逐利益的獨特空間。
許多國營企業的股東大會尚未召開，董事會已宣告成立。成員往往是原來的經營班底及地方政府官員，董事長、總經理也由地方政府任命。這個小圈圈的人往往將國有資產全部掏空後，外界仍不得而知。
「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撈白不撈，撈了也白撈」已成為人們琅琅上口的俏皮話。
這個彼此串聯、形成綿密網絡的「新階級」究竟有多大？根據大陸新近出版《失落的尊嚴》一書揭露，從一九九四年以來，共有六十六萬名貪官受到懲處；光是一九九七年上半年，每天平均就有九名廳局級幹部因貪瀆受到查處，每兩天就有一名省級幹部受處分。這僅僅只是「運氣不好」被抓到的高級幹部而已。

資源浪費的無底洞

國營企業的積弊，已成為中共經濟改革中最為困難的攻堅點。
從七○年代以來，國營企業的財務狀況開始惡化，獲利逐年下降，負債卻節節上升。（表一）
這些數據都顯示，國營企業已成為資源浪費的無底洞。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的說法，一九九六年國營企業的營運狀況大致是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明虧，三分之一暗虧；但自一九九七年開始，則出現全行業盡皆虧損的情形。
然而，國營企業仍是大陸經濟的主要支柱。目前大陸城市人口仍有三分之二依賴國營企業維生，消耗國內投資約三分之二，每年產出卻不到GDP的三分之一；等於是將大部份資源投入最無效率的生產單位。
多年來，國營企業必須依賴銀行業「輸血」，方得繼續生存；大陸主要金融機構因此出現營運惡化的跡象。根據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資深研究員拉迪（N. Lardy）的估計，大陸主要四大銀行當中的三家（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近幾年已毫無利潤可言；普遍而言，銀行的壞帳率高達二五％以上。
儘管國營企業在面對私人企業的市場競爭時，節節敗退；但是在爭奪國家的金融資源時，卻是優勝者。為什麼中共進行多年經濟改革之後，國營企業仍繼續「虛胖」下去？
這牽涉中國十年來的「繁榮之謎」。

繁榮之謎與改革的兩難

許多學者都同意，九○年代上半期突然湧入的大量外資，是大陸經濟繁榮的主要催化劑；根據大陸官方統計，九○年代進入的外資，比八○年代足足多出一六倍。外資帶動了大陸瘋狂的「房地產開發熱」、「股市證券熱」，也透過生產和出口、技術及制度的引進，對中國經濟增長有重要的貢獻。
然而，中共在引進外資的同時，也全力保護國有部門，把滿足國有部門員工的利益放在最優先的位置，以支撐政治與經濟的穩定。
因為八○％的城市居民，薪水仍來自於國有部門；維持這群人的高收入和高福利，才能支撐一個潛在購買力強大的城市消費市場，對外資才有強大的吸引力。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程曉農，比較各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轉型。他發現，匈牙利的市場開放比中國早得多，捷克的市場改革比中國更徹底、更堅決，東德從西德獲得的資金更是中國的三百倍，而上述三個國家都不能免於轉型期的經濟衰退，唯獨中國例外。
程曉農認為，在東歐和俄國，國有部門失去保護後一蹶不振，私有化也無法在短期內收到成效，衰退就成為必然結果；而中國的「漸進改革、穩中求進」策略，是免於衰退的主要因素。
然而，中共國營企業改革的契機，卻一再被拖延。國家資源不斷投入低效率部門，養出一批以權牟利的新階級，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民怨也累積到即將潰堤的程度。
因此，大陸的經濟發展面臨一項改革的兩難：既希望大量引進外資，又害怕國營企業被外資擠垮、吃掉。國營企業的糜爛已無法坐視不管，卻又害怕大量失業導致城市購買力萎縮，消費市場步入蕭條。此時不僅外資止步，城市也會陷入不穩定之中。
東亞金融風暴之後的局勢，使得這個兩難局面更加尖銳化。大陸從去年八月開始，出口貿易每月均呈現負成長，今年第一季更下降七．九％。在利用外資方面也每下愈況。九八年負成長一一％，今年第一季負一四．六％。少了從外挹注的成長力道，國營企業本身的嚴重缺陷便愈發凸顯。
內需不振，已經導致許多國營企業產能過剩，存貨嚴重積壓。（表二）許多國營企業被迫裁員，甚至倒閉，不僅進一步影響投資意願；同時失業率上升，一般人對未來感到悲觀，更加不敢消費，形成惡性循環。
為此，中共採取一連串擴張性財政政策，希望能有效提振內需，但目前為止卻如泥牛入海，沉痾難起。
如果選擇加速國企改革，就需冒著社會動亂的危險；如果選擇穩定就業，勢必犧牲部份國企改革，社會仍有可能動亂。這個難題將嚴格考驗中共高層的智慧。

社會
「全民賺錢」時代來臨

狂歡、繁華、墮落，深圳夜生活。
「小蟲」的人生只有一個目標：生命苦短，縱情狂歡。紅塵滾滾的深圳，近年來迅速崛起一批新興商人階級，小蟲與他的死黨，正是這批新貴的子女。
他們每日睡至中午方醒，之後呼群結伴，四處遊蕩，從事一些奇怪的小交易，以打發白日時光。等到夜晚來臨，他們逡巡、流連於舞廳及酒吧之間，尋求肉體短暫而極致的亢奮。對小蟲而言，未來沒有意義，生命不過是貪婪、自私、沒有愛的性交與孤寂的綜合體。
「理想不過是狗屁，」他說，「為什麼生命非得有意義不可？」
這是美國《新聞週刊》最近的報導。自從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血腥鎮壓以來，大陸社會歷經數番改變。六四事件嚴重衝擊了中共政權的正當性，政府為了繼續有效統治，與廣大人民交換一項隱性的協議：不要插手政治，其他做什麼都行，尤其是可以自由追求財富。
小蟲的父母們接受了這項協議。大陸社會在現實功利的追逐中，維持了近十年的繁榮。到了小蟲這輩青年，有人開始以虛無和墮落表達抗議；隨著經濟逐漸衰退，貪腐、特權橫行，這次想要撕毀協議的人，還包括了被裁員的工人、忍無可忍的農民。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共政權，再次隱約面臨正當性的危機。
回顧六四事件之前、大陸八○年代普遍流行的理想主義，簡直恍如隔世。

明麗的昨日世界

六四事件走上街頭的學生們是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熱愛美國，擁抱各種西方新思潮，深信只有徹底改變政治體制，中國才可能擺脫現實困境，躋身於現代化國家之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孟繁華，稱這段逝去的歷史片段為「明麗的昨日世界」。在他的描述中，知識分子重新燃起百年中國現代化追求的夢想。聲調是高昂、樂觀的，目標朝向一種集體性的救贖。一九八四年《詩刊》的一首詩表達出當時的文化氛圍：
我自豪
能在祖國的鐘樓下
抬起手腕 向世界
大聲宣布
聽吧
我的每一聲心跳
都校準了
北京時間
小說家張賢亮當時以短篇小說《靈與肉》譽滿文壇。其中主人翁許靈均寧願守望著黃土高原，也不願去國外過舒適生活的故事，激起了無數人的愛國熱。
這或許是中國大陸最後一次燃燒集體主義的火焰。
十餘年後，當北大學生憤怒地包圍美國大使館，抗議北約轟炸事件時，校園中卻充斥著托福留學的招生海報，形成強烈對比。
孟繁華分析，六四事件對理想主義的壓制，或許還比不上市場經濟自然改變人心的力量。血腥鎮壓雖然讓一般人在恐懼中對政治噤聲，理想主義不至於真正熄滅；然而，加速的經濟成長，掀起全面的消費狂熱，才真正具有「心靈革命」的力量；使大陸社會從一個理想主義年代，全面扭轉為「全民賺錢」的年代。

全民賺錢的年代

從一九八○年代晚期開始，大陸的城市家庭對「家用電器」產生瘋狂的需求。一個家庭在社會上受尊敬的程度，往往取決於是否擁有「四大件」——亦即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和立體音響。「四大件」也標誌著一個家庭的「現代化」程度，幾乎與中共的國家「四個現代化」目標相互輝映。
連知識分子也開始了世俗化的轉向。一九九五年，北大副教授每月的工資僅僅二五○元人民幣左右。許多人不再安於貧窮，紛紛「下海」做起買賣。從教授賣餡餅、開公司，到作家拍賣文稿等等，無奇不有。
在此過程中，原先對中共政權一直保持批判火力的自由派，開始變得保守、溫和了。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觀察，愈來愈多知識分子安於現狀，因為他們能從中獲得較多的經濟利益。
然而，隨著近年大陸經濟走下坡，貧富差距急速擴大。（表三）中共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再度出現裂痕。在整個九○年代，中共以經濟高速成長做保證，換取人民的政治冷漠；卻也造就愈來愈多以權牟利、官商勾結的特權階級。
農民、工人反抗運動此起彼落，逐年遞增。根據中共國務院信訪局（即專門接受民眾陳情的單位）內部刊物《半月談》歸結八大「動亂」因素，全部都與政府官員濫用職權，貪贓枉法有關。（表四）
一黨專政、缺乏監督機制的弱點，暴露無遺。

正當性的裂痕

《半月談》透露，全國信訪（即陳情）的數量已連續五年大幅度上升；近幾年來，更大量出現群眾集體陳情的案例。以河南省為例，僅九八年一至九月，集體進京陳情的民眾就有三百餘批，其中八○％以上來自農村。
中共當局近年來大力反貪污腐敗，控制失業，防杜農村吏治的弊端等等，即在修補統治的正當性裂痕。如果速度夠快，大陸未來仍能保持穩定。

環境
破碎大地反撲經濟

一九九七年九月，世界銀行在香港開會，會中討論「中國二○二○」的遠景。許多專家樂觀地預測，中國經濟仍將高速成長，以每年至少八％的速度，到下一世紀中期之前，就會脫胎換骨，有能力與美國平起平坐。
一場東亞金融風暴，讓此種預測顯得相當天真。然而，即使沒有人禍（金融風暴）的掣肘，大陸瀕臨崩潰邊緣的生態環境，也必然使經濟成長不得不減緩下來。
《紐約時報》報導美國科學家對大陸生態的觀察：「歷史上從沒有一個國家，以如此驚人的破壞生態速度，來進行一場工業革命。」
去年大陸各地皆發生百年罕見的水患，正好為這句話下了一個悲慘的註腳。

漫漫洪水，城市缺水

從九八年七、八月開始，大洪災從南到北、由西至東，遍淹各地。（表五）然而，據中共氣象部門統計，去年長江流域的降雨量並非「百年未遇」，甚至也不是「幾十年未遇」。大陸媒體將這次水災與一九五四年的大水災相比，發現水流量其實小於往年，但水位卻全面超過歷史最高水位，釀成極大的災情。
長江水患究竟造成多大損失？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室主任胡鞍鋼的估計，直接損失約兩千五百億至三千億人民幣，佔去年GDP的三∼四％。
這還不包括間接損失。水災之後必須安置災民、重建家園和修復廠房，在復建的過程中，所有活動都受到影響。香港《大公報》估計，間接損失將是直接損失的二至四倍。
生態浩劫已經反過來摧毀經濟成長。
水災甫結束，世界銀行的十四名生態、環保和人類學家前往長江上游，考察支流雅礱江的生態環境。專家們驚詫地發現，江面漂浮著上游漂流而下的上萬根三、四公尺長、如臉盆般粗的木頭，密密麻麻地塞滿了幾百公尺寬的江面。
攀枝花市的一位林業幹部說，長江沿岸的國有森林工業今年至少砍伐了三十萬立方公尺的木材，相當於砍光五萬畝原始森林，而支流各鄉縣伐木企業砍得更多。
中共總理朱鎔基災後大聲疾呼：「一棵樹也不能再砍。」大陸旅德工程博士王維洛諷刺地說：「還有幾棵樹可砍呢？」
森林被砍光了，水土無法保持，暴洪、泥石流災害也就接踵而至。這說明為何連內蒙、新疆、甘肅等內陸乾旱地區，也發生洪災。
洪水漫漫，城市卻缺水。
工業、農業及家庭過度消耗水資源，大量湖泊已經乾涸。根據英國《新左評論》刊載的論文，中國五百個城市當中，有三百個缺乏可用水；北京市民每人可使用的清水量，比阿拉伯國家還少。
每年，大陸的工廠將三百億噸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水，傾倒至河川、湖泊與沿海，相當於黃河一年的流量。
水污染還不是大陸最迫切的環境問題，空氣污染更加嚴重。
大陸目前仍以燃煤為主要能源，各種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懸浮微粒、重金屬等等，凝聚在城市上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范錦明去年至瀋陽考察時，親眼目睹天空飄下黑色的雪，蔚為奇觀。
中共近幾年來已經意識到環境問題的嚴重，陸續擬定長期計劃，並在法令上予以增強。譬如，根據英文《中國日報》的報導，中共當局計劃在未來三年內，陸續關閉某些高耗能的小型火力發電廠，以減少空氣污染；並從國外引進新科技，發展環保工業。
然而問題的複雜性顯然遠大於此。許多國內、外專家指出，大陸往市場經濟轉型當中面臨的重重難題，以及有問題的發展策略，才是當前環境惡化的根源。

有問題的發展策略

譬如說，大型國營企業效率低下，追求一種拚命擴充產能的發展策略，能源浪費極鉅，是造成污染的一大元兇。大陸佔總企業家數二％的三千家工業，卻製造出六五％的污染。
因此，國營企業「汰弱擇優」，提升效率，可以大幅減少污染。然而，國營企業改造的過程，也將權力下放給企業高級幹部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控制的能力大幅削弱。在普遍陽奉陰違、貪污腐敗的風氣中，中央的政策能貫徹多少，令人懷疑。
另外，近幾年來，規模小、技術低、數量龐大的鄉鎮企業，對污染的「貢獻」也愈來愈大。地方政府鑒於失業問題嚴重，也為了增加稅收，寧可放任鄉鎮企業嚴重污染環境，也不願迫使它們關門。因此，國企改革所造成的大量下崗員工，若不妥善處置，也間接成為污染環境的源頭。
專研中國環境問題的美國專家史米爾（V. Smil）感嘆，中國的人口實在太龐大了，以目前的工業低效率，只要稍微加快經濟成長，就超過境內主要城市地區的環境負載能力，對全世界的環境都造成影響，如臭氧層破洞，溫室效應等等。
中共自身估計，環境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約一百二十億美元。接續不斷的天災已使中共學到教訓，只是天災是人禍引起的，該如何解決人的問題，挑戰著中共的統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