檳榔西施與八家將的世界 — 徬徨少年時

淡水真理大學校園。
這場難得的「外放」，像是學校體育課的再現，只是這群少女的生命軌跡早已遠離學校生活。
這群既天真又世故的少女，年齡最小的不過十二歲，因為從事性交易被警方抓到，而暫時安置在保護中心。
根據內政部統計，八十五年度，有三百七十七人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被救出；到八十七年度，成長近三倍，人數超過一千人。
受託主持少女保護中心的迦南教會發現，中心的少女中，四分之一剛開始是檳榔西施，後來受高薪誘惑、透過檳榔攤接觸到「傳播社」、「企業社」，成為色情產業的一員。
檳榔西施成為青少女投入色情產業的前哨站。對國中中輟或僅國中畢業、缺乏一技之長的少女而言，檳榔攤是很好的就業機會。桃園張老師過去一年輔導四十八位從事檳榔西施工作的少女發現，這些少女的平均收入在兩萬五到三萬五之間。

尷尬的邊緣少年

曾經，未成年的少男少女是台灣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勞動力。從鄉村到都市，加工出口區生產線上，有的是無數建教合作班的年輕勞動力。
隨著台灣經濟發展，社會價值更迭，擺盪於學校與社會間的邊緣少年，未成年、沒有學歷，也沒技術。再也沒有任何一群人，比這群孩子在就業市場的處境更「尷尬」。
近年來，他們在成人世界找到賺錢、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成為邊緣或地下產業源源不絕的勞動後備軍。
少女成為檳榔西施、泡沫紅茶中的鋼管女郎，在talking bar陪客人聊天。桃園少女保護中心的牧師莊德璋感嘆：「以前雛妓被賣是被迫的，現在以利誘，變成少女是志願的。」
少男則在黑幫、電玩等娛樂事業，乃至民間信仰對「陣頭」的需求中，找到經濟來源。
甚至酷愛飆車的少年，也在成人社會的銷售手法中，找到打工機會。桃園張老師、負責輔導少年的組長金克剛發現，像台北二重疏洪道飆車少年聚集處，星期六就常有機車行的「代表車隊」，「這些少年和車行已經進入某種雇用關係，」他說。
在成人建立的經濟規則下，有些少年成為這些行業中的「大將」，甚至成為深諳箇中經營手法的個體戶。
比如，從事性交易工作的少女口中的「馬伕」（皮條客），有些就是少年。「馬伕有個體戶、有黑道集團，上次有一個馬伕才國中年齡，就自己在經營，」在少女保護中心擔任生活輔導工作的許素珍驚訝地發現。
有樣學樣，一些曾經待過職業陣頭的少年，開始自組陣頭，彷彿自行創業，那裡需要陣頭，就受雇去跳。
許多人相信，現代小孩吃不了苦，不肯進生產線。更多人感嘆家庭與學校教育功能失衡、社會價值扭曲。
世紀末，不管是跳神將的少男，還是穿著清涼的檳榔西施，台灣底層青少年的就業行為，以青少年次文化的鮮明特質，與成人世界的經濟活動做了「成功」的結合。
然而，難道不是這個社會雄厚、驚人的情色產業、檳榔消費力，還有蓬勃而過度世俗化的民間信仰，為社會底層的青少年，帶來就業機會？

檳榔產業的銷售尖兵

夜幕低垂，嘉義縣境，一處人車頻繁的公路交叉口，一家店面斗大，裝置著刺眼霓虹燈的檳榔攤，一位穿著鮮豔桃紅色、近乎比基尼的檳榔西施，手眼明快地服務往來的客人。
這個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檳榔攤，靠一盒盒的檳榔、香菸和飲料，上個月的業績七十萬元。
五年前，這家檳榔攤的老闆，開始連鎖經營、雇用檳榔西施。薪水計算方式是，業績超過十八萬，每超過一萬抽五百元。「我們薪水一般有三、四萬，好的時候五萬，每家算法不同，」忙著折衛生紙，墊在塑膠杯給客人吐檳榔汁的年輕西施說。
一有車子停下來，檳榔西施抓起兩根黃長壽菸就往外跑，如果一眼看到是熟客，不等問客人要什麼，她已經迅速地拿了檳榔、飲料衝出去。
只見她姣好的身軀，趴在車窗，堆滿笑容和客人說笑著。問她究竟都和客人聊些什麼，她說：「做這個不只要漂亮，服務也要好，像是問客人今天忙不忙、累不累。」
問她穿著這身老闆幫她們修改的清涼「工作服」，會不會覺得「怪怪的」，年輕的檳榔西施說：「剛開始也有點緊張，我們老闆說，做事不能盡如人意，但求心安理得，爸媽也同意，他們說，沒偷沒搶，沒關係。」

站上最前線，刺激消費

根據中興大學農產運銷系教授黃萬傳推估，台灣檳榔的消費人口，在三百到三百五十萬人間。等於台灣平均每六至七人，就有一個人嚼檳榔。
儘管公衛與醫療界不斷發出吃檳榔有礙健康的警訊，但黃萬傳仍認為，檳榔產業會愈來愈蓬勃。究其原因，除了遊覽車、卡車司機吃，休閒場所增多，青少年受誘惑，連軍營附近也有很多檳榔攤，顯見阿兵哥吃檳榔的不在少數。此外，台灣選舉頻繁，傳統民間拜拜活動多，人際往來、請客吃檳榔，都刺激檳榔消費。
從南投、嘉義、屏東到台東等檳榔主要產地，四處可見「檳榔海」，檳榔文化堪稱台灣奇蹟的一環。
近年，為進一步刺激檳榔消費，檳榔西施站上最前線，成為支撐台灣龐大的檳榔產業與消費文化的主角。屏東縣內埔鄉的檳榔大盤鍾錢青認為，檳榔西施的出現，是近年失業率上升、建築業不景氣，檳榔購買力下降，業者為刺激景氣，想出的促銷手法。
同時，雇用檳榔西施可以提高獲利。屏東內埔，守著十幾年傳統家庭式檳榔攤的業者李永富比較：「比如我們賣一百賺三十元，他們可能賺七十元，他們的檳榔粒數比較少。」
阿富發現，真正愛吃檳榔的消費者，會在固定的檳榔攤買，他們重視的是口味，而不是有沒有檳榔西施。
在老顧客重口味的原則下，許多人相信，檳榔西施使檳榔消費者的年齡層降低了。
驚人的消費力，背後是龐大的檳榔產業。檳榔工會省聯合會理事范光台指出，檳榔周邊產業包括往返全台灣、收發檳榔的運輸業，做包裝袋、紙盒、冷藏冰箱，還有產地摘檳榔的勞工。「台灣一年摘檳榔的工資，就有二十億元，大部份都用農村的老人，台灣靠檳榔吃穿的太多了，」他說。
檳榔西施以及連鎖檳榔攤的出現，使檳榔攤從傳統家庭式的經營，走向具就業市場規模的產業。
中興大學教授黃萬傳推估，台灣約有五十萬個檳榔攤。如果一個檳榔攤平均用三位工作人員，小小台灣就有一百五十萬人次的檳榔攤從業人員。
包括專門賣衣服給檳榔西施、專替檳榔攤裝霓虹燈的業者，都靠檳榔西施賺錢。甚至，網路上也有網站公開販售檳榔西施照片壓成的CD。
成人世界對這種銷售方式趨之若鶩，確實造成檳榔西施盛行。一位專跑高雄小港機場的司機描述：「很多人知道哪裡有檳榔西施就繞過去看，很多同行習慣交換這類訊息。」
桃園張老師金克剛相信，檳榔西施大行其道的原因，「和整個台灣社會的『幼齒文化』一脈相傳，」他說。
強烈的供需，使檳榔西施成為台灣社會的特殊「景觀」。金克剛形容：「檳榔攤的裝潢和電子花車相似，霓虹燈的選色，把檳榔攤弄得像舞台，已經是本土美學的一種形式。」
爭議很多，但這種銷售形式卻以旺盛的生命力存活下來。研究檳榔業多年的嘉義技術學院教授薛玲感嘆：「省道三步五步一攤，社會風氣不好，大家開車，都看檳榔西施，這邊拆，過幾天，他又來。」
檳榔產業發展至今，已經和台灣底層青少年的遊蕩問題糾葛不清。薛玲說：「這問題要改革不容易，社會有需要，而且檳榔攤也增加青少年的就業機會，這是供需兩面的問題。」

民間信仰有需求

市場供需使檳榔西施猶如其他邊緣產業，吸納了邊緣青少年。
邊緣少年與民間信仰中的八家將之類的「陣頭」相遇，也是這些邊緣產業與青少年「出路」的緊密結合。
同樣地，這樣的結合也建立在台灣民間信仰對陣頭的驚人需求。
農曆七月半，中元普渡從台灣頭燒到台灣尾。台灣區造紙同業公會估計，今年農曆七月燒給「好兄弟」的紙錢，至少花掉七億元。
台灣民間信仰蓬勃，對陣頭的需求也驚人。廟宇舉辦廟會或進香活動，為了熱鬧、吸引信徒，需要陣頭。
八家將這類司法陣頭，可以替信徒驅邪改運，更受信眾青睞。屏東縣潮州鎮天營宮的總幹事丁振靈描述：「我們王爺出巡，去到什麼地方，各縣市來改運的，跪到好幾公里外。」
連屏東縣議會落成，都要請天營宮的五虎將，進議會「清掃」、「祈福」一番。只因為，屏東縣議會議長、縣長先後「出事」。
強調八家將的藝術性，曾經帶團到日本山形影展演出，造成轟動的台北縣三重大同達摩祖師宮宮主吳真龍說：「台灣的八家將絕對有上千團，八家將是民間藝術，各憑功夫，只是現在很多胡亂來，沒有認真練。」
八家將的陣頭愈來愈多，花樣也愈變愈多。長期研究民間信仰的靜宜大學中文系講師林茂賢指出，廟跟廟之間互相較勁，「輸人不輸陣，輸陣歹看面」的心態，造成「市場的需求愈來愈大，八家將愈來愈多，」他說。
一位不願具名的研究者則認為，台灣黑道蓬勃發展，許多廟宇的主委和黑道有關，「壞事做多，要求心安，」他說。
在需求變大的情況下，「陣頭」逐漸由志願性酬神的性質，發展出愈來愈多「職業性」的陣頭。
由於出陣時間不固定、收入不固定，正常上班上課的人，很難配合，於是，平日游離在社會與校園間的青少年，逐漸成為最佳的陣頭成員。「一開始是還願性質，因為是義務，沒有錢的問題，後來變成營利性質，出團，一個人分幾千，這對一個還沒當兵，沒辦法找到固定工作的青少年，確實是一個打工的機會，」林茂賢說。
在營利與職業化的過程中，傳統儀式的神聖與藝術意涵，也逐漸流失。「所有需要技術的陣頭，南管、北管、車鼓陣都萎縮，電子琴和八家將比較速成，都成長，」林茂賢說。
而過去八家將要求的「隔離儀式」，比如扮演家將前，要齋戒、沐浴，家將出巡，不能隨處蹲下、說話、不能嚼檳榔的禁忌，現在常不被遵守。「這是宗教的世俗化，陣頭已經從神聖的性質變成表演的性質，」林茂賢難掩遺憾。
宗教的世俗化，使宗教活動構成的「市場」需求變得明朗。
多數家將團，附屬在一個私壇或宮廟，遇有迎神賽會，就南征北討。
出陣帶來的經濟利益也算可觀，陣頭遂成為獲利工具。天營宮總幹事丁振靈說出行情價：「一次出陣有的七、八萬，屏東一般是四到六萬。」
不是跳八家將的孩子都有問題，也不是所有家將團都有黑道色彩，但確實有不少家將團，帶著邊緣少年走上偏鋒。只要有「行頭」，出陣幾乎是無本生意，一些成年人就靠這樣的暴利吸收青少年。「一些神壇宮主心術不正，他們吸收資金、發給青少年，甚至給他們吸安、打電動，」不滿家將團因此蒙上污名的丁振靈說。
從事輔導工作的屏東縣萬丹國中老師涂志宏發現，屏東每個鄉鎮都有私壇、陣頭，一些邊緣少年和壇主發展出緊密的依存關係。「這些孩子去私壇，壇主會照顧他們，他們叫壇主叔叔；和父母吵架，壇主會收留他們；和別人吵架，壇主出來處理；出車禍，壇主出面擺平。大家認定壇主是老大，老大叫他們做事，他們也依賴老大幫他們解決問題，」涂志宏描述。

邊緣少年自行「創業」

有樣學樣，如今則出現一些少年仔自己組織起來接case，儼然「自行創業」。三重大同達摩祖師宮負責人吳真龍觀察：「有的學一半，就自己出去當師父，愈教腳步愈不見，他們沒有宮、沒有廟，自己組一團，沒一個規矩信仰，變成囝仔的集團，帶頭的也是少年仔。」
家住三重，十九歲，工作之餘也參加八家將的阿志，說出「囝仔團」的問題：「平平是囝仔，火氣大，動不動就和人家吵架，租房子、弄頭陣，會想要弄錢，沒收入時，就去跟家裡拿，成群去偷去搶的也有。」
十七歲，家住屏東潮州的阿榮，就和三、四十個年齡相近的朋友，一起組團，南征北討。
國三開始跳家將的阿榮，國中沒畢業。在跳一年多的家將後，開始跳職業的。「我們幾個朋友都會跳，就一起組團，再慢慢吸收人進來，我們沒有壇，也沒有自己的衣服，有人請，我們就出陣，」阿榮描述組團過程。
這群青少年，以「老鳥管菜鳥」來進行組織管理，自己印名片，每次出團發名片，就有機會生意上門。
他們分成兩組人，過去一年，至少出團七、八十次，平均每次可以拿到四、五萬酬勞，每次十幾個人出團，每個人可以分到幾千元。
少年的血氣方剛，在廟會中「拚陣」，造成打架，甚至有些少年走向類似「乩童」的「武陣」，在廟前，朝身上揮舞鐵棒、以刀剁肉身，展現「神明附身」的功力，吸引信眾。
只跳「文陣」不跳「武陣」的阿榮，對武陣性質不以為然。他指出，「跳得全身是血」一次至少可以多拿三、五千，「插一支三分的白鐵，可以領五千，」阿榮舉例。

為何跳家將？

事實上，跳八家將也不是輕鬆工作。可能一次遶境下來，整整三天，頂著勾過的花臉，穿著厚重衣服，從透早走到深夜。「武陣」性質的家將，甚至靠自殘肉體賺錢。
為什麼八家將吸引這些邊緣少年？
正在等當兵的阿志，小學就開始學八家將。他說出八家將，在小學生生活中的感染力。「小學時，班上一半以上的同學是達摩祖師的弟子，我們是放牛班，比如我在學校踩腳步，你會好奇想玩，也去學，跳八家將很好玩，有裝備，很威風，」他說。
南部學家將的孩子，比例又比北部高得多。「下港，沒代誌，很多囝仔學陣頭，晚上去廟口踩腳步，」四處去跳八家將的阿志發現。
許多人認為，在現實社會中的失落少年，在廟會活動中，化身為莊嚴、威風的八家將，得到另一種滿足與肯定。林茂賢解釋，像王爺等司法類神明，才有八家將，八家將等於是陰間的刑警。「他平常可能是流氓，但扮八家將時等於是刑警在執法。跳八家將的孩子，考試考不好，被家人放棄，是社會底層的結合，所以他們聚在一起。只有扮成八家將時，才會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林茂賢說。
而家將團也提供邊緣少年歸屬感與認同。林茂賢觀察：「他們去跳八家將，是在找歸屬，尋求一個避風港，你好奇一次兩次去，總不會好奇好幾十次，他們一直跳，因為叛逆，因為朋友一個牽一個，變成幫派。」
叛逆的邊緣少年，一旦選擇離開學校生活，如果不進入邊緣或地下產業，似乎只能失業。「叛逆好像是一個青春的事業，在這個社會變成失業，」研究民間信仰美學的文化工作者李疾彷彿說出這些青少年的窘境。

中止惡性循環

當邊緣少年選擇在社會與校園間遊蕩，或乾脆拒絕學校，誰來面對這些底層少年新的經濟需求與就業問題？
特別是中輟生。
根據教育部的資料，八十五至八十七年度，台灣中輟生從一萬零一百一十二人，減為八千一百八十六人。近六年，透過警政體系臨檢而找回的中輟生，有四千四百零七人。
儘管，數字顯示教育部執行「把中輟生找回來」的方案，降低了中輟生人數。但是，許多人認為，中輟生的問題持續惡化，而不是改善。萬丹國中老師涂志宏指出，中輟的數量絕不僅於此，很多學生是間歇性中輟，頻繁地往返在學校與社會之間。
不只中輟生的數量遭質疑，如何給中輟生適當的教育，也是問題。一位在花蓮任教的國中老師坦承：「教法一樣、教材一樣，找回來的中輟生一樣坐不住，大部份老師都很怕他們回來，很麻煩，」她說。
為解決中輟生問題，教育部提出中途學校的計劃。文化工作者廖嘉展批評：「制式教育沒擺脫考試價值，沒有開啟孩子各種可能性，再蓋一萬家中途學校，也不能解決問題。」
沈寂的校園，吸引不了少年浮動的心。涂志宏提出警訊：「學校制度已經無法滿足這一代年輕人的需求，他們跟著輸送帶走，有一天他們受不了，就會跳出來。」
眼前的問題是，當他們跳出來時，成人主導的邊緣或地下產業，正等著承接這些勞動力。這些產業與邊緣少年結合後，接下去衍生的社會問題，該是誰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