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全球化是唯一選擇？

資本主義的勝利大軍似乎摧毀了所有的界限。市場的魔力許諾這世界更多的富足與安全。
　但是，社會的緊張升高了，勝利者與失敗者之間的鴻溝愈益加深。
新科技無遠弗屆地摧毀了舊有的經濟結構。人們可以更迅速便捷地超越國界相互交流。這是我們這時代全球化的潮流嗎？其實不然，早在一百年前，許多人已經歷了這個全球化的過程。
　經濟史家歐羅克（K. O’Rourke）和威廉生（J. Williamson）在其將要出版的《全球化與歷史》一書中提到：直至一九一四年，幾乎地球上的每一個地方都和國外市場多少有某種的關聯。譬如貨品的價格、外國資金投注的基本設施、進口的產品和交易方式等等。這期間科技也不斷地創新，汽車、影片、X光放射線、電燈、電話與合成染料等帶給人們的驚訝就如同今天的電子業、網路和基因技術。
鐵路網的擴展、更大貨船的建造，以及經由電報連線所形成網狀般的世界市場，在在都驅動著經濟的成長。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三十年間，這些工業國家就是如此地經歷了這個發展的動力，推動了許多變革。二十世紀的開始就如同它的結束一樣，各國經濟更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當時和今天相似的程度令人驚訝，可是它們間的差異卻也是如此大，而可能造成的結果也具有多方面意義。

歷史的推力是市場

　許多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傾向於「市場是歷史真正的推動力」這樣的看法。德國基爾全球經濟研究所總裁與資深經濟學者紀爾許（H. Giersch）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方式已擴展到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紀爾許和歐美的菁英們都認為「全球化的過程已是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人們應該去適應它，而不是抗拒它。」
　紀爾許和其它的市場信仰者喜歡引用馬克斯和恩格爾的話。這些現代的全球主義者和馬克思共通的想法是，人類的發展有一條預定的道路。熱衷於這種經濟決定論的人，將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七三年，當作只是暫時偏離前進正軌。因為這六十年間，人們用暴力所抵抗的，或是用嚴格的規則和世界性的條約去強迫約束的，正是這股無遠弗屆的資本主義力量。
　凸顯這個時期的，正是到當時為止史上最大的災難——第一次世界大戰。它宣告了世界經濟整合的一個激烈倒退的開始。大戰前穩定而且全球有效的貨幣和貿易體系消失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個可與比擬的國際經濟秩序才再度形成，然而也只有存在於鐵幕之外的西方世界。
　一直到五十年之後，世界貿易才又到達一九一三年的水準。而且直到八○年代，工業國家才又開始讓資本自由流動，貿易總額才接近戰爭以前的數字。
　因此，紀爾許所說的「全球化的世紀」不再是不可置疑的，不斷擴張的市場經濟絕不是預定的規律。歷史絕對可以揀選另一個方向。
如果所有事情只是依據市場的邏輯發展，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根本不會發生。
　
保護主義高築圍牆

　然而，運輸工具的革命使得數百萬廉價的穀物從美國和俄羅斯湧入了歐洲市場，醞釀了極大的不安，尤其是對普魯士的貴族地主而言，他們的收入減少了一半。威廉二世開始築起高高的關稅圍牆，而其它多數的歐洲國家也陸續跟進。
　這種保護主義的倒退做法並不能扳回大農莊的衰敗。十九世紀末，工業界的勞動力多過農村時，引起了農村社會極大的恐慌。在這樣的情況下，很清楚地形成一股反對全球化的力量，促成戰前的政治趨向保守與閉關自主。
　將近一個世紀之後，令當時農業社會解體的情境，正再現於今天一輩子辛勤工作的工人和上班族身上。儘管如此，這個緊張的情勢，似乎不可能再度在經濟強國間引發戰爭。
　美國的資本市場史專家維金斯（M. Wilkins），看出了現代與一百年前間的不同：「在國際間金融流動的網絡，和直接跨越界限的投資兩方面，都具有完全不一樣的品質。」
　超過五萬三千個跨國企業擁有將近四十五萬個分公司，佔據了三分之二的世界貿易，而且他們一半以上都有自己的上游工廠。因此看來，以戰爭做為政治的手段，在富國中似乎更加不可能。如果當歐洲和美國發生衝突，賓士——克萊斯勒跨國公司的老闆要站在哪一方呢？他大多數的職員是歐洲人，而半數的股票在美國上市。
　然而在大國間存在的和平也可能逐漸散去，因為更具威脅性的社會分裂和政局動搖，正伴隨著資本主義全球性的勝利逐漸在成長中。不論各民族間或是在各國國內，勝利者和失敗者之間的鴻溝正不斷在加深。一個潛在的反撲正在醞釀當中。

財富重新分配給富人
　
　在富國裡，薪資收入者和投資獲利者像被剪刀剪過一樣，分作兩邊。在美國，一九九五年有五分之四受雇者的時薪，比一九七三年的標準減少了一○％，但在這段時期平均每人的生產力增加了三○％。
所有的增加的財富都流入其餘五分之一人口的口袋裡。這些有錢人的收入在同時間增加了一倍。
　在甘迺迪時代，美國最好經理人的收入約是一般工人的四十四倍，但今天卻高達三百二十六倍。英國著名的《金融時報》曾諷刺地說：今天的大老闆們最喜歡雇用有能力替股東賺最多的錢、而付給受雇者最少的薪資的經理人。沒有一個富有的國家會忽視這個定律。全球化的結果使日本和歐洲的生產模式跟著美國走。普遍趨勢是，財富由下往上重新分配。全球化導致了一個吊詭的發展：它促使富國更富，但只有少數的獲利分配到薪資階級身上。

資本的革命

　而政府也不再能利用國家稅政去阻擋這一趨勢。為鼓勵投資，國與國間都交相競爭，在金融市場上為資本家和企業主減稅。其結果是受雇者和消費者增加了稅的負擔。一九九五年，歐盟的薪資階級平均負擔比十年前多了一三％，而資本家卻幾乎減少了四○％的負擔。當德國的社民黨上台，企圖藉由立法糾正這一不公平現象，涉及的企業卻紛紛以產業外移，削減工作機會來相要脅。
　「資本的革命」無論如何隱藏著巨大的危機。即使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亦不能改變這種不公正。這樣的發展已不是民主政體可以解決的，而下個世紀的大門似乎是要為獨裁而敞開。
　「全球化的結果只使得人們更窮苦」、「外國人搶走了我們的工作」，這些似是而非的聳聽危言充斥街頭。其結果只是加深了仇外的情緒，並使右派分子和保護主義者得到更多的選票。
　然而這些存在於富國社會的緊張情勢，遠遠比不上它們和其它窮國間所形成的深淵。在一九六○年，世上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個人收入已是最窮的五分之一人口的三十倍，而現在更高達七十八倍。全世界登記有名的前三百五十八位億萬富翁的總財產，約相當於較窮的二十五億人口的總財產，幾乎相當於全球人口的一半。

天堂棄兒

　前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一九四九年曾允諾的「對低開發國家生活水準的根本改善」，從未曾實現過。相反地，一些城市如馬尼拉、聖保羅等，不但沒有繁榮和財富，取而代之的是社會的衰落與生態環境的毀滅，而這竟是當地五分之三人口的日常生活。
　只有少數的人登上擁有耐吉球鞋、新力或是福斯汽車的世界，其它多數人則永遠被排除在這個目標之外。這股強被排除在天堂之外的力量，製造了人們自我防衛和渴望認同結盟的情緒。這股潮流豐富了醞釀種族的、宗教的以及其它所有基本教義的土壤。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對異教徒發起聖戰即是受此潮流所沖激。美國政治學者巴柏（B. Barber）預言道：「同阿富汗一樣型態的『小型戰爭』將持續至下個世紀。」
　難道這一切都只是臆想罷了？至少大多數的政府領導人、大企業主和他們的學者參謀群都還認為：「以西方的模式，更確切地說，以美國的模式，將市場經濟無限地擴展，才能帶給全世界富裕和安全。」
然而這如鐵律般的「自由化」、「反管制」與「私有化」，從西歐和美國藉由世界銀行所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援助，三十年來所推動的南半球市場整合計劃的結果看來，不禁令人十分擔心。
　譬如墨西哥，一個應該早已富有的國家，自從十七年前遵循國際貨幣基金的建議，私有化國家工業，減少財政赤字和降低通貨膨脹，開放資本市場，一九九三年和美加簽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後，跨國企業主導的經濟正式揭開序幕。
　
經濟災難

　但是從中獲利的仍是少數人。新設的工廠高度仰賴進口，而且只提供很少的工作機會。進口的洪流淹沒了整個國家，所有中小型工業與農業因此衰敗下來，光是機械製造業就關閉了近半數的工廠。經濟成長已低於人口成長率。
　因為墨西哥高利率和身為國際貨幣基金模範生的誘惑，美國投資基金大量購買披索債券，造成繁榮的假象。終於在一九九四年，不可避免的事發生了。在投資人首先失去信心之後，披索匯率大幅滑落；接下來的一個新的國際貨幣基金的震撼計劃又帶來一個經濟災難。在短短數個月內，一萬五千個企業破產，三百萬人因此失業，人民的購買力縮減了三分之一。
　九○年代初期約有半數的墨西哥人，一天只有不到三美元可以生活，而現在增加到三分之二的人口。
除墨西哥外，後來跟進的東南亞國家、俄羅斯、巴西等國，其情況更是惡劣。
　這樣的全球化彷彿戴了一個醜陋的殖民主義的面具。從漢城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才剛興起的中產階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國人和歐洲人，他們憑著每一筆買賣逐漸掌控了銀行——國家經濟的支配中心。無怪乎，在每一個發生危機的國家，都形成了反對西方，類似民族主義的聲浪。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同樣的疑問早出現在四十五年前。一九四四年七月，來自四十四個不同國家的七百三十個代表，群聚在美國渡假勝地布雷頓森林，要針對一個充滿危機的世界經濟秩序展開對談。英國經濟學者凱因斯和美國財政官員懷特起草了後來的合約。他們兩人都認為，三○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最終原因是不受控制的資本洪流。凱因斯因此認為，沒有比規範資金的流動更安全的做法了。以人民的利益為優先，必須限制資金自由地流動。這是協定的主要內容：所有參與國家的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必須固定下來，而國際貨幣基金應該以過渡性的信用貸款支援高負債國。
　
經濟與政治的拉扯

　這樣一個穩定的金融秩序帶來空前的經濟繁榮。在接下來的二十五年，西方工業國的經濟成長了三倍。而且因為資本自由流動受到限制而達到的貨幣穩定，加快了貨品貿易的自由，其成長率已如同在一九一四年之前。
　不過，這個系統仍然潛存著失敗的因子。當所有的貨幣都和美元有固定的匯率時，基本是相信美國的貨幣政策不會因為美國本身的利益而隨意改變。但隨著越戰的擴大，迫使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森自一九六九年開始，用印鈔機去償付軍備的負擔，因而使全世界泛濫著便宜的美元。與此同時的是，英國政府資助建立一個不受控制、當時所謂的歐洲資本市場。
　美元的通貨膨脹和流動資金的再度活躍，沖垮了這整個系統。一九七三年三月，歐洲共同體和美國正式讓此一貨幣政策走入歷史，美元的兌換匯率不再受限制。那就是促使今天全球網狀化金融業光輝成長的開端。在它電子化組織的世界市場中，所有國家的命運因此被決定。
　當時美國中央銀行聯邦儲備局的總裁柏恩斯（A. Burns）曾警告說：「金融市場的釋放一定會帶給人類更多的貧窮。」果不出其然，二十六年間，八十七種貨幣崩盤，一個血腥的明証。四○％的世界經濟在衰退中。
　加登（J. Garten），前克林頓政府經濟政策的領導人之一、今耶魯大學的院長，曾對於世界市場的強力開放評論說：「我們一下子走得太快太遠了。在這場遊戲當中，無疑地存在著一種傲慢。」
純粹市場導向的全球化的策略肯定是失敗了。全世界可以跟隨著美國的模式蛻變的想法，確實是太簡單了。但是怎麼樣可以更好呢？
早在一九三○年，類似的問題即被提出。「在經濟上，世界是一個統合的行動整體，但政治上依然是分立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甚且總括地說：「在這兩種反向發展的緊張關係中，已經使人類生活不斷地在瓦解、崩潰。」
　六十九年後，同樣的分析仍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人類又再次地坐在全球經濟和國家政治之間的陷阱中。而全球的經濟政治菁英們對此問題仍束手無策，只能搖頭說：「地球村矗立在火中。」「全球化的結果毀滅了它自己。」
　世紀末人類全球一體化的將來是未知的，就如同世紀初一樣。我們必須採取一個相反的方向，它不僅僅能夠使資本主義為投資人和企業家獲利，更可以為大多數人帶來好處。
（本文作者哈勞德．舒曼為《明鏡週刊》資深編輯，著有《全球化的陷阱》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