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的未來 — 前瞻台灣

站在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的當口，你可曾想像二○一○年的台灣，會呈現什麼圖像？以下是根據目前政府各部會正推動的重大政策中，所推演出來的、可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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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高速鐵路，已經起跑多年了。每天有三十萬人次往返台北、高雄間，一趟只需九十分鐘。那時，台中人可以下班後搭高鐵，來台北國家音樂廳聽演奏會，再搭最後一班高鐵回家。台北、高雄間商務旅遊，也可以半天來回。
　下一世紀的小孩，不再有機會做「拒絕聯考的小子」，因為高中、大學聯考早已廢除。教育越來越自由化，過去幾年來以年平均一○％漲價的大學學費，還會繼續上漲。有人擔心，教育會不會變成有錢人的專利？因應終身學習，也有三○％左右的成年人，在大學或社區大學繼續學習。

農業進入黑夜時代

　二○一○年，令人懷念的米酒一瓶二十四元的歲月，早在十年前已成過去，因為台灣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所有進口產品幾乎都降了價，但是台灣農業的黃昏，是真正走到黑夜了。農村凋敝、農田面積減少、農民數量更少。
　不過，民眾洽公會比今日更方便，因為政府已經電子化了。報稅、申請戶籍謄本、申請換發駕照等，通通都在網路上進行，又快，又不用出門。
　二○一○年的老人也有福了。因為國民年金開辦，每人每月都可以從政府領取一萬多元的老人年金。不過，年輕人就笑不出來了，因為薪水袋變薄了，除了扣勞保（公保）、健保，還要再扣老人年金保險。至於當他們變老年時，可能政府已破產，根本發不出錢讓他們養老。
　二○一○年，國民所得可望達二萬多美元。電子相關的高科技產業會創造一半以上的出口值。很多高學歷的人不一定可以找到高薪工作，失業率還會盤旋在三％上下。
　政治上，反對黨中可能已有人當過總統，鄉鎮選舉已廢除。但是惱人的黑金政治，卻可能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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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圖像，可說是在台灣現有的基礎上繼續往前走——更國際化、更現代化、更民主化、更高齡化。其中有好的，也有令人憂心的一面。
　二十世紀的一百年，台灣從一個沒沒無名的蕞爾小島，變成今日世界第十四大貿易國，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居世界第十九位，外匯存底世界第三。「過去國人曾經夢寐以求的，現在已經擁有，但是我們失去的，恐怕是天長地久——，」行政院經建會在一份報告中，總結過去一世紀的台灣發展。
　例如，我們得到經濟成長，卻一點一滴失去了美麗的環境資源。我們得到民主自由，卻失去了社會秩序，黑金掛帥。我們已經衣食無虞，卻敗壞了治安、倫常、家庭功能。「如何排除上一世紀發展留下來的『哀愁』，實現未來的『美麗』，」經建會認為是未來台灣的主要挑戰。

迎向國際標準

　迎接二十一世紀來臨，台灣有些什麼挑戰？面對即將來臨的一百年，我們又該有些什麼期待？
　綜合許多台灣意見領袖、政府官員的想法，二十一世紀台灣的重大挑戰可分為對外與對內。
　對外，如何持續保有台灣競爭力及因應中共的挑戰，是最迫切的。
　對受中共打壓、沒有太多外交空間的台灣而言，經濟實力一直是台灣活躍於國際舞台上最重要的籌碼。
　過去十多年來，由於台灣是世界第十四大貿易國，又在東南亞許多國家是最主要投資國，使得台灣可以繞過外交途徑，與各國建立以經濟為主體的實質關係。
　李登輝總統在其著作「台灣人的主張」一書中指出，下一世紀台灣在拓展經濟為主體的務實外交過程中，同時必須努力的，是將經濟提升到「國際標準」。所謂國際標準是指，適應自由競爭的全球市場。例如台灣要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享受一年七、八百億增加的出口產值。相對的，國內的進口限制也必須取消，國內產業，尤其是農業，如何調適就必須提早規劃。

知識型產業價值鏈

　國際標準，尚包括日益嚴格的全球環保標準。未來產品本身或生產過程不符合國際環保法規、公約，就可能遭受進口國的抵制。甚至一國國內的人權指標，也會是影響將來全球貿易的一項重要因素。
　幾年前與政府大力合作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的理律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徐小波，近一、二年有了新的關懷重點。他帶著一份推銷台灣成為下一世紀知識型產業的講稿，從台灣演講到世界各國。按照他的「理論」，台灣其實有一個非常好的價值鏈，只是現在沒有好好連結起來，若是能連成一串「珍珠」，那台灣在下一世紀發展不可限量。
　在這個鏈上，台灣已有很好的創業精神，有大企業、很多中小企業，也進行不少研發投資。但在過去，政府的研發成果很少為企業所用，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不太有關係，一百多家創投公司雖然投資高科技產業，但重點放在「把小雞孵成大雞」。亦即投資已經可以商品化的技術、產品，把它從出生期，培養茁壯。
　徐小波認為，台灣應該將這些優點再改善，適合未來需求。例如，政府研發成果可以鼓勵民間多多使用。尤其鼓勵投資公司到世界上找第一流的實驗室，投資尚在研發、還未商品化的技術，使台灣未來能掌握世界一流的技術，都是可以努力的重點。

台灣要開專門店

　經濟部長王志剛在接受採訪時則表示，台灣二十一世紀的產業發展策略，應該是走向差異化。因為台灣是小經濟體，「不可能像大百貨公司，什麼都賣，所以我們要走專門店路線。」例如，發展高科技業是台灣的既定政策，但是，也要集中在台灣有專長的發展，「一旦發展出來，具爆發性，別人要追上你，也很困難，」王志剛指出。
　台灣另一大難題則是兩岸關係，要如何保持和平，維持台灣安定。
　根據陸委會副主委林中斌預測，兩岸關係，「二○一五年以後，長期樂觀。二○○五至二○一五年，中期不確定。現在到二○○五年，短期悲觀。」
　林中斌曾旅居美國二十九年，一直未申請美國護照，在美國是頗受矚目的兩岸問題專家。據他分析，從過去各國發展的經驗，國民所得在七千美元之後，社會、文化、政治會慢慢改變。以中共的發展速度，在二○一五年之前，沿海各城鎮應可達七千美元的生活水準。因為經濟成長，將帶動大陸往民主方向走，兩岸打仗的機會因此會少很多，因為一九四五年之後，民主國家間沒有發生過戰爭。
　但令人憂心的是，大陸自從一九八○年代中期開始發展資訊戰的能力（Information Warfare），若發展成功，那將可以不費太多兵卒，就能撤底催毀台灣的指揮中心、人造衛星、汽油管路、電子網路等，使台灣癱瘓。「就會逼台灣坐上談判桌，這是我最擔心的，」林中斌指出。
　因此，林中斌建議，台灣除了建立軍備之外，也應該建立防禦的民防與心防，交通、社會也都要有能應變的能力。
　對內，在二十一世紀台灣最迫切的，首先應該是從「量」轉到「質」的提升上。質的提升，其實包括生活品質、人文關懷、人民快樂與否、環境品質改善等。

為什麼那麼多人不想活？

　經濟學家、又擔任經建會副主委多年的薛琦表示：「國民所得成長多少，我早已不在意了，當國民所得變成三萬美元時，又如何？不就是現在美國人的生活。應該在意的是十年後國人生活品質如何。」他認為國力競爭，其實到最後是生活品質、人的文化水準的競爭。
　身為國家科技發展推動者，國科會主委黃鎮台最喜歡強調的，是如何在科技中注入人文關懷、尊重他人之心。他表示，科技可以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帶來經濟成長，但是台灣人民似乎對於科技的重視，甚於關心周遭環境的變化、甚於關懷他人的際遇、也甚於培養自己的精神生活。這樣就忽略了科技的目的，其實是在提升人的價值。
　準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在接受訪問時也表示，台灣死亡原因中，自殺排名世界第十名，「大家為什麼不想活？特別是二十五歲到四十四歲的人中，自殺是這個年齡層中死亡原因第四位。這就是台灣的問題：台灣人，不快樂。」
　因此，在下一世紀如何讓台灣人的生活更快樂、更有人文、品質感，比看表面的經濟成長、科技進步更有意義。
　另外，影響競爭力甚巨的政府行政效率，也是台灣迎接跨世紀的一大挑戰。
　建立「小而美」的現代化政府，因應快速變遷的世界局勢，可說是世界潮流。例如，中國大陸已經計劃將四十多個部會，簡化為二十九個，日本也正在精簡政府層級中。

縮短一半洽公成本

　自從一九八○年代起，台灣民間活力釋放、企業衝勁大大提升後，一向走在人民前面的台灣政府，開始讓人民覺得效率差、速度慢。開發、設廠案件，動輒審查超過三、五年，要蓋數百個章。一般人民申請案件，也要跑好幾趟，不斷補件。
　事實上，這一年來，除了精省外，政府已經在努力縮短作業時間、流程簡化。剛上任的教育部長、前研考會主委楊朝祥，在主委任內接受訪問時指出，政府行政革新的目標之一，是在公元二○○一年時，縮短人民一半的洽公成本。
　在二十一世紀，台灣另一大內部問題，則是家庭結構解體，高齡化社會來臨。這其實也是所有已開發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困境。
　台北市民的離婚率已經是每三對夫妻有一對離婚，位居亞州最高。而台灣育齡婦女生育率已經從民國七○年的二．四六人，降低到民國八五年的一．七六人，未來還可能再下降。
　專研「社會未來」的淡江大學未來研究組副教授陳孟貴指出，因為離婚率高，子女數少，台灣家庭結構解體勢所難免，未來多元家庭結構將成主流。例如，一人家庭、二人家庭、同居家庭、離婚後再婚的合成家庭、老人家庭等。過去一度是台灣的核心家庭結構——一對夫妻帶二個小孩的家庭，將慢慢減少。
　台灣六十五歲以上老人也將在民國一百二十年之後，達二○％左右。如何在財務、保健、第二春規劃上，因應未來高齡化社會，是現在台灣就應該準備的。

不再根留台灣

　當然，台灣還有許多挑戰，例如環境破壞、泛政治化、國會亂象、政府財政日益惡化等。
　一位不願具名的知名人士即指出，台灣最大的問題在於許多有權力、有影響力、有知識的人，根本沒有永續經營台灣的決心。他們財產在國外、子女在國外，只有自己的事業、賺錢在台灣，「好像到了他們這一代為止，就不再根留台灣了。連李登輝總統都把年紀小小的孫女送出國讀書，這會在民間起什麼效應呢？」
　帶著過去一世紀的經濟成長、第十四大貿易國的成就，也帶著許許多多的挑戰、危機，再過一百八十天，台灣就要進入下一世紀了。
　但是整體而言，台灣不像新加坡政府，早在一年多前就由總理吳作棟發起，動用全民創造力，一起為二十一世紀的新加坡描繪願景、擬定策略（見一八七頁）。雖然台灣二千年總統大選的話題熱熱烈烈，但是對於下一世紀台灣的發展藍圖與方向，卻是不明與混沌，大家各彈各的調，各唱各的詞。
　對於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期望最大的人物之一，應該是常被喻為「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在接受天下雜誌訪問時，他表示二十一世紀，台灣有希望成為世界的「新興民族」，就像十三世紀的蒙古，十八、九世紀的英國，二十世紀的美國，對人類有重大貢獻。不過，台灣必須透過中國市場，在中國產生強大的經濟力量，再間接影響世界。
　許信良的期望，許多人質疑。尤其中共在外交上封鎖台灣，若台灣在經濟上太過依賴中共，對台灣的安全是否會產生危機？

不連續的未來

　台灣的未來，是否可以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根據未來學的理論，未來其實是可以規劃的。淡江大學未來研究組組長林志鴻指出，在一九七○年代石油危機之前，人類對於未來的觀念是，過去加現在，等於未來。但是，在石油危機之後，人類開始警覺未來是不連續性，而且未來是有許多不可測的可能性。否則，為何一九七○年代，突然出現石油危機？又為何當世人都看好亞洲發展時，一九九七年出現亞洲金融風暴？
　「這種想法，使我們在思考未來時，要先想想我們要的是怎樣的未來，而為了那個目標，現在要怎樣做準備。這就是所謂主動的未來，就是現在怎麼做，未來就可能怎麼樣，」林志鴻指出。
　未來，多少是台灣可以掌控的。要怎樣的未來，現在就怎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