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督府尋覓新方向 — 殖民退位　威權放手

　一九九六年，曾經被無數次閱兵大典深刻踩踏記錄的、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正式更名為凱達格蘭大道。
　入夜，這條以原住民為名的大道上，燈火燦爛，舞樂狂恣。
　像嘉年華般，台北市長陳水扁領著一群青少年，在這條昔日的「權貴大道」，一起飆舞。台北，趕在二十世紀的尾巴，追逐世紀末的華麗。
　很難想像，就在二十年前，這裡還是一個令人膽戰心驚的威權象徵。
　一九七五年，一位北上奮鬥的嘉義男子，因為台北居、大不易的生活壓力所致的「南部人的失意苦悶」，半夜酗酒開快車，竟然失控撞到總統府前的階梯，當時憲兵一擁而上，團團圍住他，他不僅酒醒了，還嚇得全身發抖，以為犯了叛國罪。

元首廟堂，觀光勝地

　近年來，總統府逐漸成為人民示威請願最愛來的地方。
　一九九七年，當全球的眼光注視著香港回歸中國時，台灣卻被一樁社會新聞搞得坐立不安。
　白曉燕被綁架案，警方逮捕兇嫌拖延經年，震驚全台，教育界、文化界、中產階級，驚恐之餘，憤怒了！
　五月四日，以殘障作家劉俠為首，數十個自發的民間團體，齊聚台北街頭，以「認錯」為訴求，要求總統府認錯，為治安敗壞，向全民道歉。
　一個大腳丫的光影，赫然打在總統府的牆上，一種踐踏的象徵：代表憤怒的民意。
　世紀末的總統府，正接受全民另一次的檢驗。而總統府，也逐漸褪下威權的形貌，變成另一種觀光勝地。
　一九九五年元月二日，重慶南路總統府。入冬午後陽光和煦，一條蜿蜒的隊伍，魚貫進入總統府。
　這是世紀末的大解放年代，連總統府也可以成為旅遊的一站。
　百年來，台灣最高位階統治者的辦公室，一個最能震懾庶民心靈的機構，首度對百姓開放，反應熱烈。
　第二年元旦假期，又再一次開放。大門打開次數愈來愈頻繁，一九九六年，就開放了四次。
　完工於一九一九年的總統府，今年剛好八十歲。
　走入時光隧道，看看一世紀前，統治台灣的總督府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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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轟！——」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午時，台北的西城城垣，響起報時的午炮，這炮響震耳欲聾，連幾公里外的艋　（萬華）和大稻埕都聽到。
　那原本是總督府首度引進西方的報時制度，但聽在台北城民耳裡，卻彷彿戰火仍未終止的訊息，不免暗自害怕，膽戰心驚。
　二十天前，商人辜顯榮出城迎接日軍，讓日本兵刀不血刃地進入台北城。
　日軍入城進駐台北城十天後，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在清代的布政使司巡撫廳（今天的中山堂），舉行隆重的「始政典禮」，升起太陽旗，從此改朝換代。異族統治的最高權力機構總督府自此宰制台灣半世紀。

改朝換代，兩手策略

　五十年來，總督府以兩手策略，牢牢控制台灣：一方面是歐洲現代文明為範本的「文明開化」運動，帶給台灣人鐵路、電信、西式醫院、學校和工廠，打下台灣現代化的基礎建設。
　另一方面，卻以嚴酷的武力，鎮壓民族自覺運動，要台灣人斬斷漢人的種性，切斷和中國的一切文化淵源，同化為日本帝國主義下的「皇民」。
　那時台灣的衛生條件，距離現代化還很遙遠。傳染病盛行，一八九六年十月，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就職，台灣熱病已經蔓延到台北市，全島流行。
　乃木希典夫妻二人不僅同時罹患瘧疾，連乃木的母親壽子，也被傳染，來台灣不到五十天就病歿。
　於是衛生成了當務之急。蘇格蘭籍的巴爾頓應邀來台，設計出比東京還早的、台北市下水道和自來水系統。
　留德學醫出身的後藤新平，在八年多的任內，以現代化的科學的經緯度，丈量全台灣的土地，使今天台灣三百零九個鄉鎮在地球上的正確位置，於一百年前，就都已經標在地圖上。
　一八九九年，他更進行台灣有史以來最早的「政府再造」，一來就裁員了一千零八十名總督府的冗員。
　「鈴！——」十月到隔年四月的寒冷季節，每天中午，總督府的警衛對時搖鈴，通知官員，下午的班開始上班了。其他炎熱季節，則只要上午上四個小時的班，但是不能遲到。
　後藤新平嚴格要求總督府的紀律。他凡事強調精簡效率，大幅裁撤地方官制，不適任，就免職，使得總督府加速新陳代謝。
　上行下效，總督府又引進西方的度量衡、時鐘，慢慢向民間擴散使用，改造台灣。台灣人開始有守時觀念。
　「我要照生物學的原則治理台灣，」後藤新平如是說。
　意圖長治久安，殖民政府聘請建築師長野宇平冶設計、興建威權雄偉的總督府大廈，從一九一二年六月一日開工，一九一九年三月完工啟用，一共耗時近七年。
　這座西歐「文藝復興」式、朱紅色的建築，外觀結構看起來是一個「日」字型，屬於五層樓的建築物，樓高六十公尺，「是台北市的地標，」青少年時因為家住新莊，經常往來淡水河兩岸的作家鄭清文說。
　整個總督府充滿了「國家意向」象徵：以垂直線條構成，整個視覺焦點集中在正中塔樓。塔樓三十公尺、九層高，原來是掛日本太陽旗用的。
　堅實的造型，象徵日本殖民政府的決心：樓身多用當時仍是稀有珍貴的鋼筋混凝土結構，部份混用磚石，外圍以紅磚和灰泥搭配精緻簡潔的雕飾，充分塑造出威嚴的氣勢。
　「小時候，常在吃完晚飯後，往總督府方向看，知道那是台灣最高的權力中心，」日後當過台北市長、交通部長的高玉樹回憶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總督府。
　治台初期，日本除了鎮壓反抗軍外，對一般人民採取安撫手段，對台灣人原有的風俗習慣不加干涉，但是進行土地測量、建立流通網路，清查戶口，奠定法治基礎，也設立各種殖產專賣制度，包括大量專賣鴉片、鹽、樟腦，這些成為總督府最大的財源。
　一九三五年，總督府更轟轟烈烈舉行「始政四十年紀念博覽會」，連當時福建省省主席陳儀，都來台參觀，印象深刻地說：「台灣比我想像中進步。」
　誰也沒有想到，二年後，日軍在北京近郊蘆溝橋發動侵華戰爭，在南京展開大屠殺，中日戰爭一打八年，台灣成為日軍南進基地，總督府也成為加速台灣人民皇民化、徵募台灣人當軍伕（南洋戰場的炮灰）、捲入二次世界大戰的最高指揮所。

戰爭記憶，摧毀威權

　一九四五年開春以來，台北的上空，一架架美國B—29軍機，不曾停止過攻擊台北。
　五月三十一日，炸彈終於命中總督府，炸毀了統治者的權力象徵。
　那年十三歲的小說家鄭清文，每天從新莊通車到大稻埕上初中。一天，抵達了學校後，才發現，因為空襲宣布停課；而且因為空襲，公車也停開了，鄭清文只好走路回新莊，當他們一行青少年走過台北橋到了二重埔時，突然淡水河彼岸，空襲巨響，「轟！——」的把總督府炸成一片火海。
　「整個天空都染成紅色的！」半世紀後，鄭清文記憶猶新。
　總督府被炸毀消息，傳遍整個大台北。八月十五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投降。
　戰後，台灣島滿目瘡痍。
　曾說過佩服台灣的話的陳儀，在台灣光復後，當上台灣最高統領的行政長官，因種種猜忌、不平而釀成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不幸事件。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生死邊緣，共黨南渡長江，金融崩潰。蔣中正總統引退。
　同年十月，中共成立政權，國際間一一承認。
　十二月十日，蔣中正飛抵高雄，一九五○年三月恢復行使總統職權。

總督府變成總統府

　這時遷移來台灣的軍民及知識分子，約二百萬人，使戰前五百八十萬人的台灣，一口氣增加到七百九十萬人口（包括六十萬名軍人），被戰爭摧毀、百廢待舉的台灣，生計壓力沈重。
　總督府改名為總統府，從殖民地的最高權力機構，變成中華民國的元首辦公室。大陸的中央政府體制，也搬來台灣。痛定思痛，蔣中正希望台灣能成為復興大陸的基地。
　堅定的反共立場，「漢賊不兩立」的決心，使蔣中正帶領台灣，對抗共黨，也使台灣免於走向和越南、海南島一樣被共黨赤化的命運。
　因為戒嚴令頒布，台灣施行「動員戡亂時期暫行條例」，由總統府所下達的「思想綏靖」的意志，徹底壓抑了那時剛冒出芽的草根民主。
　一九五八年秋，中共炮轟並封鎖金門，經過艱苦奮戰，八二三砲戰勝利後，蔣中正帶領的中央政府，才站穩台灣這一「反攻基地」。
　八二三砲戰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奉艾森豪總統知命，曾要求蔣中正放棄防守金門馬祖，建議以提供美軍十個步兵師裝備為代替條件，因為這兩個中華民國政府視若兩隻眼睛的小島，「會惹禍，」杜勒斯那時對台灣暗示，海峽兩岸會因爭奪金馬而開戰。
　蔣中正一口拒絕了：「軍隊控制權在別人手裡，算什麼國家？」
　雖然那時，國防預算佔國家總預算的七成。但是「保衛復興基地——台灣」的決心，勝過一切。
　而在臥薪嘗膽的年代，蔣中正不惜鉅資實施九年國教，著眼點在於：強化國力，必須先從培養人才做起。
　當時他曾對省教育廳長潘振球說：「惡補太厲害，小勇（蔣孝勇）的功課也太重了！」
　一九六八年秋，九年國教正式實施。第一屆國中生正式踏入中等教育之門。
　因為國民教育水準提高，人才增加，加上正確的財經政策領導，工商業蓬勃發展，因此一九七○年代以後，台灣和大陸的距離愈拉愈大。
　一九七一年，聯合國以七十五票對三十五票，通過阿爾巴尼亞的排我納共案。
　十月二十六日，台灣宣布退出聯合國。當天，蔣中正的清　的臉孔，出現在電視新聞上，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我們國家並不操在聯合國，而操在我們自己手中，……只要自強不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們動搖。」
　那時，電視已經從黑白進入彩色畫面，但是在國際陰霾的氣候下，很多人注意到的只是蔣中正沈著、不帶著激動火氣的勗勉文告，以濃重的浙江口音說出，「慎謀能斷，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成了多年來台灣自我激勵的口號，與街上到處可見的標語。
　次年，蔣中正之子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一方面推行十項行政革新，展開肅貪；另方面，大力提拔青年才俊從政，包括引進農經博士李登輝入閣。同時，推動十大建設，海外留學生大批回國，投入「今天不做，明日後悔」的基礎建設行列，許多年輕人紛紛創業，共同塑造成了台灣經濟起飛的黃金歲月。
　但自總統府向外看，台灣的外交處境日益受困，美國撤出越南，高棉、越南淪亡。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在風雨交加的深夜，蔣中正在士林逝世，離開了領導二十六年的台灣。

父子兩代，典範轉移

　一九七八年，六十七歲的蔣經國繼位總統。
　重慶南路上的總統府，有了不同的組織文化。昔日蔣中正的開場白：「全國軍民同胞們……」取代的是在每年國慶閱兵的主席台上，蔣經國微胖而親切揮手的身影：「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
　但蔣經國甫上台，外交卻荊棘遍布。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晚，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接到國務院指示：卡特總統將與中華民國斷交。凌晨兩點半，蔣經國總統被喚醒告知。
　台灣陷入空前的激動。激動的愛國青年，丟雞蛋、番茄，有人還拿了標語、木棒，擊破首席代表克里斯朵夫的車窗玻璃，擦傷了安克志大使。
　次年，高雄爆發爭取台灣獨立、群眾與鎮壓軍警衝突的美麗島事件。在總統府，蔣經國接見了從美國專程返台的作家陳若曦，聽從了她代表海外學人余英時等聯合簽名、呼籲應該避免衝突擴大的勸告，親自南下高雄了解美麗島事件的狀況，甚至要求搭高雄計程車了解實況。
　事後軍法審判公開舉行，黨外領袖被判刑入獄，但許多當庭辯護的律師接棒，推動台灣的反對運動，爭取自立，社會上要求權力移轉的壓力升高。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進黨在圓山大飯店正式成立。當天國民黨的決策階層，普遍主張要抓人。傍晚六點，蔣經國召見宋楚瑜，告訴他：「抓人不是辦法！」
　糖尿病纏身的蔣經國，身體狀況逐漸變弱，或許已經感受時不我予，他也急速的推動一連串政治改革。
　一九八五年行憲紀念日，他公開宣布，「下一任總統會依照憲法產生，」他的家人「不能也不會參加競選，」中華民國也不會以軍政府統治。
　一九八六年，國民黨三中全會宣布「六大革新」，研究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充實國會等議案。
　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開放外匯管制。十一月開放大陸探親。雙管齊下，一方面為民主憲政鋪上軌道，另一方面為中國統一預留前途。十二月，在《天下雜誌》的專訪中，他重申，「改革的步子一定不斷前進……在我們決心積極革新的年代，大家對各種事務的看法，不能只顧眼前，要多展望將來。」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二日，下午三點五十五分，蔣經國病逝。幾小時後，副總統李登輝宣示繼位就職總統。
　這是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才會有的元首輪替的常軌，經過戒嚴四十年的台灣，卻能運作平穩。

本土子弟，國家認同

　一九八八年，《時代雜誌》以「本土子弟」（Native Son）的封面標題，突出李登輝當封面人物的神采。
　李登輝總統主政十一年，這段時間也是台灣徹底解放的年代。總統府裡營造了很不一樣的政治文化。
　一九九五年四月，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出版《台灣紀行》，書中報導的李登輝的一句話，引起台灣朝野軒然大波：「司馬先生，我到二十二歲為止也是日本人呀！」
　這句話，和「身為台灣人的悲哀」的論點，引起各政黨針對「國家認同」的爭辯，迄今不休。
　而從日據時代就力爭的「認同」問題，此時再度浮上檯面。只是，八十年前，文化協會等團體爭的是文化、族群的認同，今天，強調的卻是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政治認同。
　李登輝時代，以台灣為中心的認同，成為顯學。而李登輝也不忘隨時彰顯「台灣優先」的政治立場。
　「李登輝的時代，的確是一個打造新國家的時代，」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所研究員錢永祥認為。
　而經過多年近距離的觀察，考試院長許水德總結半世紀的三任領袖，說：「蔣中正總統保衛台灣，蔣經國總統建設台灣，李登輝總統經營台灣。」
　一九九六年三月總統大選前夕，中共發射導彈飛彈，進攻台灣，舉世震驚，卻不料激起台灣人同仇敵愾的情緒，反而使李登輝以五四％過半數的選票，贏得壓倒性大勝，成為中國有史五千年以來第一位直接民選的總統。
　台灣的民主自由受國際肯定，許多盛讚李登輝民主成就的國際媒體，稱他為「民主先生」。
　但是，台灣的民主，仍有殘缺污點。
　黑金橫行。一九九六年冬天，桃園縣長劉邦友在公館被槍殺身亡，三年來無法破案。
　立法院裡，有財團、黑金的背景的立委，極力爭取司法、財政等委員會的召集委員。
　總統府對這一切無言。
　一九九九年初夏，還有一年的公元二千年總統大選話題，已經熱了好幾個月。下一位進駐總統府的競賽，熱鬧開跑。
　五月十九日，總統府記者會。穿過鋪著紅地毯的總統府內，在布袋戲的穿插下，新聞界聽到：已經宣佈不再連任的李登輝再度提到《台灣的主張》，希望在大中國的「七塊架構下」，台灣也有一塊經營的空間。
　一如五年前他出版《經營大台灣》的主題，台灣獨立自主的國格的訴求，一直是李登輝的堅持，和他對抗彼岸中共威脅的利器。
　卻很少人真的問：總統的頭家——人民，到底要什麼樣的總統？而生為台灣人的幸福，內涵又是什麼？
　朱紅、巍峨的建築依舊，台灣世紀末的迷惘依舊。
　一九九七年，中產階級的五○四大遊行，逼得總統府認錯後的下一步，台灣的領導人應該把台灣帶往哪裡？人民殷切地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