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醫院　生命科學開新窗 — 台灣人的第一志願

　一八九五年六月，日軍進入台北城，不料，卻集體上吐下瀉，出現水土不服的症狀。軍醫診斷是，染上「台灣熱病」。
　早在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侵台日軍已在恆春遭受熱病侵襲。平均每位官兵罹病兩至三次，「連軍官都病倒，甚至本地製造棺柩的木工也生病，」日本軍醫落合泰曾如此描述。
　日軍佔領台灣之初，熱病即是日軍的頭號殺手。根據日軍統計，傷兵總數四八○六人，其中只有一六四人陣亡，其餘都是因罹患統稱「台灣熱病」的瘧疾、霍亂、赤痢而死。
　一八九八年，日本將醫療衛生改善，列為殖民政策的第一優先。所有官方醫院，皆屬台灣總督府直轄。「台北病院」改名為「台灣總督府台北醫院」，為台大醫院的前身。

台灣菁英的匯集

　第一任台北醫院院長山口秀高認為，台北醫院未來必須發展醫學教育，培養台灣籍醫生，以補醫師數量的不足。山口秀高當時就企圖建立一所比得上日本醫學部的水準的醫學校。
　這個努力沒有落空，醫學校的名聲，首先在台灣打響。
　當總督府醫學校前幾屆學生，畢業紛紛成為名醫，各地父老紛紛鼓勵「公學校」畢業的台灣子弟，報考醫學校。
　醫學校第六屆畢業生（一九○七年）葉在淵，還記得當年，在斗南公學校校長的百般請託下，未曾離家的鄉下小學童，由日本警察扛著步槍，從斗南一路護送上台北應考。遠在台南、高雄、屏東、台東各地的學子，也是翻山越嶺，進「京」赴考。那時每年應考人數有五、六百人，但是只錄取六十、七十名。
　這股崇尚學醫的風氣，促使台灣醫學教育水準不斷提高，從醫學校、醫專、再到大學醫學部，學生素質甚至領先東京帝大。以至於，日本學生也聞名而來。
　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任部長三田定則，以發展全日本第一的醫學部為職志。他常強調：「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教授群是日本第一，醫學生當然應該是全日本第一。」
　一九三六年，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次招生，除了台灣人外，還有日本高中畢業生遠渡重洋來台考試。當時，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新生錄取率是五五．六％，台北帝大的錄取率只有三九．二％。
　吸引了各地菁英學醫，台灣醫學研究快速起飛。

與世界並駕齊驅

　一九○三年，台灣醫學會議第一次在台北醫院舉行。台北醫院院長高木友枝致詞：
　「今天我們雖然缺乏完善的研究設備，但是在科學史上有其實證，埋首在滿是塵埃的環境，卻能致力於真理的闡明。設備不完備當然在研究上必然有所不便，但也不能做為絕對沒有辦法研究的藉口，巴斯德發明狂犬病接種法之時，巴斯德研究所還不存在。台灣雖然沒有良好的設備，不過研究材料是很豐富的，希望將來能和各位共同努力，……」
　這個語重心長的願景，二十年後實現了。在簡陋的研究環境中，利用台灣豐富的研究材料，許多本土醫療困境，有了重大突破。
　鴉片毒癮第一個被解決。
　一九○○年九月，根據日本政府調查，台灣的鴉片癮者，高達十六萬九千零六十四人，每一百人就有六人吸食鴉片。當時，台灣人稱鴉片為「黑米」，由此可見台灣人對鴉片依賴之深。
　台灣醫學校第一屆畢業生杜聰明，拿到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在二○年代回到台北。
　杜聰明是第一位在總督府醫事專門學校教書的台籍教授，他選擇了當時危害台灣人健康最嚴重的毒理研究，為主要的研究領域。
　杜聰明發明鴉片戒斷法，幫助台灣人脫離毒害；還有從尿液判別是否吸毒的檢測方法，至今仍為國際緝毒小組所使用，是台灣醫學研究對世界最早的貢獻之一。
　持續本土研究的傳統，七○年代被稱為「台灣國病」的肝炎，也在台大醫院的努力下，找到預防方法。
　當時從美國來台灣研究肝炎的醫師畢思理指出，台灣每六人就有一人帶有肝炎病原。衛生署資料也顯示，一九八二年台灣地區B行肝炎帶原比例，高達一五∼二○％，高居世界第一。
　台大醫院結合宋瑞樓、畢斯理以及陳定信等數位醫生的努力，投注二、三十年時間的研究，發現罹患肝炎的主要原因｜母子垂直感染，以及導致肝癌的治病機轉。因此，自一九八三年開始，台灣每個新生兒，一出生就要接種B型肝炎疫苗，減少日後罹患肝癌的危險。

美援援助

　光復後，在社會重建中，日據時代就扎下良好根基的台大醫院和醫學院，因美援挹注，研究水準攀上新巔峰。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美國向台灣大學租借台大醫院醫護宿舍二十年，成立「台北美國海軍醫學研究所第二單位」，做為研究東南亞的熱帶醫學研究中心。
　曾任台大醫學院院長的謝維銓，描述那時的豐沛資源︰各科部研究室的設備，可媲美當時美國本土的著名研究所，甚至重點研究室。所有實驗用藥、耗損性器材，以軍用品名義源源供給，迅速無缺。
　一九五八年，台大醫院的小兒科、內科、外科等主治醫師，陸續進入研究所學習，並透過美軍圖書館資訊系統，汲取到東南亞、美國乃至全世界的醫學新知。
　更多資源，帶來更豐碩的成果。
　小兒科醫師李慶雲，擔任美國海軍第二研究所研究員時，就研發出日本腦炎死病毒疫苗及日本腦炎弱病毒疫苗，以及李氏痲疹疫。
　美軍研究所也促使日後台大醫生轉往到美國進修。使得台大醫院的醫療水準，不僅創下多數台灣第一、亞洲第一，還直逼世界尖端。

醫術享譽世界

　一九七九年，兩歲的連體嬰忠仁、忠義，從高雄來到台大醫院。腹部相連的兩兄弟，脊椎越來越彎曲，結腸巨大的情形日漸嚴重。台大教授洪文宗判斷，「如果不及早分割，兩兄弟不可能活太久。」
　連體嬰分割，在當年是極高難度的挑戰。在忠仁、忠義之前，全世界只有三次類似病例的開刀紀錄，而且成功率僅有五○％。
　台大的成敗彷彿台灣的成敗，當時媒體幾乎天天追蹤事件的發展。
　為求萬全準備，開刀前兩天，台大醫院利用藝術家謝孝德雕塑的連體嬰模型，模擬分割手術。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三十六位來自台大醫院小兒科、骨科、泌尿科、皮膚科、一般外科及心臟外科的醫師，接力進行了一場近十二小時的手術。
　台灣似乎也屏息了十二小時。當忠仁、忠義的分割宣告成功時，台大同時通過嚴苛的醫術考驗，台灣醫學也被推向世界頂端。
　做為台灣醫術醫德的典範，百年來努力跟上世界的台大醫院，並沒有遺忘台灣偏遠地區的需要。
　一九三一年冬天，一群穿著卡其衣的年輕人，闖入陌生的原住民山區。那是台大醫學生，正和穿著傳統服裝的原住民，一起划獨木舟，渡過日月潭，行向山中更深處。
　每年寒暑假，台大醫院都會安排學生到山區、鄉下行醫，或到衛生知識不足、觀念落伍的地區，宣導衛生教育，培養「鄉村醫師」的服務精神。
　老師也以身作則。
　一九七○年，台大醫院公共衛生學系陳拱北教授，帶領台大醫院醫師以及醫學院學生，在日軍登陸台灣的港口澳底，建立台灣第一個保健站｜｜澳底社區醫療保健中心。
　保健站受到地方居民熱烈歡迎。「如同當地的土地公一樣，深入每一個家庭，」當時擔任台大保健科主任的謝維詮形容。
　如今，鄉下阿公阿媽走路五分鐘就到的衛生所，就有群體醫療中心可以看病，也與台大醫院有關。

社會運動先驅者

　不僅培養出台灣醫學領域的菁英，台大醫院同時孕育出社會各階層的領袖人物。
　例如賴和，台灣新文學之父，杜聰明的同班同學。
　又如蔣渭水，台灣社會運動的「第一領導者」，日據時代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
　三十歲的蔣渭水就寫下「台灣診斷書」，指出台灣人根本的毛病在智識上的營養不良。為了治台灣人的病，蔣渭水投注一生在提升台灣文化。
　自蔣渭水以來，醫生一直是思想活躍、走在時代尖端的知識分子。也因此，台大醫院有許多醫生，被控思想觸犯刑法一百條，意圖顛覆政府，而以內亂罪身陷監獄，或下落不明。
　國民政府剛遷台時，對共產思想草木皆兵，當時台大內科主任許強，對新思想好奇，聽了一堂剖析共產主義的課，隨即被控為共產黨，判處死刑。
　台大醫學院的師生，沒有因此放棄追求新思想、新觀念。
　一九九一年國慶日，總統府前萬頭鑽動，台大醫學院門前，也在進行另一場大聚會。曾任台大醫學院院長李鎮源，以七十八歲的高齡，擔任「一百行動聯盟」的總召集人，發動廢除刑法一百條的靜坐運動。在奔走努力下，刑法一百條終告廢除。從此，台灣在國際上解除人權不佳的羞恥，台灣人奔騰的思想也得以開闊。

菁英代代學醫

　台灣菁英代代學醫的結果，社會逐漸形成一種價值觀：醫生都是菁英。
　一九一二年，日本人壟斷官界以及實業界後，台灣人要享有社會地位及高所得，更只有學醫一途。
　「日據時代，台灣保有第一等頭腦的人材，大都走上學醫這條路，」曾任台大校長的傅斯年說。
　歷史最悠久的台大醫學院，不管任何時期，都是學生攻讀的第一志願。
　即使教育部努力打破明星學校形象的現在，它仍是大多數第三類組學生，心中永遠的第一學府。
　百年來考上台大醫學院、當醫師，一直是台灣父母對子女的期待。
　「孫子，你去考台大醫學院！」一位藝文界人士回憶起小時候，父親期待家裡能出一個醫生，光耀門楣。當子女一個個都考不上醫學院時，現在，轉而將長久以來的希望，放在孫子身上。
　從斗六上台北念書、台大醫學系六年級的鄭宗岳，父親在他念國中時，就不斷鼓勵他將來學醫、考台大。
　台大骨科醫師侯勝茂，不記得何時立志行醫，只記得小時候和媽媽上台北玩，一定要「瞻仰」氣派宏偉的台大醫院。每次媽媽都會指著說：「這是全國最好的醫院，醫學院也是最好的……。」
　這種對醫生職業的嚮往和尊崇，例子遍布台灣都市鄉間。到如今，台灣鄉下仍習慣敬稱醫生為「先生」，醫生的太太為「先生娘」。

國家重要資源

　自一八九五年日本政府在台成立病院至今，不論軟硬體，台大醫院一直是台灣國家級的醫院。
　二○年代，新台北醫院落成。走進大門，走廊上貼著「禁止穿鞋」的告示 牌。所有人都要將鞋子或木屐換成拖鞋，才能踩上檜木鋪成的地板。
　費資二六七萬日圓、十年時間才完成的台北醫院，以三百個病床的規模，在東南亞排名第一大。
　每間病房，都面向南方，陽光和新鮮空氣，從天井和綠地中，流轉到每棟病房內。
　連續五十年，台大醫院都是台灣最現代化的醫院，直到七○年代，私立林口長庚醫院興起。
　在參觀長庚醫院落成啟用典禮之後，當年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十分驚訝私立醫院有能力興建現代化的醫院。一九七九年，已擔任總統的蔣經國，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上指示：「務必擴建台大醫院，為代表國家的最好醫院。」
　同樣費時十年完成新大樓興建，一九九一年九月夜晚，台大醫院西址的一千床病人，橫越中山南路，移往東址新院，完成世紀大搬遷。
　位在中山南路上，景福門旁的台大醫院新大樓，地下四層、地上十五層，總共有六千三百零九個房間。「光是門的鑰匙就重量數噸，廠商交貨時還用了幾部卡車載運，」前台大醫院企劃室主任韓揆形容新大樓的壯闊。

生命科學重鎮

　褪去古樸舊衣，台大醫院再度以最現代化的研究設備，前進生命科學的新世紀。
　在二十一世紀全球醫界看好的生物技術領域中，台大醫學院要整合其他學院的人才優勢，往醫學工程、生物技術領域上發展。
　「全台灣六○％的生化人才，都在台大的醫、工、農、電機學院。我們只要整合在一起，就會有力量。十年內，我們一定交出具體成果，讓台灣在國際生命科學研究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台大醫學院院長謝博生意興風發。
　有著一○四年歷史，以提升台灣醫學水準為己任的台大醫院，依然大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