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夢想比人大 — 傳統．傳說 ．傳奇

　星期天，下著小雨，廣場上卻熱鬧滾滾。
　十來個年輕人——染頭髮的、穿耳洞的，隨著節奏強烈的日本音樂，滿地滾動地跳美國街舞。
　廣場旁，是日系的新光三越百貨，對過去，是美系的華納威秀影城。來自台南的統一企業總部，正在設計規劃；來自香港的廣達電腦林百里，在附近訂了價值上億的新家……。
　這裡是「台北曼哈頓」——信義計劃區。
　「信義區是台北國際化的櫥窗，」淡江建築系副教授曾旭正指出：「各路英雄好漢都要來這裡搶個據點，否則就落伍了。」

台北夢

　離開信義區，上市民大道，不要十分鐘，就到了大稻埕碼頭。
　一百多年前，這裡就是全台灣最國際化的地方。
　一箱箱印著「福爾摩沙茶」的茶葉，從這裡運送到世界各地。來自各國的南北貨、布料，也從這裡進來，轉銷到台灣各地。
　活絡的國際貿易，帶進豐富的國際色彩。
　留學海外的台灣知識青年、駐台的外國使節、做國際貿易的外商洋行、鼓吹革命的中國知識分子、傳播西洋新知的外國學者、穿針引線的台灣買辦，在大稻埕跨步而行、聚會研商、競爭角力，引領風騷。
　從大稻埕精雕細琢的洋樓，到信義區的摩天科技大樓，百年來，儘管地貌巨變，但對來自各方的開拓者而言，台北，這個國際勢力沖激的盆地，都是個充滿無限可能的實驗場。
　「不論你追求什麼，台北都提供了最好的舞台，」貧戶出身、曾任台北市長、正角逐總統寶座的陳水扁強調，台北，是個國際都會，是個移民城市，很多人來逐夢：「只要努力，有熱情，就可以圓台北夢。」

吹牛大王

　世紀之初，因為常空談理想、在日本被嘲笑為吹牛大王的後藤新平，就在台北找到了舞台，實驗他的「模範殖民地」夢想。
　一八九八到一九○六年，後藤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全力打造新台北。他拆掉台北城牆，改成兩側各有三公尺綠帶的三線道；從蘇格蘭請來工程師巴爾頓，為台北挖築上下水道；設立台北醫學校，培養無數台灣菁英；建造堂皇氣派的總督府，成為台灣最高權力的象徵。
　「我想像的台灣首府，是支那市街，充滿泥濘的狹小街道，石板路參差其間，豚牛亂奔。然而一到台北，卻看見完全是歐洲式的清潔寬闊的街道，甚至比東京的馬路還要寬闊，」竹越與三郎在一九○四年來台灣考察時，對台北的現代化，不敢置信。
　殖民式的現代化，雖然將台北建設成有國際水準的都會，但其主要目的，是要服務日本的利益。透過嚴厲的警察制度，執行對台灣的經濟壓榨、政治壓制、文化壓抑。因而激起一九二○、三○年代，風起雲湧的台灣藝術、文化、政治運動。
　風雲際會的大本營，在台北。受過日本新式教育的第一代台灣知識分子，在這裡實驗西方的思潮，開拓本土的生機。
　在強勢的日本文化下，這批開拓者，塑造台灣的形象。
　一九二○年，日本帝展，一尊台灣原住民的雕像「山童吹笛」入選，作者是來自台灣的黃土水。這是台灣藝術家第一次入選帝展。在東京美術學校接受西洋技法，黃土水卻致力為台灣留下本土文化創作。他最著名的水牛雕像，充滿台灣鄉土的生命力。
　黃土水之後，更多留學海外的美術家如陳澄波、廖繼春、李梅樹、楊三郎等回台灣，成立台陽美術協會，帶動台灣新美術運動。

台灣文化運動

　在高壓的殖民統治下，這批開拓者，提出台灣人的主張。
　一九二一年，在台北醫學校畢業的蔣渭水等人奔走下，台灣文化協會成立，辦台灣民報、成立文化書局，一方面為議會設置請願，一方面舉辦各種演講，教育百姓。最高紀錄，一年三百多場演講，向十一萬多人宣揚民主自覺的理念。
　當時的台北，有來自全世界，從極左到極右的各種思想、組織。「那是個豐富的年代，整個台灣都在看台北，」靜宜大學中文系教授陳芳明指出，接受日本現代化教育的台灣知識分子，引進各種意識形態及政治主張，帶頭批判殖民帝國體制：「活動中心都在台北。」
　活動愈熱烈，日本殖民者的壓制也愈激烈。一連串的逮捕、鎮壓行動，加上隨後爆發的太平洋戰爭，台灣新文化運動，終於在警察的槍聲及盟軍的轟炸聲中，逐漸聽不清聲音。
　連音樂都是悲情而無奈的。
　「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無人看見，每日怨懟，花謝落土要如何？」
　鄧雨賢的雨夜花還在傳唱著，日本殖民者卻已戰敗。從中國大陸來了新政權，也來了新一批的開拓者。

風雨飄搖

　二二八事件後，白色恐怖的四、五○年代，活躍在台北的開拓者，不是暢談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而是來自大陸及台灣各地，為前途打拚的老百姓。
　一九四八年，剛從上海聖約翰大學建築系畢業的沈祖海，到台北來開始他的第一份工作。這個由他高祖父沈葆禎創建的城市，正風雨飄搖。
　在大陸工程工作的沈祖海，碰到一個事業的重要轉機——蔣中正總統官邸旁的小山丘，要做個防空洞，限時一個月完工。之前，工兵已經挖了十二天，土不斷掉下來。沈祖海接手後，把小丘剷平，用水泥做好防空洞，再把土覆上，果然在時限內完成。
　「老總統來看，第一個就問，有沒有人受傷。聽說沒有，很高興，馬上吩咐加菜，」日後創業，負責許多重大公共、民間工程的沈祖海笑著說：「從那以後，我們變防空洞專家，大官家裡蓋防空洞，都找我們去。」
　直到韓戰爆發，美援恢復，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台灣的情勢才穩定下來。此時，向先進國學習、以國際水準為標竿，成為建設台北的指標。
　四十二歲、剛競選台北市長落敗的高玉樹，考取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獎學金，到美國受訓。「這是黃金的機會，」曾經在日本求學、工作十三年的高玉樹，到了美國：「眼睛開大，學習的志氣很高。」他四處參觀、學習，看到美國的民主開明政治環境、落實的科學工業生產：「學習不少，決定後來的一生。」
　回台灣第二年，高玉樹當選台北市長，在他前後三任、十一年的任內，拆違建、淘汰三輪車、闢林蔭大道：「建設台北市如華盛頓、巴黎一樣，現代化都市。」其間辛苦很多，如一次拆違建時，高玉樹連西裝都被撕破了。

克難的都市

　違建，是四、五○年代，台北的重要地景，其中，又以中華路兩旁的攤棚，最為著名。
　一九四九年，台北市政府在鐵路東側，興建兩列竹篾搭建的攤棚，安置攤販。大陸來台的民眾、從台灣各地北上謀生的鄉民，又將攤棚向前、後加蓋成住所。就從這個簡陋的營生居所，開始打拚，建立家園。
　「坐在火車上，看到鶯歌石，過了淡水河，再看到一片違章建築，夾著西門町的鐵道拖曳而來，台北就到了！」「消失的起跑線」一文作者郭冠英，對當時的攤棚，有生動的描寫：「一排排的竹籬笆緊貼著鐵道，家家燒著煤球，熟悉的煤煙味，混著蒸汽火車的煤煙味飄進窗來，後院曬的衣服似伸手都搆得著，火車簡直就是擦身而過。」

發展的都市

　克難中，台灣慢慢從農業國，朝輕工業發展。一九五三到五六年，政府推出第一期經建計劃，鼓勵國人發展本土工業。一批台灣工業的開拓者，就從拆解、研究外國產品、作法開始，琢磨出台灣新經濟。
　內湖三陽電機廠的張國安，拆解日本、英國的磨電燈（靠腳踩輪子轉動來發電的車燈），讀遍所有能找到的資料，試驗再試驗，終於在一九五四年研究成功。
　「我將燈掛在車上，在工廠前三公尺寬的新明路上，來回地騎，心中興奮得無法形容。同時因為過去無數次失敗的經驗，我簡直無法相信成功的來臨，深怕燈光會在下一秒中熄滅。為了證明的確成功了，所以我騎了好幾個鐘頭，直到深夜三、四點，」張國安在他的自傳「歷練」中寫著。
　一心想建立民族工業的嚴慶齡，也靠拆解美製的報廢吉普車，在一九五六年國慶日，製造出國內第一部吉普車。美國《財星雜誌》報導說：「在不可能及不可信的情況與條件下，為自由中國創立了汽車工業。」第二年的「香車美人」試車活動，從中山堂出發，造成大轟動。

打拚的都市

　發展中的台北，提供鄉間移民許多打拚的機會。
　一九五七年，十六歲的陳森榮，帶著媽媽幫人洗衣服省下的三十二元，及一家子的期盼，從新竹香山到台北找頭路。出了台北火車站，陳森榮一間一間店問：有沒有要請囝仔工？從早上十一點，一直問到下午四點，終於在一家機車行找到工作。
　三年後，陳森榮就自己開店做老闆，兩年內，賺到一間店面，把全家都接來台北，一起打拚。那時候，陳森榮也不過二十一歲。
　「台北盆地像個碗，可以盛飯，代表錢放在台北守得住，」陳森榮說，新竹家鄉近山逼海，是個畚箕，錢財都倒到海裡去了：「台北又有淡水河，源源不斷把財富送進來，所以新竹人都要到台北才會發財，像吳火獅就是。」
　打拚的移民，鄉愁濃濃。「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就會看到故鄉的田園，」呂泉生的歌，撫慰台北移民的心：「故鄉故鄉今何在？望你永遠在阮心內。」

現代主義

　不只產業界向國際學習，藝文界也頻頻師法國際思潮。
　一九五○、六○年代，西方的現代主義，風行台北。「現代詩」、「現代畫」、「現代音樂」成台北文化主流。
　一九五六年創辦的文學雜誌、一九五七年創刊的文星雜誌、一九六○年創設的現代文學，即大量引介西洋文學，鼓吹對歐美現代主義橫的移植。
　現代主義的盛行，有其政治背景。在極端反共，思想禁忌充斥的五○、六○年代，「從美國新聞處進口的『現代主義』文藝思潮，既能逃避嚴苛的現實生活，又找到了沒有政治危險性的、嚮慕『個性』、『獨創』和『自由』的口號，」陳映真在「台北記憶」中，深刻分析。
　當時大學生流行泡咖啡館，讀英美文學，聽西洋音樂，看好萊塢電影。一九六四年，第一部○○七電影「金手指」登陸台灣，在台北萬國戲院首映。十七歲的陳芳明，特別從高雄坐十二個小時的平快車來看。
　一年後，陳芳明考上輔大，到台北念書，住在衡陽路上，一出門，過了平交道，就是文星書店。
　「那時的文星，比現在的誠品熱門，是所有到台北的讀書人朝聖的地方，」陳芳明說。文星書店推廣現代文學、現代藝術，連櫥窗設計，都是由現代風格鮮明的龍思良做的。
　現代主義仍不能置身白色恐怖之外。一九六五年，文星被查禁。兩年後，文星書店關門，書籍大拋售，陳芳明趕去現場，「像參加告別式，台北市的一個重要地標要消失了。」

光華商場

　代表商業台北的新地標——中華商場，在一九六一年完工，和西門町連成一氣，成為台北人購物、娛樂的重鎮。娛樂界的風潮，常從這裡開始。
　從花蓮來台北發展的計程車司機陳昱樺，「沒生意時，只要到西門町轉一轉，一定有客人。」閒暇之餘，他常花二十元票價，到今日世界聽楊麗花唱歌仔戲，看黃俊雄搬布袋戲。
　一九六九年，黃俊雄帶團從高雄北上，在今日世界演出，場場爆滿。隔年，台視讓他試演三個月，沒想到轟動武林，驚動萬教，創出雲州大儒俠史艷文傳奇。
　想在藝文界發展的年輕人，紛紛躍上台北這個大舞台。「我到台北是要畫漫畫，」十四歲的蔡志忠，跳上從彰化到台北的火車，看著漸行漸遠的家鄉，他心裡在大喊：「我將要大顯身手了！」
　三十二歲的朱銘，也拎個大包袱，來到南海路與重慶南路交叉口，敲開了雕塑前輩楊英風的大門。「一定要求到名師，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成功，」朱銘在自傳「刻畫之間」，訴說他到台北的決心。

一定要外銷

　一九六○年代，台灣勞力密集產業衝刺外銷，加工出口區接連成立，而台北，「是全台灣加工廠的總部，」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指出。
　南京東路、中山北路，一間間的貿易公司，雨後春筍地成立。作家張曉風，在「文學的台北」，生動地描述了台灣商人的活力：有人在中山北路兜賣一種粗絨線做的鳥，一個精明幹練的女人停了下來，抓住小販說：「這東西很好，一定要外銷，一定賺錢。」她給小販詳細地址：「一進門有個Ｘ小姐，你去找她，她一定會想辦法給你弄外銷。」再重複一次地址，她才放心走開。
　經濟成長，更多的城鄉移民，懷著「孤女的願望」，湧進台北。
　「請借問播田的田庄阿伯啊，人在講繁華都市台北對叨去？」葉俊麟寫出他們的心聲：「阮想要來去都市做著女工度日子，也通來安慰自己心內的稀微。」

鄉土台北

　一九七○年代，由一連串的外交挫敗開始。退出聯合國，與加拿大、義大利、日本等國斷交，季辛吉、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
　國家多難，文化界開始自省，重尋民族自尊。西方的理論與技法，不再橫的移植。融合傳統與現代，成為開拓者的最重要實驗。雲門舞集、《漢聲雜誌》、蘭陵劇坊、中國現代民歌，為台北繪上創新的本土色彩。
　來自鄉土的藝術家，風靡台北。
　一九七六年，朱銘的木雕在歷史博物館首展。代表台灣鄉土的水牛、關公形象，掀起台灣文化界熱烈的討論與讚揚。《漢聲雜誌》的黃永松稱他為：「從傳統中走出來的新生命。」同時，在史博館對面的美新處，展出台南老農洪通的畫，質樸的民間氣息，與朱銘的木雕相呼應。
　朱銘表示，當初到台北，拜入楊英風門下，讓他「眼前的世界、接觸的範疇，從苗栗一帶的鄉野格局，拓展到了台北都會薈萃開闊的人文風景。舊有的養分，加上新增的風霑雨露，使得他的創作大有進步的餘裕，」朱銘在傳記「刻畫之間」這麼寫著。
　本土的風潮，吹進各個領域。在中廣做了十年西洋流行音樂的陶曉清，每週固定撥出時段，播放本土創作的歌曲。許多人寄歌來，陶曉清請他們來錄音並播出，其中包括李建復。陶曉清家裡，常坐滿高談民歌的年輕人：「真的有風起雲湧的感覺。」

新興服務業

　外交挫敗，經濟卻急速成長。一九七○年起，經濟成長連續四年超過一一％。人民生活改善，對服務業的需求也漸高。一九七二年，寶慶路的遠東百貨開幕，推出切合工商社會需求的消費型態，將人潮從中華商場往東移。
　遠東創辦人徐有庠，在他的回憶錄︽走過八十歲月︾中，對當時的心情，有深入的描寫：「開幕前，我和長子旭東站在對面大樓七樓頂上，對遠東百貨作開幕前最後的檢視。當我們回眺四周，只見鐵路對面的中華商場那頭，燈火輝煌，熱鬧異常。可是鐵道這頭，店舖稀落，燈光昏暗，顯得頗為冷清。我心裡暗想：『一定要把人群拉到鐵道這邊來。』可是，究竟有幾分把握，自己也不敢說。」
　創新的營業項目，使遠百成功地吸引人潮。以前各種蔬果、肉類，都只在傳統市場供應，而且大多只有早市，對職業婦女極為不便。遠百首創生鮮處理中心，並為上班族作熟食調配，在超級市場販賣，結果大受消費者歡迎。
　對從五○年代起，陸續到台北謀生的城鄉移民而言，到了七○年代，許多人已結婚生子，打算在台北落地生根，因而形成龐大的購屋需求。公寓應運而起。
　從台中清水到台北創業的蔡焜燦，在打拚多年後，終於要在台北買住家。那時候國泰在敦化北路、南京東路附近，推出四層樓的公寓，蔡焜燦猶豫著要不要買，朋友告訴他：「買下來，以後台北的發展，會往這裡。」那時候，東區都還是稻田，晚上螢火蟲一閃一閃的，十分美麗。
　公寓帶來新的生活與社區經驗，也帶來管理與自治的新議題。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曾旭正指出：「隨著住宅市場產品愈趨大型化、複雜化，住戶面對公共事務的必要性也愈來愈高，而這正是一九八○年代以後，都市中社區運動崛起的基礎之一。」
　流行歌曲，也反映定居的心情。
　「我走過異鄉，我走過滄桑，如今我又再回到，思念的地方。如今我又再回到，自己的地方，」陳克華寫著：「台北的天空，常在你我的心中。」

解除禁忌

　宛如對應變化速度愈來愈快的台北，快速道路、高架橋，在台北愈築愈密，車輛在空中呼嘯來呼嘯去，疾馳向一個新紀元。
　經過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一九八○年代，是繼續試探界限，終至解除禁忌的年代。其中，「台北人的個性，有彈性到超現實，」從美國帶回即興劇場手法的賴聲川說，台北觀眾，很容易接受實驗性的突破：「到世界上比，都是數一數二的開拓者的實驗場。」
　一九八五年，賴聲川推出「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其中有句台詞說：我上輩子死前說的最後七個字，是「和平、奮鬥、救中國」。為了這句話，劇場界前輩聶光炎，特別把賴聲川、李國修、李立群找去，非常嚴肅地勸告說，這句一定要刪掉：「我不希望三個年輕人就這麼不見了。」
　賴聲川等人非常尊敬聶光炎，但討論後，決定保留這句話。在南海路藝術館首演時，「我還是很害怕，」賴聲川說，當晚幾位審查的官員，在演出這段前不久，恰好走出劇場，到門口抽菸。賴聲川跟過去，跟他們聊天不放他們進場，同時豎耳等這句話。這句話一說完，全場觀眾譁然大笑、鼓掌，賴聲川馬上跟官員們說再見，進場去。
　「就這麼過去了，沒有人再問，」賴聲川說，他感覺到台灣社會開始鬆動。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知道，如果有個籬笆在那裡，我打開門，走出去，籬笆就會移到我新踩的地上。」
　從「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到談兩岸問題的「暗戀桃花源」，性喜劇「圓環物語」，一齣齣挑戰界限的戲，「我沒有被約談過，」賴聲川說。
　經濟方面，在國際化、自由化的口號下，許多限制加速突破。一九八四年，第一家麥當勞在民生東路開幕，突破了外商在台從事服務業的限制。「用一點想像力，加一點創造力，就可以突破限制，」協助引進麥當勞的理律律師事務所徐小波說。

社運的年代

　一九八○年代，也是社會運動蓬勃的年代。環保、消費者、農民、無殼蝸牛等運動，抗議急速經濟發展的後遺症。台北像個超大分貝的麥克風，傳出弱勢團體的心聲。無殼蝸牛運動，就是個聲勢浩大的例子。
　一九八八年底賣掉房子，為念研究所儲備基金的李幸長，發現房價在半年內漲了將近一倍，再也無力買回，非常生氣：「沒有房子，最慘，就是睡街頭。既然要睡，就睡全國最貴的。」他召開記者會，宣布夜宿忠孝東路的行動。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登在報紙上，那麼大一個字，整個人有點眩暈，」很少看政治新聞、完全不了解社會運動的李幸長說，原先想來個五、六千人，就可以讓政府嚇一大跳了，沒想到社會反應熱烈，據媒體估計，來了四萬多人。無殼蝸牛運動，反映了台北人對空間的掙扎。「其實不是我創造新聞，而是我碰到了社會脈動，」李幸長說。
　「向前行，啥麼攏不驚，」林強的歌聲，傳達了當時台北的情緒，也唱出了城鄉移民的心聲：「我要來去台北打拚，聽人說啥米好康A攏在那裡。朋友笑阮是愛做瞑夢的贛仔，不管如何，路是自己行。」

更寬容的年代

　開放，如決堤的洪水，沛然莫之能禦。有人批評解嚴後諸多的亂象，也有人看到前進的力量。
　在黑名單上長達十五年、九○年代初期才解凍的陳芳明，回到台北，「看到一個充滿希望的都市。」
　一九九二年大選，民進黨得票率超過三○％，解除因宣布台獨黨綱而被解散的危機。當時擔任文宣部主任的陳芳明開始深思：「台灣社會已經多元化，還要保持在海外受難、被排擠、沒有希望的心情嗎？」
　一九九四年，陳水扁一改民進黨長期的悲情訴求，以「快樂、希望」的遠景，贏得台北市長寶座。陳芳明更確定：「記憶要有，但不能永遠停留在過去的情境，要向前跨出，更寬容、多元、開放。」
　百年前，沈葆禎踏上台灣這塊土地，讚嘆：「洪荒留此山川，做遺民世界。」
　站在陽明山上，俯瞰台北，輕塵籠罩的盆地裡，容納了屬於台北、屬於台灣人的一切——好的，壞的。有限的空間，卻提供了無限的舞台。
　從高處看，人是如此渺小，根本看不見。夢想，也許也看不到，卻正在台北的每個角落裡，實驗著。百年不曾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