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歸線以南,台灣的穀倉原鄉,在豔陽高照下,展開一片大好沃野良田。
天地至寬,地平線渺遠。平原的稻作一年三熟,這是台灣人的應許之地。
雖然沒有《聖經》裡面說的,流著牛奶和蜜汁,但是一望無際的甘蔗田,卻使曾佔有這片土地的中國、日本先後成為世界五大蔗糖產國之一。
這片土地原來也是甜的。
嘉南平原,綠野平疇。雲斂長空,麻雀在垂下的稻穗間穿梭,成熟的稻穗,不久就送到農家的稻埕曝曬,發散出飽滿的、沁人心脾的穀粒香氣。
因為肥沃,大平原的產出,在上一個世紀的交接時,就被體制化了。
一步跨進生物科技
一八九六年,台北大稻埕。
「請代購下列四種夏威夷蔗種:玫瑰竹蔗二百七十五磅,新加坡蔗種二百零八磅……」,美國駐台領事德微臣(James Davidson)接到總督府一張前所未見的委託訂單。
製糖業長達百年的科學育種的實驗,自此揭開序幕:四種蔗種,分別在台北、台中、台南、宜蘭試種,結果氣候炎熱的南台灣雀屏中選。
一九○○年元月,台北總督府。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發了電報到美國,聘請農學博士新渡戶稻造為台灣的殖產局長,得到回應。
就職台灣總督已屆兩年,兒玉這才放下胸中一塊大石頭。前年二月在東京,兒玉離國就任前,財相井上馨對他說的話,言猶在耳:「國內財政困窘,希望你經營殖民地時,致力於振興台灣產業,尤其是糖業。」
一九○一年九月,新渡戶抵台後,環島考察,確立「生產過程改進」和「製糖工業現代化」兩大策略。他又建議總督府採關稅壁壘,保護蔗糖產業,且簽訂契約,強迫農民植作。
肥沃穀倉,接軌世界
糖,成為台灣接軌世界的媒介,是當時台灣第一大出口的物產。光是一九○一年,台灣出口所得,就有一半來自蔗糖的貢獻。
於是,嘉南平原被總督府全面納入製糖業生產體系的一環,成為原料的產地。
全盛時期,台灣的穀倉——嘉南平原,幾乎都是甘蔗園。而且,全台灣島的耕地有五分之一,從濁水溪以南,被總督府強制規劃種甘蔗。
製糖業促成的,還不只是工業化生產、全球貿易等轉型而已,包括土地資源運用、農業政策和交通方式的革命,甚至連教育體制都受糖業影響。
嘉南平原上的貧窮農家子弟,也因為現代化的製糖業,有了不同命運。曾任林獻堂祕書、一九二○年代大出風頭的文化協會辯士(演講人)莊垂勝,因家貧而不能升學,一九一○年打聽到台南州大目降(今新化鎮)的「總督府糖業試驗所」招收講習生,只要兩年即可畢業,全部公費,且畢業後會分發工作。
他畢業分發到「大日本製糖會社」的蒜頭農場,每日薪資八角五分,高出一般技工二角,是工友的三倍,而師範畢業的小學老師,一天也不過一元而已,而師範學校卻要讀四年。
「糖業人士」在當時社會受到的重視,可見一斑。
一九二○年代,台灣的糖已北進到天津,大日本、明治等六大製糖會社,都在天津設置了自己的經銷商。
嘉南大圳,水的長城
嘉義水上機場外。北回歸線的紀念碑,被來往車流包圍住。很少人想到,這條看不見的線,曾經註定了嘉南平原的命運。
因為平原雖廣闊而美好,卻有本質上的問題——嚴重缺水。
就像地球上其他北回歸線經過的地方,譬如知名的非洲撒哈拉沙漠就是極端乾旱之地。
不例外的,嘉南平原稍嫌乾燥的風土,從十九世紀起,因人口激增、耕作密集,缺水問題,一直就是平原農民的心頭大患。
向晚時分,經過驕陽燒烤了一整日,落日餘暉,返照烏山頭水庫,波光粼粼。
八田與一的銅像,溫柔的眼神,俯視著這一片他以「水的長城」復育過的沃野千頃。
每年五月,嘉南農田水利會,在水庫的紀念館,祭拜這位為嘉南平原帶來灌溉系統的水利工程師。
「沒有八田與一的嘉南大圳,嘉南平原的農地,不可能有那麼高的經濟效益,」台大經濟系教授吳聰敏說。
一九一八年,從日本來台灣總督府任職已八年的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南下嘉南平原勘查。
那時,他懷抱著開創「台灣的巴拿馬運河」的願景。巴拿馬運河剛建好,蘇彝士運河也通航了,日本帝國的水利科技落後許多。
二年後,總督府命他負責嘉南大圳,開啟亞洲最大規模的水利工程。
三十四歲的八田與一親自在豔陽下督工十年,才完成嘉南大圳和烏山頭水庫。
位在熱帶的嘉南平原,彷彿血管密度不足的乾旱土地,突然多了血氣的通道,多年苦旱逢甘霖,旱地變成十五萬公頃的良田。
當兵燹在歐洲蔓燒,一次世界大戰慘烈屠殺方殷,台灣卻首創農會組織,建水庫、整治大圳,「綠色革命」開始萌芽。
一九二九年,半個地球外,紐約股市狂跌,美國景氣大蕭條。後續影響燒到歐洲,導致德國經濟瀕臨崩潰,造成希特勒崛起的天時地利背景。
嘉南大圳卻在隔年完工了,規模空前,稱得上是「水的長城」,長達一萬六千公里,而萬里長城儘管巨大,全長也不過二千七百公里。
即使過了七十年,世紀末的今天,嘉南大圳還有八萬多公頃的灌溉區。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水利管理體系,從濁水溪以南,有八掌溪、朴子溪、將軍溪、曾文溪、急水溪等血脈,「所有河流水文的連通,完全整合,影響的層面可能還超過一個縣,」六十二歲的嘉南農田水利會會長徐金錫指出。
戰後的滿目瘡痍,嘉南平原甜津津的蔗糖,撐起整個島的經濟命脈。一九五○年夏,韓戰爆發,蔗糖出口創下七千四百二十五萬美元,佔當時台灣外匯的七九%。
土地改革,全球奇蹟
但是嘉南平原上的最大革命,還是土地改革。
一九四九年,台灣省主席陳誠公布實施「三七五減租」,震撼全台。
台灣土地改革的成功經驗,全世界矚目。四十四年後,當時面對「土地買賣實價課稅」爭議的財政部長王建e,談起半世紀前的成功土改經驗:
「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官員問我:為什麼台灣的土改可以成功?我的答案很簡單:因為當時台灣的環境,有權力進行改革的人,並不是地主,」王建e說。
土地改革之前,台灣六成的佃農,佃租高達五到七成,而佔全台灣農戶一.三%的大地主,卻佔有全部土地的九成九。
當時擔任台灣省糧食局局長的李連春,奉命和霧峰的大地主林獻堂談如何配合「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前他先派屬下去談,被林獻堂罵出來三次。
他親自出馬。第一次,林獻堂不高興:「我又不是偷人家的,搶人家的。」
李連春回說:「對,你是我的前輩,我很尊重你。……時代不同了,別人好,大家好,自己才會好。……我執行公務,不得不做,請你原諒,你高興我也做,你生氣我也做。」
包括台北林本源、高雄陳啟清、還有霧峰林家,都被李連春說服後,土改政策,轟轟烈烈向廣大的嘉南平原落實。
大平原上,激烈的財富重分配,才正展開。
嘉義縣布袋鎮,當地地主、當過光復後第一屆鄉民代表的蕭金泰,因為見政權移轉過程中,土地價格便宜,於是大量借貸,買了數十甲台南、嘉義交界的土地,分為七大塊,命名為「七星農場」。
不料土地買入手後,突然「三七五減租」實施,地價大跌;加上國民政府撤台後,進行幣制改革,舊台幣四萬元換一元新台幣;接著一九五一年六月「公地放領」,一九五三年一月「耕者有其田」。土地、金融兩方政策夾殺下,蕭金泰債台高築,換來的農林、台泥等四大公司股票,又不會使用,從此由鉅富變成赤貧。
但嘉南平原上,受益的農民更多。「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後,台南縣佳里鎮的農民楊舜祿的父親,由佃農變成自耕農,擁有的土地雖然只有幾甲,但是生活已經改善,在光復初期,著實過了一、二十年自給自足的太平歲月。
大穀倉有一年三熟的肥沃土地,足夠養活整個台灣。
日頭仍亮花花的照耀,曬得令人發痛。日復一日,這嘉南平原上取之不竭的太陽能,催著穀物滋長、滋長,稻穗抽芽了,甘蔗拔高了。
在一九六五年,美援時代結束、大規模工業化潮流還未席捲台灣以前,嘉南平原的土地,一直是台灣人「豐衣足食」最起碼的保障。
嘉南平原的高生產力,使政府能規劃「以農養工」的經濟政策,培養台灣的工業。
農業復甦,在承繼既有的土地利用方向上,嘉南平原還是輪流種著水稻、甘蔗和雜糧。
很多農民私下說:「今天才感受,台灣真的光復了!」世新大學教授李筱說,研究台灣光復後的變革,再文獻上看到這樣的說法。
火車記憶,平原剪影
而嘉南平原的生活形態,仍平靜如昔。台糖沿襲日本發明「五分車」,成了整個嘉南平原唯一的運輸工具。
從台中以南到屏東,整個西部平原農村的學生,小學畢業後,讀初、高中時,就必須搭糖廠小火車到縣城讀省中。
日據時期嘉南平原上,大事興建這種窄軌的糖業鐵路,西起濱海,東到中央山脈山麓,總長度比縱貫鐵路幾乎長十倍;台糖專用線就有二千三百三十八公里,呈輻射型分布,以各糖廠為中心。
糖廠五分車,串起嘉南平原上多少人的青少年回憶。在南投草屯長大的門諾醫院院長黃勝雄,初、高中六年就讀台中一中,「每天都要靠台糖小火車,從草屯坐到台中,」黃勝雄說。
台糖小火車像故鄉通往世界的軌道,打開鄉野學子的一扇窗,日後黃勝雄在美國以腦神經外科醫師,揚名立萬,五十五歲那年,卻決定回台灣奉獻十年,青少年在中台灣美好的記憶,是牽引他歸鄉的一部份原因。「我是回來買靈魂的,」他說。
全球競爭,農業冬天
入夏,凝聚一上午的暑氣散不去,往往就伴著西北雨空襲嘉南平原。
像午後的霹靂響雷,震撼安寧的農村,進入一九八○年代,嘉南平原和台灣的農業一樣,面臨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大衝擊。
一九八八年五月,經濟部在對美貿易談判讓步,開放美國各種農產品進口,憤怒的農民在雲林農權會領袖林國華帶領下,到台北火車站前,進行示威抗議,爆發「五二○事件」。
五月二十日,總指揮林國華、副總指揮蕭裕珍,慷慨激動的領著農民遊行,經過台北市火車站前、台北市警察局城中分局。他們高喊:「全面開辦農民保險!」等訴求口號。
群眾和警方對峙,橫跨忠孝西路的天橋,擠滿了人。大學生、社運人士、記者等,超過五千人。
遊行隊伍遇到警方的人牆和拒馬,開始推擠。大學生於是坐在城中分局前,直到夜色籠罩。
午夜,警方開始掃蕩,忠孝西路從公園路到中華路,群眾驚慌逃避。
這號稱解嚴後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說明了台灣農村解體的危機,與農民的憤怒。
大穀倉的青壯人口開始被掏空。年輕一代紛紛北上台北,或是南下高雄讀大專,畢業後留在大都會落地生根,嘉南平原只剩下老人和小孩。
在台南佳里,農家出身的楊舜祿,放棄種田,到附近的針織廠上班,一度當到廠長,又出來自己開業,當原先東家的下包供應商。
五年前,他結束針織廠,開始務農。但是僅止於閒暇種些蔬菜,無法賺錢,「一年收不到五千元,種田怎麼生活?」他反問。
一九九○年,嘉南平原上,最大的地主台糖公司,也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第三世界的競爭對手,古巴、中南美洲等低工資國家削價,台糖逐漸失去競爭力。由於供過於求,國際糖價起伏不定,糖業經營風險日大。
多角出路,仍無定數
五月初,嘉南平原豔陽高照,台南仁德糖廠,進入歇工期,製糖機械全部拆下來保養,因為糖價不好,今年開工期只有一季。
道路深處,一個新落成的高爾夫球練球場,就在糖廠旁邊,廠房內還有台糖的營造事業部門的設計圖。台糖嘗試蓋房子,當業餘的營建商。
「反正只要能賺錢,我們什麼都可以投資,」仁德糖廠一位主管說。
一九九四年七月,台糖公司決定關掉日據時期第一家台灣人資本的鹽水港岸內糖廠。
「熬得過世界大戰時美軍的轟炸機,卻躲不過現在糖業不景氣,」岸內糖廠一位老台糖人感嘆。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壓力下,「農業政策完全看不到願景!」一位嘉義人憤怒的表示。
但是,當農地生產的農作物,不再有國際市場價格的競爭力時,「土地真的只剩下買賣房地產的價值了嗎?台灣真的要讓農民自生自滅嗎?」一位出身嘉南平原的農家子弟質疑。
土地賤賣,原鄉歧路
當南半球的澳洲、紐西蘭,可以視農業為高科技產業,努力求產業升級,把生物科技運用在農業品種改良,提高附加價值時,嘉南平原的農地,似乎只在等待出賣。
進入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亞洲金融風暴來襲,台灣的房地產也空前不景氣,行政院於是下令,台糖的營建事業停工兩年。
走過九十年的歲月,台灣製糖業走入無所適從的困境。
剩下的,只有從農業產品的多角化經營(如花卉、畜牧、觀光、娛樂、通路等),加上運用民間企業的利潤中心制度,搭配生物科技的研究投資,嘗試出路,但也都還在實驗階段。
只是,嘉南平原上,數十萬戶農民,沒有像台糖那樣的資本,如何進行農業升級的投資和研究?
世紀末,嘉南平原的困境,還是沒有解答。
一望無垠的綠色海洋。蔗園和稻田之外,還是蔥籠蓊鬱蔗園和稻田。稻穗無聲抽長,河水幽幽流。向西往台灣海峽,台南七股海邊的潟湖、沙洲,有瀕臨絕種的黑面琵鷺踱步漫遊;昔日一大片白花花布袋鹽田,有勞動者汗滴入土;紅樹林、養殖魚塭和碧綠的農田,共築成嘉南平原這一大片台灣人心目中「永遠的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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