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GDP — 新角度看台灣

走過經濟高度成長的二十世紀，進入下一世紀，台灣該追求一種怎樣的成長與發展？
　在全台灣沸騰騰的忙著討論、猜測「誰想要」、「誰應該」或「誰可能會」出馬角逐下一屆正副總統選舉之際，這個關乎台灣未來發展甚鉅的課題，甚少在檯面上被討論。只有少數政府文官系統的相關官員，以及部份學者專家，近一年來默默著手研究新指標，企圖取代傳統經濟成長率指標─國民生產毛額（GDP），並希望打破台灣幾十年來追求經濟成長率的迷思。

落後國際近三十年

　這些努力包括國科會自一年多前開始進行的「永續台灣的願景」研究計劃，計劃中包括發展一套永續台灣的評量系統。另外，環保署也正委託教授研擬編列綠色國民所得帳(Green GDP)的可行性。這些計劃目前仍在進行中，雖不受政府決策高層或社會大眾多少重視，但卻是台灣邁入下一世紀不能不思考的課題。
　放眼全世界，這波台灣在世紀末才出現的努力，其實已經落後世界潮流將近三十年了。長久關心台灣環境相關議題的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葉俊榮指出，自從台灣在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之後，台灣除了國際經濟、貿易可以跟上國際腳步以外，在環境以及其他延伸的議題上，幾乎都落後世界思潮。因此當一群台灣官員、學者、民間人士，在一九九二年參加於巴西舉行、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多國家元首（一百多國）出席的國際會議「世界高峰會」時，多數台灣與會者都承認，那是他們第一次聽到「永續發展」的名詞。
　但是這個名詞在一九八○年代中期由聯合國提出後，已經在世界各國發酵。例如澳洲代表在出席世界高峰會的同時，已經在澳洲國內同步提出了國家永續發展計劃。
　追求永續發展，而不單是經濟成長，幾乎已經變成全世界的共識。今天台灣的各級單位談到未來時，不管懂不懂永續發展的真義，也一定會套上「永續」兩個字。而這個概念的醞釀，卻是自一九七○年代初期就開始的。
　GDP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出來，一開始只是用來當作政府管理經濟循環的一項指標。這項指標曾經被一代經濟學大師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推崇，認為是一項可以反映經濟秩序中，有關供給、需求、失業等議題的有用依據，可被政府拿來當作管理經濟循環的工具。
　可是在戰後全球追求經濟復甦的趨勢下，GDP竟慢慢變成衡量國家是否進步的最重要指標。在許多國家，包括台灣，GDP所代表的年度經濟成長率，甚至已經變成施政的最重要目標。

GDP缺點多多

　然而，不管從經濟面、社會面、文化面分析，GDP缺點多多，並不足以成為代表國家進步的最重要指標。例如在社會面，它對好的、壞的產出，都一視同仁。在經濟面，它只計算看得見、可以價格化的勞務。在環境面，它認為自然資源是自由財，不用付出成本（見表一）。
　由於GDP缺點太多，過去三十年來，國際上出現了許多重要的嘗試，希望打破追求經濟成長率的迷思。

淨經濟福利指標
Net Economic Welfare
提出時間：一九七二年
提出學者：托賓（James Tobin） 諾德赫斯（William Nordhaus）

　第一個試圖打破GDP荒謬性的，是一九七二年由二位美國學者托濱和諾德赫斯共同提出的淨經濟福利指標。
　他們當時已經主張，應該把都市中的污染、交通壅塞等經濟行為產生的社會成本，從GDP中扣掉。另外必須加進去好的、傳統上被忽略的經濟活動，例如休閒、家事工作、社會義工等。換言之，他們將GDP分成好的及壞的。好的減掉壞的，才是一個社會淨的經濟福利。
　根據他們的算法，美國從一九四○年至一九六八年，每人每年淨經濟福利所得，幾乎是每人國民生產毛額的一半。在一九六八年之後，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每人年淨經濟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
淨國家福利指標
Net National Welfare
提出時間：一九七三年
提出學者：日本政府

　一九七三年，日本政府以美國一九七二年的研究為基礎，也進行類似的嘗試。
　日本最重大的突破，是將主要的環境污染列入指標中──水、空氣、垃圾。日本列出每項污染的可容許標準，再調查污染狀況，超過污染標準的，必須編列經費改善。這些改善經費，因此必須從國民所得中扣除。
　根據這樣的計算方法，日本政府發現當時雖然GDP年成長八．五％，扣掉污染改善成本後，事實上只有五．八％。

淨生產毛額
Net Domestic Product
提出時間：一九八九年
提出學者：盧佩託(Robert Repetoo)為 首的一群學者

　在自然資源耗損與經濟成長率之間的關係，目前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是由美國學者盧佩託為主的一群研究人員在一九八九年發表的。
　他們選擇一個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印尼，因為印尼是世界上主要的木材、石油輸出國，並將這個國家自然資源的耗損狀況，與經濟成長率一同檢驗。因此他們將石油耗損、木材量減少，以及因為伐木引起的土壤流失，通通算成負的因子，必須從GDP中扣除。
　將這些算進去後，他們發現，雖然印尼從一九七一至一九八四年間，GDP每年成長七．一％，但事實上，若扣掉這些自然資源的耗損成本，只有四％。
　事實上，盧佩託只選擇三項資源，木材、石油、土壤。因為這三項資源是有市場價值，可以用金錢來衡量。未來，在這項指標上最重要的挑戰，是如何涵蓋其他一些還不能用金錢衡量的自然資源，例如野生動物的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價值等。

永續經濟福利指標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提出時間：一九八九年
提出學者：達利( Herman Daly) 柯柏(John B. Cobb)

　永續經濟福利指標是由兩位美國經濟學家達利與柯柏共同提出，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嘗試要把越多指標，通通擺進去越好的嘗試。這套指標在一九八九第一次發表，並且在一九九四年由同樣兩位學者做修改。
　這套指標，目前已廣泛被一些先進國家所接納，例如英國、美國、德國、瑞士、澳洲等政府，已試圖依據這套標準，來計算國家進步的狀況，作為另一項參考的依據。
　它包含一些過去沒有被嘗試的。例如：
●它計算財富分配的狀況，若是分配在不平均的標準之外，必須被扣分。
●它計算社會成本，例如失業率、犯罪率。
●它更嚴謹的區分經濟活動中的成本與效益。例如，醫療支出、超時工作是社會成本，不能算成對經濟有貢獻。
　澳洲在一九九七年根據這套指標估算成長狀況，發現從一九五○至一九九六年間，澳洲GDP從九千澳幣成長至一九九六年的二萬三千澳幣。但是，在永續經濟指標上，一九九六年，澳洲每人每年只有一萬六千澳幣，約只有GDP的七成而已。

人力發展指標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提出時間：一九九○年
提出學者：聯合國發展署

　除了以上所討論的從經濟、社會觀點修正傳統GDP的缺點以外，還有站在人本觀點，反對以GDP作為國家最終追求目標的嘗試。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努力是一九九○年聯合國發展署提出的「人力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ex）。這項指標目前每年發表一次，並將一百六十多個聯合國會員國依序排名。
　這項指標最重要的突破觀點是認為，國民所得在到達一定程度後，對人類帶來的福祉，效益會逐漸遞減，打破傳統認為越高所得就一定越幸福的觀念。因此聯合國發展署採取一個所得基準（在一九九三年為五七一一美元），高於這個標準的所得，其帶來的效益會逐漸遞減。
　以台灣為例，一九九三年時台灣每人每年所得為一○八五二美元。但是經過調整，在這項指標中，每人所得只有五八五四美元。
　除了調整國民所得之外，這項人力發展指標還加上三項變數。一是人口平均壽命，二是成人文盲比例，三是學齡兒童就學率。背後思想是認為，人力開發是一項人類重要的發展指標。從這項指標可以看出來，高所得國家在人力指標上不一定就比較高。
　例如沙烏地阿拉伯，國民所得在一九九七年時是世界排名四十一，但在人力發展指標中，降為七十五名。又如加拿大，每人年國民所得是世界第八，但在人力發展指標上，卻是世界第一。

永續發展指標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提出時間：一九九五年
提出學者：聯合國環境署

　自從聯合國在一九九二年召開世界高峰會，與會各國在會議後簽署了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聯合國自一九九三年起，並要求各國必須提報永續發展的成果報告，各國代表因此極力呼籲發展一套評量永續發展的指標。聯合國為此專門成立一個科學委員會，經過約三年的研究成果，在一九九五年提出永續發展指標。
　這個指標是遵照一個架構：D（Driving force)-- S（State）--R（Response）。D，是指人類行為中足以影響永續發展的活動。S，指目前這些行為活動，在永續發展的標準下，他們的現況如何。R指的是目前有沒有政府政策規範，可以改善現況。
　例如在社會面，二十一世紀議程希望推動的目標是「消除貧窮」。那麼在指標上可以提列目前人類的活動中，足以影響貧窮的是：失業（D）。而失業現況（S）可以由多少人失業及多少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來表示。至於是否政府有決策（R）解決這種狀況，則可能沒有。綜合許多諸如失業等社會面的項目，就可以得出一個社會發展指標。
　永續指標極為複雜，共包含四大範圍，一是社會，二是經濟，三是環境，四是政府組織、民間機構。由於包含範圍太廣，目前聯合國仍在繼續改進這項指標中。

七年等於工業革命二百年

　從近三十年前（一九七二年）開始的、試圖取代國民所得帳的努力，勢必將延續至下一世紀。如果由全球的生產製造與自然資源浩劫的關係來看，會發現人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雖然經濟有顯著成長，但是自然資源的浩劫也不容忽視。
　美國著名、也被國際環境研究相關人士視為研究重鎮，坐落在美國華府的「看守世界研究中心」（World Watch Institute）主持人布朗，(Lester Brown) 去年曾經訪問過台灣。過去十多年來，他一直為文反對各國以GDP做為衡量發展狀況的主要依據。
　根據布朗的研究，全世界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產值，從一九五○年的五兆美元，成長到一九九七年的二九兆美元，成長了近六倍。光是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七年間，總產值就成長了近五兆，這等於在七年間，達成從十八世紀年工業革命至一九五○年的經濟成長速度。
　但是從另一個指標來看，經濟成長，對地球的環境也帶來莫大的威脅。從一九五○年至一九九七年，全球木材使用率增加了三倍，紙張消耗增加了六倍，魚撈量增加了五倍，五穀消費增加了三倍，石化原料燃燒量增加四倍。至於空氣、水的污染，更是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

成長與發展意義不同

　「不幸的事實是，經濟成長仍在全世界繼續著，但是經濟賴以成長的天然生態環境，不但不能成長，並且有自然的極限，」布朗在一九九八年發表的文章中指出，這使得世界的發展與生態環境間，保持著一個相當緊張的關係。
　重新定義成長（growth）與發展（development），是過去二、三十年來，全球前衛學界、政府或國際組織一直在努力的方向。美國經濟學家達利認為，成長與發展應該區分。成長指的是物質上、數量上的成長。發展是指一個社會在制度上、管理上、生活品質上、財富分配上等「品質」的進步。因此，一個社會可以有經濟成長，卻不一定有發展。一個社會也可能有發展，但不一定有經濟上或物質上的成長。依照這個理論，物質經濟的成長，會達到一定極限；但發展，卻可能沒有極限。
　進入下一世紀，世界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成長，而是要追求哪一種成長或那樣的成長品質？台灣在這世紀末，也必須整理自己的腳步，因應全球趨勢，重新定位自己，到底要追求怎樣的成長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