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風暴烏雲壓境 — 台灣產業大地震

　全球氣候變化的狂風，吹得震震價響，沒有人能逃避它的影響。
　今年以來，台灣地區也出現許多氣候異常的現象：冰雹、龍捲風、冬季焚風等。根據台灣大學全球氣候變遷中心研究指出，未來台灣在全球氣候的改變下，天氣會愈來愈熱、旱災水災愈來愈頻繁、海邊的堤防擋不住大浪的衝擊、海水上升將淹沒沿海土地。
　而聯合國的專家也指出，到二一○○年時，全球溫度上升的幅度會在攝氏一∼三．五度之間，海平面將上升五十公分。
　台大全球氣候變遷中心主任柳中明毫不猶豫地預警，「氣候變化將是最重要衝擊，」他指出，台灣先天環境的限制，是非常容易遭到天然災害的海島國家。「而對台灣海岸的大規模開發利用，也將加速台灣未來的環境災難，」台灣綠黨召集人，台大資訊系教授高成炎憂慮。

無人能迴避

　人類的活動是形成全球氣候改變的主因。
　從一般人用電的生活習慣、住宅的設計、大眾交通運輸系統的規劃，到企業生產的流程和製程的改變，伴隨全球環境變遷而來的是一場「牽涉人類生活與經濟型態的革命」，美國《新聞週刊》宣稱。
　世界各國歷經十年，動員數十萬人力，花費數百億美元，以及各種爭論，終於在去年十二月十一日通過攸關全球生存環境和經濟環境的京都議定書，要對影響人類活動的二氧化碳排放採取積極方式因應，限制每個國家的排放量。
　在京都議定書的壓力下，許多專家學者都指出，台灣將告別低能源時代，能源價格的調升是必然的趨勢。
　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執行祕書陳昭義表示，未來企業投資必須考慮二氧化碳和成本上升的問題；而能源價格的調升，也使企業必須考慮投資耗能產業，是否有足夠的高附加價值。
　而對一般民眾，台電副總經理徐錦棠則表示，必須有電價調升的心理準備。
　正如全球氣候變遷無人能夠逃避，二氧化碳的管制也是全球行動。

影響下個世紀競爭力

　聯合國「跨政府全球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IPCC）社會經濟組召集人，美國德拉瓦大學能源與環境中心主持人博江恩教授指出，京都會議中針對已開發國家訂出管制標準，今年年底在阿根廷召開的會議中，就將討論對開發中國家的管制。他表示，目前針對台灣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國家可能設定的標準，是讓這些新興工業國家在公元二○二○年以前，將二氧化碳排放量穩定在公元二○○○年的水準。
　京都議定書所牽動的不只是國際資源的分配，也將是影響下個世紀國家和企業競爭力的重要關鍵。
　因此，全世界領袖都將這個環境議題，看做影響國家未來發展極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大事。以美國為例，柯林頓政府為了積極因應二氧化碳的減量要求，二月提出的預算中，預計未來五年投入五十億美元，在再生能源的研發、和經濟誘因等工具的標準制定和研究等。
　但是，台灣企業、甚至經濟部官員仍心存觀望。
　中油總經理潘文炎指出，「台灣不需要在這方面把自己當成先進國家，政府應該要對外爭取更高的總量。」中石化董事長關永實更露骨地表示，「在心態上、在宣傳上，可以強調，但不能實際行動上真的去做。」
　經濟部次長尹啟銘也對媒體表示，中國、南韓等開發國家，都還在拚命發展，台灣不要去做馬前卒。
　台灣可以不管嗎？或台灣有條件、有能力不管嗎？
　環保署空保處處長陳雄文指出，未來最嚴苛的制裁將是簽約國不准與不遵守的國家貿易。「全世界只有一百八十幾個國家，目前簽約國就有一百六十九國，台灣不能和這些國家貿易，那不就完了？」他問。其次可能的制裁，包括罰錢和針對特定產品貿易制裁。

輕忽衝擊

　或許是孤懸海島，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太久；或許是發展經濟是台灣證明自己存在的唯一方式，台灣長期普遍輕忽國際環境議題對台灣的衝擊。
　直到去年年底京都議定書通過了，台灣才驚覺一旦面臨外貿制裁或二氧化碳排放管制，將對台灣產生極大的殺傷力。行政院長蕭萬長指示三月召開全國能源會議，五月底前提出產業結構調整的方案。
　暗沈沈的天色壓下，台灣灰黯著一張慌張的臉，尋找未來的方向時，才驚覺所有的準備都來不及：基礎研究和資料不足，全國分區、分行業的座談更是各說各話，全國能源會也只好一延再延，從三月、五月，可能再拖到六月。
　除了國際的壓力，來自環保團體和立法單位的監督壓力，也如排山倒海般來臨。
　環保團體將二氧化碳排放量佔台灣三○％的濱南工業區開發案，列作台灣邁向永續發展最需要立即停止的十大開發案之首；立法院和民間環保團體在三月中率先召開民間能源會議；立法院也成立一個跨黨派的「台灣永續發展監督小組」；台大全球氣候變遷中心要發起台灣學界超過二千五百位學者教授的簽名，要求政府積極回應京都議定書。
　第一次，從行政單位到立法部門，產官學界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因應這樣一個國際競爭環境的大變化。
　但，真正政商力量的角逐才要開始……


產業調整：陣痛和反彈

　七股鹽田，南台灣的風靜靜地吹著，黑面琵鷺一如黑面舞者般翩翩飛翔，刷染出一股淡漠的安詳。世界僅存五百五十隻黑面琵鷺，半數會到台灣過冬。
　三月初，國際搶救黑面琵鷺志願軍（SAVE）派遣一組國際學者來台灣，召開國際學者體檢濱南案（包含七輕和大煉鋼廠）公聽會，同時公布國際上一百多個團體簽名，要求台灣：「保護瀕臨絕種的黑面琵鷺及台灣濕地生態，符合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和生物多樣化公約。」
　「一旦通過濱南案，單單這個個案未來二氧化碳的減量成本，就高達一千八百億台幣，」留著小鬍子，開公聽會時不時嚼著口香糖，說起話來標準的美式作風，博江恩指出，「They should pay!開發單位應該負擔這個成本，否則全台灣每一個人要為濱南案付出五千元二氧化碳減量成本。」
　這個國際衝擊，不因應，很痛，但要因應，也很痛。
　貼身肉搏戰，首先出現在過去政策下推動的重大經建計劃（表六）。
　環保署一位官員指出，從包含七輕和煉鋼廠的濱南工業區開發案，到目前民營的火力發電廠計劃，這些原本就屬高污染、高耗能的計劃，都將在環境影響評估時，因為二氧化碳的排放問題遭到更大阻力。
　二月中，台中港區海渡燃煤火力發電廠的環評會時，立委馮定國就已要求環評委員應以不符「台灣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規定退回，改以天然氣發電機組重審，也有審查委員有類似的意見。

台灣排放量快速成長

　台灣一九九○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在全世界的排名為二十五名；每人平均排放量為五．五四公噸，世界排名第二十三名，較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中國家每人平均排放量一一．八公噸為低。但是當全世界主要國家都維持低成長或降低時（表一），台灣卻以接近世界之冠的速度成長（表二），使得一九九七年時，台灣每人平均排放量達九公噸，總量成長六四％。
　而到二○一○年時，環保署估計台灣將比一九九○年增加一六二％。台灣若要維持在二千年水準，至少要減少七千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這種估算，尚不包括濱南工業區和規劃中將由中油、和信、李長榮、東年等集團投資的八輕。單單是東帝士集團的七輕和燁隆集團的煉鋼廠，在濱南工業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佔台灣一九九○年的三○％。
　博江恩教授指出，新興工業國家一噸二氧化碳的減量成本約二百美元，如果台灣不從現在積極因應，甚至還繼續推動如濱南工業區這樣的高耗能產業，到時「台灣將成為全世界被要求減量幅度最高的國家，這對台灣的經濟衝擊將難以估算，」他說。
　許多國內外專家都指出，調整產業結構是台灣必走的一條路。
　一九九五年能源部門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佔全國九○％以上，其中工業排放四成佔最多（表三），工業部門中幾大耗能產業，如鋼鐵（二八％）、石化（二九％）、水泥（一四％）等，更是首當其衝。
　台灣環保聯盟會長、中興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王塗發指出，這些能源密集產業所消耗的能源佔全國能源三分之一，但創造出的國內生產毛額卻只有七％。也因此，台灣的能源生產力只略高於韓國和最耗能源的美國，而遠低於義大利、日本、法國、德國等先進國家，只有同是能源缺乏國家日本的一半（表四）。

現實的糾葛

　經濟部能源顧問、日本能源經濟學家稻葉秀三就一再以日本經驗，對台灣提出改善產業結構的建議。稻葉秀三指出，面對環保問題和能源危機，日本政府採取提高能源價格和加速調整產業結構的方式。在一九七○年代末期，日本政府還立法，大幅縮小高耗產業的產能，而另一方面則是致力於電氣機械、電子工業、精密機械等發展。
　但台灣產業結構的調整，卻糾結著許多現實的利益。
　民進黨立法院幹事長立委蘇煥智就形容：「連行政院長也不敢得罪大財團，這些人天天和總統打小白球（高爾夫球），部長被打小白球的參一本，就下台了，」蘇煥智批評，目前根本是大財團在主導台灣的產業政策。
　一位經濟部官員坦承壓力很大。他表示，當經濟部為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有意將高耗能產業，如鋼鐵、石化、水泥等改成內需產業，出口要核備的消息傳出，「隔週，大老就到總統那裡去告狀，」這位官員說。
　立委陳永興更明白指出，這些高耗能產業的大老闆，甚至是國民黨中常委，「他們是國民黨執政的根基，怎麼調整產業結構？」
　以水泥業而言，多位經濟部和環保署官員私下都不諱言，從耗能與消耗自然資源的角度來看，台灣現在實在沒有理由去發展水泥這種消耗產業，「唯一的痛處，就是得罪水泥業的政商大老，」環保署高層官員指出。
　「這個決策關係到台灣未來的發展，不能老是錢和權在做決策，」工研院永續發展研究室主任盧誌銘說。
　就像是壓力鍋，承受來自各方的壓力，一位政府高層官員形容政府單位是在「走鋼索，在找一個平衡點」。一方面要面對國內業者的反彈壓力；一方面要面對國際壓力。

新趨勢碰上舊政策、舊思維

　要調整產業結構，馬上就會碰到許多燙手山芋。
　首先，是過去舊政策下，推動的重大開發計劃如何因應新的國際趨勢，而能有所調整。
　「六輕已經無法回頭了，但目前政府應該思考二氧化碳排放比率高達三○％的濱南工業區如何煞車，」中華經濟研究院能源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許志義指出，目前法律中沒有規範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沒法律基礎去限制人民的生產行為。
　工業局第七組組長林志森表示，長期以來只有一個民國七十年通過的工廠設立登記許可規則，使用到現在。但他表示，目前工業局已完成修法。未來因應國際公約或產業政策需要，可以不接受工廠設立或舊廠擴充的申請。「工業局要留一個老虎牙，我們以前只能靠環境影響評估，」林志森透露。
　環保署空保處處長陳雄文也指出，目的法源不足以管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要另立新法，」他表示。
　經建會主委江丙坤也指出，若經過能源會議討論，未來要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列在環境影響評估中。
　「不是沒有法，是政府政策互相牴觸，」中興大學經濟所教授王塗發批評。政府強調高科技和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很多年，但是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中，兩億元以上計劃就補貼優惠。「幾乎都是高耗能產業，」王塗發觀察。
　工業局林志森也承認通過修法之前，至少應該不要再對六輕等高耗能的產業，給予各種用水成本、土地成本、租稅與金融上的獎勵。
　其次，以火力發電廠為例，由於煤、油、天然氣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比率，為一比○．七六比○．五九，因此，許多專家都指出，發展天然氣是短期最應採行的解決辦法。
　但目前政策上並沒有大力推動天然氣。台大大氣科學系教授徐光蓉指出，鈾進來、煤進來都不用稅。但是天然氣要貨物稅、關稅、營業稅。

舊思維

　另一項政策矛盾是，民營電廠在電業自由化的大旗下，由民間企業投資設廠，但是在低價競標的考量下，就出現除絕大多數是燃煤火力發電廠的情況。
　除了各種決策上的矛盾，最難的卻是，「經濟部官員仍是用八○年代的思維，面對台灣未來二十年的發展，」台大全球氣候變遷中心主任柳中明批評。
　經濟部工業局官員在民間能源會議上時，強調石化和鋼鐵業的產業關聯性，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基本及關鍵性產業，政府不會因為這些產業是屬於高耗能產業，而限制發展。
　工研院能資所所長陳稜援表示，能源使用效率提升、生產效率的提升，就意味著競爭力的提升，當世界所有國家都在改變，都在行動，台灣卻留在原地不動，「等到火車進站，大家都有位置坐，台灣只能站著，」陳稜援形容。
　缺乏國家發展長遠思考，京都議定書二氧化碳管制問題，立即凸顯經建單位在舊政策、舊思考下，左右支絀的困窘。
　「從民營火力發電到重大開發案，都應該重新檢討。全台灣要意識到綠色三○一的危機，」立法委員范巽綠強調，經濟部應該趁氣候變遷的世界趨勢下，全面檢討民營火力發電廠的計劃。
　原本就因為將在一級自然保護區花蓮水璉一帶興建燃煤的火力發電廠，而飽受爭議，威京集團發言人張亞卿對此趨勢，非常不以為然。他強調民間電廠不能背原罪，原先規劃的火力發電廠，從地點選擇、成本考慮、機組選擇都是整套的，「怎麼可以一個大刀砍下來，遊戲規則就改了？」
　新舊政策的銜接和爭議，將在未來幾年全面爆發大衝突。

新舊政策的衝突與爭議

　未來，「未來二氧化碳是一個有價的公共財，將來排放的配額，是台灣最珍貴的資源之一，」環保署長蔡勳雄表示。
　空保處處長陳雄文指出，將來會針對國內幾個重大部門如住商、能源及工業部門等劃分總量，「以後要發展產業也只能在一定的配額下去競爭。」
　如何調整產業結構，也有許多爭議。許多學者認為應該用政策和行政手段來扭轉。但，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執行祕書陳昭義認為，應採取能源價格機制，用市場機能來調整產業結構。
　台電副總經理徐錦棠也同意以價制量。他表示，硬性規定某個產業的發展、會扭曲市場，只要能源價格調漲，產業界會自己去算成本，去降低能源使用。
　「高到某個程度，沒有利潤、高耗能但低產值的產業，自然會長腳走掉，」他說。
　中華經濟研究院能源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許志義建議，透過有經濟誘因的工具，如碳稅或是交易排放許可制度來達成。
　徵碳稅，就意味著企業成本的提升。從高能源價格到碳稅，不論採取那種政策工具，幾乎都己宣示，台灣的產業經營環境將進入完全不同的時代：低能源價格的時代即將過去。

產業轉型最佳時機？

　台大教授柳中明強調，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不一定會導致經濟的崩盤效應。若能提早因應，反而會提升國家長期的國際競爭力。
　柳中明以先進國家為例指出，當國家整體經建構愈完整，愈重視長期基礎發展，鼓勵科技研發，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就會出現平均國內生產毛額愈高的國家，創造同樣財富所需的二氧化碳就愈低。
　「這是台灣邁入綠色企業革命，提升台灣下個世紀競爭力的的關鍵時刻，」工研院能資所所長陳稜援指出，他表示調整能源政策、產業政策，至少都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才能看到成效。
　當歐美等國家每年都已經投資大量資金，在研發新的科技及新的產業型態，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台灣無法自外於世界。
　「台灣現在不開始改變，最嚴重的問題還不是貿易制裁，而是台灣將繼續依賴傳統的舊科技，無法在未來二十年具有競爭力，」博江恩教授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