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發、創新是必走的路 — 回應波特建議

史欽泰：
　波特提到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方法提高競爭力。我們大概是在以投資提升競爭力的階段。事實上，台灣要投資的錢很多，但投資機會不多，為什麼大多數人都是投資者，卻不容易找到好的投資？可能我們的注意力要放到創新和研發的部份。
　從這點來看，我們應該要有新的中小企業，就是以科技創新為背景的中小企業，資金充裕的話，就可以變成大企業。像微軟、昇陽都是這樣來的。我們應該重視創新環境的塑造，這點政府要扮演相當的角色，與教育、政府的各個環節都有關係。
　現在應該有較多的研發投入和創業育成的發展。事實上，台灣的venture capital（創業投資）在十五、二十年前就存在了，但是發揮的力量有限，就是我們在創新、研發方面還不夠。所以，現在是有很多錢在找點子，卻找不到，因為你沒有花力氣去培養這些點子，雖然技術都有。當然這還牽涉到我們的技術文化，例如對智慧財產權的尊重、如何運用智慧財產權等。
　許祿寶：
　產業有沒有競爭力，和是否是傳統產業毫無關係，這點在波特的書中已充分顯示。什麼樣的產業在什麼樣的國家為什麼有競爭力，就是波特所研究的。波特覺得某些國家的歷史、文化等因素會造成好的產業環境，不但能讓產業目前有競爭力，還能不斷升級。如果十年內有競爭力，二十年後沒有競爭力，產業並沒有真正的競爭力，那只是因緣際會，也許是勞力較便宜，或剛好碰上某種趨勢，這種國家就很慘。
　像義大利的鞋業和巴黎的時裝業幾乎不倒，那台灣有什麼產業可以不倒？關鍵在環境提供不同的產業不斷創新。
　波特最擅長的是競爭優勢，所以特別談到價值。企業是否能提供客戶、消費者某些價值，而這些價值是別人不能提供的？不能複製、取代的？如果把他的理論再擴充一點，國家可以提供產業創新的環境，而這個環境是別人無法取代的，使得產業能創造出很獨特的東西。
　波特的所有出發點都是competitive（競爭的）而不是comparative（比較的），所以他會覺得我們的亞太營運中心太空泛了，他認為我們憑什麼設金融中心，能跟香港、新加坡拚嗎？甚至跟未來的上海拚嗎？沒有特色。
　他選取科技中心絕對是有道理的，而這個科技中心絕對沒有忽略傳統工業。產業在台灣生根的意義，是產業將最重要的活動放在台灣，而不是所有活動都放在台灣。核心科技和核心能力要留在老家，核心能力在哪裡，總部就應該在哪裡。
　我要談的第二點是關於創新的意義。其實創新是有程序的，從發明開始。第一個階段是較偏學術性的基礎研究，包括很多新科技的發明。要創新，第一個要問的是，第一階段的發明，我們有沒有？
　新科技發明後，還要將科技進一步發展，應用在產品或服務上。
　在台灣，我們都從產品開發開始，沒有走到前瞻性的地步，要走向前瞻性，需要完全不同的基礎。一家小型公司可能承受不起這種投資，但是我們是螞蟻雄兵，一家不成，很多家可以成。這是我們獨特的好處，但是人的心胸要大，大家一起貢獻做一點基礎創新，做什麼產品再各憑本事，也許政府可以支持。

爭取高科技實驗室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缺點，真正要做科技創新，也不能純粹是科技的推力，也需要市場的拉力。但這又有問題了，我們很少有自有品牌。因為沒有自有品牌，就不能直接接觸消費者。只有最終消費者才會給你不同的思想，這些思想可以吸收後成為基礎科技創新的一部份。
　波特為台灣把脈、診斷時，提到台灣學校這麼多，歸國學人這麼多。和新加坡什麼都是靠外國人不一樣，我們真的有自己的技術和企業。他當然沒有繼續指出我們應該怎麼做，但是人家點一點，我們應該可以看出來。
　我有一個小建議，我們也不要跟新加坡搶製造業，但如果我們不能搶到世界級的研究實驗室設在台灣，我們就輸了。
　這些實驗室在歐美很多，在亞洲很少，除了IBM在日本有一個，其他國家都沒有。飛利浦在台灣有很大的事業，兩年前我們就向總公司交涉，為何不把亞太地區的研發實驗室設在台灣？經過兩年的努力，終於說服他們。但我們的開辦費用比較高，要請外國研究人員過來，還有全球飛利浦網路的建立。一個工廠可以計算回收，但一個實驗室沒有回收，設立研發中心要比設工廠考慮更多。我們很榮幸飛利浦在台灣設立研發實驗室，我們很辛苦，因為我們成本比較高。新加坡也跟我們爭，但我們跟總部說，如果研發中心用的都是外國傭兵，研發中心有什麼意思？
　司徒達賢：
　所謂國家競爭力，就經濟面來看，是指這個國家的人民在各種產業的國際分工價值鏈上，能提供比較高、比較不可替代的附加價值。現在國際化時代，每個企業的哪種價值要放在哪個國家，是每個公司自己的決定，完全是經濟考慮。以政治和法律來限制別人價值的移動，長久來看是沒有希望的。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如何使人民在各種活動中的附加價值提高。
　不只高科技要人才，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也需要人才，像廣告、金融、保險業等，如果台灣人可以提供附加價值，較低層次的給別人做，能達到這種境界就很好了。
　現在很多人講台灣不夠國際化，環境不利外國人來台灣投資、居留，但如果所有國際企業都來台灣設立中心，高級職位都是外國人，台灣人只能幹祕書佐理的工作，台灣人的就業機會雖然增加，但層次都太低。這並不是我們改善投資環境、建立亞太中心的目的。提高人民附加價值才是重心。
　波特提到的義大利鞋業沒有什麼高科技，但義大利人做出來的鞋子附加價值很高。基本上是人的問題。
　我們談台灣的優勢產業，就談資訊電子業。當初外商來台灣建立電子業，為什麼外商不走，因為台灣有電子人才，基本條件是我們正好培養了電子業的人才。

教育要更自由化

如果我們回顧過去的成功經驗，政府能夠做的事情是建立良好的環境、吸引外資進入。外商可以先派人來，但是我們要培養人才，讓外商知道本地的人很有發展潛力，不但便宜、好用，而且一下就教得會，外商就會進入。如果沒有人才，就算交通、空氣特別好、房租特別便宜，外商也不會來。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過去我們以便宜的工資吸引外資的階段已經結束。我們大筆投資來賭一個行業、成立電子所、成立聯華電子這樣的事情也不能做了。未來也許有新的方法培養人才。
　我的建議是讓教育要更自由化，可以請國外的老師來台灣，讓學校有競爭、老師有誘因，將老師所教的內容與企業現在與未來需要的人才結合起來。
　老師現在都做很高深的學術研究、培養出很高深的學生，畢業之後只有出國念博士，回來之後繼續教一批將來繼續念博士的人。我們的學生很聰明、又用功，現在是需要一個機制，讓學校教的東西與產業的需求結合在一起。我認為這是政府可以做的事。
　除此之外，政府已經沒有什麼事可做了。政府能夠做的、而企業不願意做的，就是培養人才。
　我們可以參考新加坡的經驗。早期新加坡沒有管理人才，因為一九八○年初期的時候，只有台灣有會講華語的企業管理教育人才，就找我們去教管理。新加坡沒有管理人才，國家就挑選了六十到一百個人的團隊，到史丹福、哈佛、密西根等名校，硬是在五到十年內，把商學院的人才培養出來。在接軌期間就請了台灣、英國、印度等地方的人才來教。
　史欽泰：
　雖然我們現在批評教育，認為教育需要鬆綁，但是回顧過去的經驗，我們的人才實在是不錯。
　為什麼現在人才與社會的需求有落差？我想是因為學校與產業的互動關係不好。美國的產業與學校間的互動是比較好的模式。美國能夠將產業的需求、學校、理工科的教授、商科管理的教授與學生都結合在一起。學校可以得到實驗計劃、產業可以得到學校的創造發明、技術的結合。我認為這是可以提倡的環境。不過，這其中還有誘因的問題。美國的教授可以分享智慧財產權，但是台灣現在還不知道如何處理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的問題。
　我認為政府如果能夠把法規、新的遊戲規則訂好，政府就可以少做事，但是政府要花很多力氣先做這些件事。這些事做好了，以後就可以少做。例如科技立法、智慧財產權立法、環保都需要政府大力去做。
　民間不能做的、但是又需要很多投入的包括教育與研發，只是研發的做法可能與以前不一樣。
　我認為台灣現在的產業、技術已經相當複雜（sophisticated），不再是單一的。而且現在做研發的基礎建設也與以前完全不一樣，現在做研發不能悶著頭做，需要很多的網路、資訊。
　台灣的中小企業多，需要有一套科技創新的環境，例如群聚、策略聯盟這些分享的方式。
　許祿寶：
　培養人才不但需要好的老師、好的學生，而且學生與老師要留在這個國家裡。如果他們都跑掉了，我們就等於在替人家做事。
　我們也可以鼓勵大企業辦教育。遠東企業辦的元智不錯，台塑的長庚以及大同辦的學校都不錯。政府可以資助企業聘請全世界最好的教授。
　我們甚至可以與外國大學合辦大學。聽說外國大學最近開始全球化。例如密西根大學以自己的核心能力，在全世界辦學校，把學校當企業來經營，我們可以歡迎密西根大學到台灣。學術界應該不怕競爭，不要把門關起來。只要有好的老師、好的課程，哈佛、麻省理工學院都可以來。
　我認為培養好的學生、有好的研究主題、把人才留在台灣，這樣根就愈來愈深了。如果企業把最有附加價值的活動留在台灣，這個企業的根就在台灣。
　工研院有這麼好的人才，為什麼不出來辦科技大學？工研院辦大學可以作育人才、帶動新一代。
　史欽泰：
　生活品質也很重要。如果地方沒有吸引力，就留不了人。
　許祿寶：
　台灣除了生活品質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企業的股票。外國企業是給總裁很高的薪資，但是台灣不同，只要有貢獻，大家都有所獲。這可能是台灣經營者的獨特之處，台灣模式，讓所有的員工都共享，只有在台灣有機會共享。
　司徒達賢：
　我認為工研院應該授學位、開碩士、博士班，這樣對國家、工研院都好。現在很多優秀的人想念學位，或是很多想到工研院學本事的人，就不能念學位，這很可惜。其實工研院的人都是博士，都有資格當教授。第一流的人就不必到國外念博士，畢業後就可以連人帶計劃轉移到工業界，也不必工研院養它一輩子。
　我們的政府現在是按功能分工，有教育部、經濟部。但是教育部在談教育的時候，想不到產業人才、經濟發展的問題。經濟部談培養人才的時候，也想不到社會上已經有許多大學。這就像公司的業務部門、人事部門各行其是。
　大學法說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研究高深學問只是大學的一部份，大學絕大部份是培養國家發展所需要的人才。
　此外，大學的價格要有彈性、進入障礙也要降低。現在私立大學辦得再好，也不能提高學費，真心辦學的人就要貼錢。但是要辦學店賺錢的人，因為有進入障礙的保護，競爭者少，也收得到學生。因此不要有太多的辦學限制，例如校地的大小。只要有合格的老師，就可以辦學校，學校間就有競爭，才會刺激學校設法吸收好的學生，學校才會有策略。
　問：波特來訪對台灣有什麼貢獻？
　許祿寶：
　波特來台，至少使得競爭力的意義，比過去要來得清楚，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可以累積一些全民的共識，可以趁機會把力量集合起來。
　競爭力是一個很鋒利的觀念，不僅適用在國家和企業，甚至可用在個人。我想也是波特會這麼重視的原因。
　波特是非常有焦點的，關於競爭力的指標，在波特看來，那幾百個點，雖然都不能太差，但也不可能每一點都第一。只要拿出五點、十點是最好的，就建構了整個競爭力，波特對台灣的觀念有聚焦的作用。
　問：台灣有哪些服務業有競爭力？
　司徒達賢：
　現階段政府已無法決定哪個服務業有前途，可以大力扶持。政府已經不需要關心這個問題了。政府不必做資源分配的決策，只要創造一個自由化的環境，自然有人會發掘哪個行業有成功的潛在條件。
　問：自由化是否也有缺點？例如有線電視自由化後，內容愈來愈庸俗。
　史欽泰：
　這就是波特所說，沒有挑剔的顧客的結果。產業要升級，一定要有挑剔的顧客。這也是人民需要教育的一部份。
　司徒達賢：
　學校裡從來沒有教過我們如何提升消費的品質？如何提高欣賞的水準？大家都是每天拚命念書，然後就亂玩一通，所以層次就是這麼低。從小沒有群育，怎麼合作？沒有美育，怎麼做設計？
　許祿寶：
　台灣的人愈來愈庸俗化，對所有的事情都不挑剔，這可能是台灣的一個大危機。如果我們的人素養不夠，沒有理想，隨波逐流，這個社會會有問題。這個社會生態，和環境生態一樣，都被污染了，這會成為我們發展的瓶頸。如果人民不合作、不守法，會把我們競爭力的基礎吃掉，這只有靠我們自己的覺醒才能解決。
（金玉梅企劃，吳韻儀、王正勤、張素璇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