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股市真正大炒手

接近中午時分，位於復興北路與南京東路交口的元大證券營業廳，數以百計的電視顯示器前，吸引著幾千隻滿是專注的眼神。
　突然間，營業廳的擴音器響起，「十一點五十七分」、「十一點五十七分十秒」……，收盤前倒數三分鐘計時。
　一位五十幾歲的中年婦女，在倒數前最後一分鐘，飛快抓了一張藍色的單子，賣出當天早晨買入的股票，匆促填寫完畢，交給營業員，還沒鬆口氣，就聽到十二點的收盤報時。頓時，螢光幕跳躍的數子，戛然靜止。
　當天指數以八千兩百點作收，成交量高達一千六百億。台灣經濟規模（GNP)的排名是世界十九，但是股市成交量卻高達第四位。
　「從今年春節以來，股市每天都是上千億的交易量，有四成以上都是當日沖銷（當天買進、賣出，賺取差價）、搶短線，」元大證券一位資深副總經理不諱言地說。眼見營業廳充斥來自各個行業、不同階層、年齡的看盤投資人，他說，「現在的氣氛，彷彿又回到了民國七十八、九年，股票市場成為全民運動的情況。」

「居高思危」錯了嗎？

　負責管理市場交易的財政部證管會第三組，已收到工廠經營者打電話來抱怨：員工都無心上班，不是辭職、就是請假。
　證管會一位高級官員表示，台灣證券市場開戶總數，約有五百多萬戶，在平常時進出的戶數，大約四、五十萬戶間。但是最近的統計資料顯示，每日進出市場的戶數已經超過一百萬戶。顯示有將近一半平常不進場操作的投資人，都在節節攀高的股價中，被吸引進場。
　「這也是我們最擔心的，表示一般人已經開始把口袋的錢，掏出來丟進股票市場，但是，他們是否具備應該有的投資知識，就是最大的問題，」這位官員拿著散戶投資者仍佔股市九○％的統計，擔心的說。
　見到股市價量驟漲的情況，學者出身的中央銀行副總裁許家棟，拋出了一句：「居高思危」的警語，立刻遭到毫無利益迴避專業規範的立法委員一陣痛批，質問央行是否要採貨幣緊縮政策。
　嚇得去年因國票案遭到彈劾的中央銀行總裁許遠東趕快撇清，一再對質詢的立委表示：「中央銀行沒有要干預股市。」
　「該有人講話了，看看量這麼大，危險極了。一出問題，又是一般老百姓受害，政府要負責任的，」一位內閣閣員十分擔心地在交通銀行九十週年的酒會上對許家棟說。
　不只這位曾經擔任過財政部長的內閣閣員擔心，管理股市的證管會高級首長，看著手上的統計資料，已經開始預作防範。證管會主任委員呂東英，原本打算三月中旬到國外休假，也決定留在台北家中。
　儘管看到股市從春節前後開始，每日以千億計的成交量往上衝，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股價指數就由七千點一路飆越八千大關。
　但是，負責證券市場管理重責的證管會，卻像個水庫管理員，只能眼睜睜看著水往上衝，不能阻止大雨滂沱造成的水庫滿溢之災。
　本來證券市場應該是國家的經濟櫥窗，許多證券市場的專業人士卻一致認為，「這波股市的飆漲，完全是由政府領頭帶動的資金行情在主導，與經濟基本面幾乎不發生關聯。」
　根據主計處的統計，去年台灣經濟成長只有五．七一％，遠低於六％的目標區；重要的景氣指標——投資年增率，還呈負成長。

政治利空就有經濟利多

　最近這波股市的飆漲，其實肇始於前年底、去年初，中共兩次對台發射導彈。財政部一位高級官員回憶，當時股市受到波及，急遽下跌，行政院公開宣誓護盤的決心，召集銀行團組成安定基金進場買股票，前後注入不下兩、三千億的資金。
　「政府不能阻擋如潮水般外逃的資金，投資國內的證券市場，卻是可以掌握的範圍，」這位官員分析。
　接著，政府的各種基金也開始應聲進場。規模兩千億的勞保基金，就有六百億可以用到股市投資；一千一百億的勞退基金，也有三成可以投資在證券市場。
　「當時由中信局負責操作的勞退基金，每天都向記者發消息，告訴我們勞退基金都買了哪些股票，」自立早報採訪財金新聞的記者蔡垂興，清楚的記得。
　連過去一向不涉足股市的郵政儲金，也一反常態直接投入股市。「總額一千六百億的郵政儲金，將近五百億進入股市，」一位財金官員解讀為什麼郵匯局長許介圭去年內閣改組時，會意外升任交通部政務次長：「這是護盤有功，論功行賞。」
　維持股市榮景，一直是執政黨多年來的政治迷思。「每當遇上政治大利空時，政府一定會提供經濟上的大利多，」一家英商投資機構的負責人觀察。
　去年兩岸危機以來，國內投資情況呈現前所未有的低潮，在資金大量外流的情形下，「政府是利用股市，讓大家根留台灣，」他說。
　最具代表性的要算執政黨黨營事業黨管會主任委員劉泰英，不論宋楚瑜辭職、鄧小平過世，甚至股市超過八千點，他一致認為，股市值得繼續投入，應該繼續上漲。

政府是最大的投資人

　這位外商投資機構的負責人分析，根據實質的數據資料顯示，不論放寬外人投資股市的幅度有多大，國外法人基金佔股市總值的持有比例，在一○％上下；如果按股市交易量看，外國法人只有三％。換言之，股市這次翻騰上揚，還是導源國內資金，外資所佔比例很低。他說：「政府就是最大的投資法人。」
　除了政府基金及國民黨營事業介入外，股市上揚重要的發動引擎，又要歸咎於中央銀行將近一年半的寬鬆貨幣政策。
　「央行為了搶救飛彈危機時所造成的大量資金外流，前後五次存款準備率調整下來，保守估計，少說也創造兩千三百億的強勢貨幣，」一位金融機構負責人表示。
　但是，企業投資意願低，失業率不斷提升，資金需求遠低於供給，中央銀行釋放出的強勢貨幣，營造前所未見的低利率水準——銀行同業拆款利率一度跌到四％上下、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不到六％，與活期儲蓄存款相差無幾。
　「資金寬鬆、低利率，沒有投資管道，自然就將資金引到股票市場，」寶弘證券副董事長王正元說。強勢貨幣的效果，通常三到六個月時間就可以看到，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去年下半年股價一直持續攀高。
　「政府帶頭作多的氣氛一旦形成，就成了一股擋不住的氣勢，中央銀行再緊縮，也很難產生效果，」建弘投資信託基金一位研究員分析。
　民國七十八年四月，當股價在四個月內由五千點狂飆到八千多點時，中央銀行緊縮銀根：大幅調高存款準備率，也沒有止住股價的漲勢。一直延續到七十九年二月，一萬兩千點股市再也撐不下去，開始無量下跌。
　「這也解釋為什麼，今年二月中旬中央銀行第一次緊縮銀根五十億，股市幾乎不受影響，量價繼續齊揚，」他說。
　一家本國基金的負責人舉例指出，儘管證管會在今年初暫緩審查五家投資店頭基金的申請（總額至少兩百五十億元），但是只能使去年飛漲的店頭市場降溫，對於集中市場產生的效果卻極為有限。「畢竟證管會管不了全體金融體系的資金流向，更不敢公然論及股市價格，」他說。
　多年來執政黨慣用「股市長紅」的利多競選策略，對翻騰中的股市更有火上加油的助力。「執政黨慣於在選前一年開始在市場加溫，一直到選前四個月，賺足了選舉經費，再去布置選情，」一位在證券業前後二十一年的證券經紀商，毫不避諱地說，「連劉泰英都說，股市過了八千點還有上漲的可能性，證管會敢不敢辦他哄抬股價？」
　但是，股市急漲可能引發的危機，已經昭然若現。
最讓主管機關擔心的是，目前股市交易中，有三千四百億的資金，是透過金融機構融資而來（投資人直接向證券金融公司貸款購買股票）。融資比例與自有資金，幾乎是各佔一半。與七十九年大都是自有資金，有明顯的不同。
　眼見高額的融資比例，多次經歷股市起落的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李仲英謹慎的提醒，「信用交易比例過高，一旦出狀況，就會影響金融支付系統，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與金融危機，一定要顧慮。」
　高達四成以上當日沖銷的短線交易，更讓負責證券市場管理的證管會，不敢有任何鬆懈。

誰是最後一棒

　「證券商如果徵信工作有差池，一個軋不平，就會出現違約交割。金額小還罷，金額大，就會產生連鎖效應，」證管會一位負責監管交易市場的主管，清楚記得股市主力炒作華國、厚生等股票，違約交割遺留下的爛攤子。
　生產力追不上金融性資產膨脹，是民國七十九年股市崩盤的主因，怡富證券公司總經理胡世芳表示。
　「台灣的股市仍然停留在散戶主導的型態，使股票市場成為理財工具的成熟狀態，還有一段距離，」台大財務金融系教授劉憶如說。
　最讓人擔心的還是最後一棒被套住的投資人，所連帶產生的社會問題。一位內閣閣員焦急的指出，「這個時候，政府應該拿出政策，至少不能再讓它急漲，」他說。除了中央銀行應該採取和緩的緊縮外，更需要相關單位的配合，例如公營行庫的釋股，就應該在這個階段提出。最要緊的是，許多政府基金，不應該在目前的高檔中還要湊熱鬧，各個爭著進入股市。
　根據過往的經驗，泡沫經濟帶來的資產膨脹，對台灣造成的災害，是極為慘烈的。
　依據中央銀行的研究報告指出，八十年代後半期的泡沫經濟，帶來明顯的所得分配不均，所得高低的差距倍數，由一九八六年的四．六倍，逐年擴大到一九九三年的五．四二倍。單位產出勞動成本五年間上升超過一七．五％（一九八三∼一九八八年），使得台灣競爭力大幅削弱。
　更糟糕的是房地產及股票價格狂飆，嚴重打擊一般人的工作意願，還可能是台灣的勞動參與率由一九八七年的六一％，降到一九九五年的五八．七一％的重要原因之一。
　台大財務金融系教授劉憶如說，急漲的股市最大的後遺症，是引起價值體系的崩潰，也就是將台灣最重要的發展基礎——辛勤工作的美德徹底摧毀。
　急著搧火、掠取短期利益的決策者，賠上的可能是台灣長期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