甦醒的浪頭 —上海竄升世界都市

大陸作家余秋雨這樣描寫二十世紀初的上海：「殖民者、冒險家、暴發戶、流氓、地痞、妓女、幫會，一起湧現；另一方面，大學、醫院、郵局、銀行、電車、學者、詩人、科學家也匯集其間。黃浦江汽笛聲聲，霓虹燈夜夜閃爍，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多種激流在這裡撞合、喧譁，捲成巨瀾。」
五十年共產主義統治，如今，上海卻呈現著資本主義的風貌。世紀末的消費性社會開始形成，並且吸引更多的國際投資者與商人。
當台灣仍然為亞太營運中心徘徊不進，上海已經悄悄登上世界城市的版圖，直接挑戰台北。
二○○一年，一棟一千五百英尺，世界最高的建築將出現在上海浦東。而美國財星雜誌前五百大已有四十三家在上海有子公司，四十家跨國銀行分行在上海設立。
根據外貿協會的統計，僅九五年上半年，在上海註冊投資的外商企業達到一千兩百家，投資總額六十一億美元，同期間投入全台灣的外資僅僅十億美元。有一塊錢的外資進入台灣，就同時有六塊錢進了上海。
上海雄心勃勃。相較之下，台北已老，這個在六○年代隨著台灣經濟起飛而成長的城市，是否不再能追上九○年代的腳步？是否會在下一回合的國際競局中敗給上海？
但是同時，從上海火車站滾滾而來的內地人潮，擁擠老舊的住宅區，腳踏車充斥著城市每個角落，又使人想起第三世界超大城市。上海是否真的擺脫了半世紀低度發展命運？

新發展磁場

毫無疑問，上海是九○年代的明星，真正開始成為世界大城市的候選人。根據上海統計局的資料，五年之間，外資湧入上海的數量是過去四十年的十幾倍，九○年代城市建設的投資超越過去四十年的總和，都市景觀開始大幅轉變，外灘逐漸回復繁華面貌。
但在快速發展經濟與大興建設的同時，上海也面臨著貧富差距急速惡化、失業率節節上升、新舊市容衝突與產業結構變動帶來的種種人力供需失調的問題。
上海快速發展對台北帶來的挑戰值得台北注意；而上海在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也值得台北深思。
從九○年代，以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位居要津，北京才真正放手讓上海發展。解開了套在頸上的重重限制，上海像脫韁野馬一樣的可以奔馳在綿延無際的自由市場上。
但上海遲來的開放，卻因緣際會碰上國際資金流向亞太的熱潮。世界銀行今年三月發布的世界金融報告顯示，全球對開發中國家的投資六○％流向東亞，九五年中國大陸的外資（FDI）達到破紀錄的三百八十億美元，遙遙領先第二位的馬來西亞的六十億。
長江三角洲本來就是大陸最富庶的區域，現在更成為西太平洋沿岸進展最快的「成長三角洲」。以上海為龍頭，結合了蘇南地區原有鄉鎮企業，現在又有蘇州各縣市雄心勃勃的大力開發，發展的力道銳不可擋。
上海似乎沈浸在世紀末的發展強波中心，南京路如火如荼興建中的大樓，從去年就高掛起巨幅布條：「離二十一世紀還有一千五百天！」
為推動上海成為國際經濟中心，回到世界舞台，上海擬訂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發展戰略。這不但是大陸在現有五年計劃的格局下，第一個十五年發展計劃，延伸到二○一○年，甚至更久。並且這項跨世紀的都市發展藍圖，可以說是大陸在世紀末投注最大心力的「實業計劃」，受到北京中央的全力支持。

跨世紀計劃雄心萬丈

上海十五年戰略的總目標，在使上海成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而將浦東建成世界一流的多功能的現代化新區。
所有這些看似天方夜譚的超級計劃，上海已經開始驗收一些成果，地鐵是其一。
票價人民幣兩元，從人民廣場站上車，往上海北邊或南邊，都只要半個小時，速度快，車行與香港地鐵一樣平穩。每一站停車之前，都會以中英文廣播站名，並且介紹車站附近的商場，商業氣息比香港的地鐵還濃。
上海再度展現國際都會的潛力，除了大環境的改變提供了崛起的條件，在中央極權體制下，政府的規劃能力、行政效率，也是上海能夠掌握住這波競爭優勢的主因。這一點，是台北與之相較，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上海的台商觀察，上海政府的行政效率很高，公共工程速度非常快。例如，內環線兩年通車、跨江大橋一年完工。九四年底，下一道命令，內環線內禁鳴喇叭，一個晚上就聽不見喇叭聲。「第二天覺得怪怪的，司機告訴我才知道，」上海中興百貨總經理馮仁厚，描述他的親身經歷。
「不能忽視這樣的力量，」一位台商指出。
制度的改革也如火如荼地進行，制定法律是其一。從全國人大到地方人大，到九七年底預計將有一五二部法律修訂完成，全部和經濟發展相關。包括中央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國家預算法、證券法、信託法。其中的商業銀行法，就是由上海負責起草。
法律的變革之外，上海進行公共工程的方式，已經揚棄過去完全依賴政府財政的做法，而充分運用現代國際合作的各種管道與借用外資。
市政府建設委員會的官員表示，像內環快速道路是世界銀行貸款，兩座跨黃浦江大橋（南浦、楊浦）由亞洲銀行貸款，地鐵由德國政府貸款。還錢的方式，除了發行債券、批租土地外，就是讓公共設施的經營權有期限出讓。
上海正企圖擺脫社會主義國家的通例：低落的政府士氣。不少台商認為，公權力貫徹與公共工程建設速度是上海具有的優勢。

培訓跨世紀接班人才

規劃上海的核心人物，也不同於過去大家對大陸官員的刻板印象。
上海外貿學院副院長周漢民，是先後幾任市長在國際經貿方面的諮詢對象，除他之外，參與上海規劃與被諮詢的專家還有銀行行長、外匯交易中心的總經理等。
不少台商也都認為，上海官員的素質不錯，多具有國際觀，並且相當有效率。
從上海規劃院總工程師的位置上退休的黃富廂，現在是顧問。每天還去辦公室，在那裡吃午飯，午休。他一直強調，「像我現在還精力旺盛」，強迫退休真不合適。
黃富廂走了很多地方，八○年日本，八三年美國、香港，八六年威尼斯首都會議，八八年巴黎、里昂，九○年大阪的首都會議，他都參加了。
改革開放以後，「投資者不再是講俄語的人，轉軌時真是疲於奔命」。原來俄國那套是很機械性的規劃，要全部改掉，黃富廂說。
為了推動上海跨世紀計劃，現在大陸已經在積極推動跨世紀接班人計劃，培養下一代的政府領導人，適應未來更為複雜的管理事務。
上海的「百人工程」，訓練一百名市政官員；「千人工程」則儲備一千名工程專業。特別拔擢指定要培養的人才，這些人都是在區級或局裡的第一或第二把手，常常送到國外培訓，包括語言與專業。
人才年輕化是第一個可見的成果。「五年前，上海官員都是老頭，現在全部是年輕人」，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孫施文指出，這是中央的政策，「鄧小平自己二十六歲當軍長，他要培養三十五歲到四十歲這批人。」

兩千美元消費社會

外資的新式百貨公司九○年代開始進軍上海。台灣來的第一家是中興百貨，九三年三月十八日開幕，據上海中興總經理馮仁厚回憶，開幕時的轟動讓他難忘，整個槽溪北路都是黑壓壓的人頭，人潮把鐵捲門壓壞，最後實在控制不住，被迫把玻璃門卸下來。「當天關門後，揀到的脫落鞋子就足足裝了一整個大籮筐。」
現在上海人要看巴伐利亞管絃樂團的演奏，得花兩百元買一張票，過去二十塊也不要。
只要扭開收音機，很容易聽到比台灣更多樣的國際音樂，有專門介紹德國流行樂、法國流行樂的音樂節目。上海奧美創意總監曾彗榕的辦公室內總開著收音機，她視之為充電最好的方式。
節日般的氣息，尤其在週六的南京路。上海市政府規定當天車子不進去，只讓人走，整條街都是購物的人潮，從陸橋看下去真是萬頭鑽動。
但上海絕非回到三○年代，跑馬場裡的看台拆掉了，殖民社會的遺跡逐漸凋零。附近矗立起露天的超大尺度電視看板，傍晚下班的人抬頭就看到張學友銀幕上的MTV，這又是後現代的前導。
事實上，上海的平均收入已經逼近兩千美元，而全中國大陸人均GDP才兩千人民幣。九三與九四年一年之間，上海的國民儲蓄增加了四百億人民幣。隱藏性的收入可能更多，精通市場的台商知道，大陸國營企業發薪有時突然多發了兩千元，不算正式薪資。
有線電視在市區內幾乎家家都有，張德培的比賽實況轉播與台灣同步收視。透過電視，資本主義的魅力輕易進入每一個上海家庭。

典範轉移困難重重

繁華再現，上海拔地而出的競爭氣勢，背後也有極沈重的包袱。
四、五十年的歷史劇變，已經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與先進國家間劃下了深刻的鴻溝。
長榮集團在上海與港務局合資貨櫃站。總經理魏倫瑞提及剛來上海時，「找箱是人工作業，箱子在哪裡也不知道，是台灣幾十年前的方法。」後來使用台北長榮電算室自己開發的箱務管理系統，才發現部份工人不認識ABC。
捷安特總經理鄭寶堂指出，台灣只要一個高工畢業的到工廠立刻可以上手，因為學校設備齊全，電腦早就很熟。但上海電腦的普及率幾乎是零，連影印機也一用就壞。
台灣來的設計師李春芳在上海悟出一個道理，品管是整個國民素質的表現，與生活經驗根本分不開來。
要學的東西還包括美學。「上海離賞心悅目還很遠，他們不太重視複雜的東西與品質，平面照片甚至都要去香港找」，上海奧美廣告創意總監曾彗榕說。奧美為了拍廣告片，還是要到香港、到台灣找製作公司拍片，「每個月花在旅費與電話費不知有多少。」她回憶，三年前要買紙筆都要從台北帶過來，用投影片的時候，用完還要擦掉，下次繼續用。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新貧與新富同時出現，失業更是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
根據大陸官方數字，失業率只有二．八％，但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一般中國城市的失業狀況是一六％。許多失業是隱藏性的，企業已經維持不下去，卻用停工待料、優化組織等名義，讓工人回家等待重回工作崗位的機會。但這些人真正回到工作崗位的機會微乎其微。

扯裂的社會

失業情況最嚴重的是紡織業，同濟大學教授孫施文指出，紗錠廠向新疆轉移，五十萬工人中有三分之一失業，「這些四、五十歲的人，當年上山下鄉，現在又從工作崗位上下崗。他們教育程度都不高，也很難轉業。」社會學家估計整個上海下崗人數去年就不少於三十萬人。
上海的產業政策與國際都市發展政策，已經使得這些工人走上一條不歸路。高耗能、低附加價值的工業，都要轉移出去。上海已經不再是工人的天堂，現在急遽向服務業都市轉向。紡織工廠的女工變成商場的店員，鋼鐵工人變成出租車司機。美國社會學家密爾斯（C. Wright. Mills）在三○年代看到美國社會所出現的白領普羅階級：百貨公司的女店員、打字員、祕書、護士、司機、飯店服務生，正逐漸形成上海新的工作與生活類型。
要了解這個新形成的巨大社會差距，只要到上海西邊的古北新區住宅群，與東邊南市附近的老舊里弄繞一回就清楚了。大部份的外商幹部與不少台商，都住在古北新區，附近是虹橋開發區的觀光飯店群、辦公大樓、經貿大廈、友誼商店、充斥洋貨的超級市場，一晚上萬元台幣的道地義大利餐廳。
但是更多的地方是窄小的巷弄，幾家人共用廁所，有些住房空間太小，洗菜、燒飯、刷牙、曬衣服都在巷子。晚上經過有些人家，不滿三坪的客廳裡面黑呼呼的，只點一盞小燈泡，整個客廳被電視螢光幕的閃光完全佔據。當然還有更多人因為都市開發，房子被拆遷，每個月領房屋津貼到處尋覓棲身之處，甚至住到郊縣。
上海的都市無產階級在世界城市的邊緣中形成，新貧與新富同時出現。沒有人知道這個問題到底有多嚴重，會不會自動解決……。

上海V.S.台北

華東師大教授寧越敏提醒：「上海再特別，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政策，離不開世界經濟。」
上海仍然是中國大陸的一部份，九○年代分沾了世界對中國經濟成長的強烈信心，得到快速的發展。但是中國大陸社會四十年來累積的各種問題，也不斷凸顯在上海的社會內部。上海每向世界城市靠近一步，似乎衝突與問題就多浮現一分。
十五年可以把城市造起來，地鐵與摩天大樓蓋完，但似乎不能立刻造成一個真正現代的社會。
台灣如果有優勢，似乎在比較成熟的社會，人與人的互信、友善的人情、比較均等的發展、開放的政治。但是在政府戰略規劃、效率與管理能力上卻嚴重不足。
亞太城市二十世紀最後五年的競逐，也許台北要學習上海，上海要學習台北？

上海跨世紀計劃

一九九○年，中國大陸正式宣布要開放浦東，並要在九○年代開始全力把上海「重建」為金融中心。九五計劃以及二○一○年的遠程計劃，都朝向同樣的方向。
具體目標是達成國內生產總值兩兆人民幣，三、二、一級產業的比例為六○：三九：一。外資金融機構能有三百個以上，跨國公司總部及分支機構五百家，上海外貿依存度達到五○％。證券與期貨市場交易額佔全大陸的八○％與○○％。
基礎建設上，要建新的浦東國際機場，年航空客運量達到六千萬人次，上海港一年貨物吞吐量達到二．八億噸，電話裝機容量一千萬門。
而在城市內部，將大力調整產業的空間布局。把高級管理、金融、信息等第三產業向中央商務區（CBD）集中，工業則向郊區甚至外省遷移。
預計今後五年，至兩千年前，上海在城市基礎建設上，將要投入一千五百萬億人民幣，以增強城市競爭力。基礎建設包括上海第二個火車站、三條地鐵、四條高架捷運。貫穿上海東西向的地鐵二號線（靜安寺到外灘）已經在進行。滬寧與滬杭兩條高速公路，估計今年可建成，京滬高速鐵路正進行可行性評估。而今年中共國務院又宣布上海深水港十年計劃，目的在使上海成為航運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