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西根大學教授黃亞生：鄧後中國不會逆轉

問：鄧小平去世後，你認為中國大陸會如何演變？
　答：我不認為會崩潰，可能有地區性動亂，但不會有全國性的動亂。出現動亂是一回事，如何處理動亂又是另一回事，小動亂處理不當，就會變成大動亂，例如一九八九年六四運動，領導者如果能等二十天，可能事情就過去了，不必出現坦克。歷史常是偶然造成的，但我們不能把偶然當成必然，就推斷鄧後中國一定會潰敗。
　問：你為什麼會對中國大陸這麼樂觀？
　答：很多人認為中國貧富不均，經濟發展成果沒有普遍為人民所享。但事實上，農民從一九七九年到八四年，所得就增加了一倍。七九年，有兩億七千萬人口生活在政府認定的貧窮線上，現在則只剩一億。地區差異也在減少中，一九八○年代全中國所得增加率第三高是新疆，超過很多沿海省份。
　中國大陸的貧富差距雖然沒有台灣、韓國平均，但比拉丁美洲國家好，大約和泰國、馬來西亞差不多。社會上中產階級已出現，也往穩定方向發展。
　通貨膨脹確實是中國需要控制的問題。但如果比起東歐、俄羅斯等國，同樣從共產主義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國家裡，中國的二八％通貨膨脹率又比波蘭的三三％（改革最成功的東歐國家）、俄羅斯的二○○％好太多了，大家應該拿同性質的國家來比。
　問：在政治上，很多人認為中共已是強弩之末，在二十年內很可能崩潰，你認為如何？
　答：我認為剛好相反。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政府仍然具有權威，治理能力也毫無減弱，中央對地方仍然有相當駕馭能力。

鄧後政局穩定

　我認為鄧小平死後五年，政局不會有太大變化。江澤民維持不住，也會有別人出來，雖然個人可能有變化，集體領導的原則不會有變。除非出現一個像毛澤東一樣瘋狂的人物，中國會照目前情況走下去，但現在不可能再出現一個像毛澤東那樣，可以集權力於一身的人物了。
　高層政治也出現某種制約和平衡，例如人民大會代表曾推翻李鵬的戒嚴令，人大委員長也掌握在有實權的政治人物手中，不再是空泛的頭銜。
　中共也開始准許基層選舉村長級的幹部。全國四二○萬個村莊中，已經有五分之四至少進行過一次選舉。據一些學者做的報告，進行過選舉的村莊，在計劃生育、收稅、反貪污上都有進展，開始產生公民監督的效果。

中央權威仍在

　至於很多人擔憂，中央政府已不能駕馭地方官員，這些人應該了解到中國不是聯邦制，而是中央集權制。地方官員是由中央派來的，違抗命令者，只是少數的少數。而且，很多地方官員看到東歐及蘇聯推翻共黨後所遭遇的困境，也心有警惕，不願隨便和中央發生衝突。大陸的政治心態，已和八九年天安門事變後有很大不同，現在他們是望治心切。
　至於中央政府的徵稅能力（代表政府統治能力）是否減弱，各方說法不同。但北京政府每年稅收仍以六％增加，一九九四年下半年，中國實行附加稅，使得政府收入增加二二％。西方媒體一再描述廣東藐視中央政府，但一九八○年代，廣東上繳中央政府的稅收，卻超過應繳的七五％。這也表示，中央可以駕馭廣東，就可以駕馭任何省份。
　縱使鄧小平過世，中國也不會再蹈歷史覆轍，軍閥割據不太可能發生，那是歷史的偶然。清末民初被列強瓜分，導致國土四分五裂，但割據的軍閥仍然聲稱，割據是為了統一天下，而不是永遠割土分裂。民族主義，以及強調領土的完整，反而成為東歐共產主義滅亡後，維繫中國社會的重要思想資源了。台灣獨立不能見容於中國大陸，也就可想而知了。

鴿派翻臉變鷹派

　問：如果台灣聲明獨立，中共真的會武力攻打台灣嗎？
　答：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態度很奇特，黨、政、軍官員認為，只要台灣不要求獨立，什麼都可以和台灣好好談，這時大家都是鴿派。但台灣一要獨立，每個官員就馬上變成鷹派。人民也是一樣，平常不會對台灣關心，但一但台灣要獨立，大家的民族主義情緒就高漲。你不去挑逗它，他們就是鴿派，一挑逗就是鷹派。
　台灣領導者應該從更廣的層面來看獨立這個問題。台灣獨立不僅是台灣的事，也不單是大陸的事。一旦台灣要獨立，中共必定會武力干涉，這時軍方發言權就會增加。軍方多趨向保守，他們會阻撓經濟發展，這時更要整建軍備，佔掉經濟發展的資源。這樣會斷送中國往良性發展的前程，也會導致動亂，更危害亞太地區的和平。所以，台灣長久安定繁榮，繫於中國大陸能否長久安定繁榮。
　中國大陸正處在政治不穩定期，台灣領導人要有耐心。誰知道再過十五年，說不定中國大陸對台灣寬容性可能會增加。但在這個時刻，如果一味為了取悅民眾、為了取得短期心理平衡，犧牲長期福祉，很不智，也對人民不負責。
　問：中國大陸難道就一帆風順，沒有大問題了嗎？
　答：我不是說沒有問題，它有很多問題，尤其是人口增長帶來的巨大壓力，農業發展也到了盡頭。我覺得最嚴重的還是貪污腐敗，如果不消除，民怨加深，後果很難想像。
　我只是強調，鄧小平去世後，中國不會如俄羅斯般解體，或發生如波士尼亞般的內戰。經濟改革加速，有自己的推動力，要逆轉是很不容易。